如何认识特朗普-马斯克的“美式改革”？

如何认识特朗普-马斯克的“美式改革”？

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刚满一个月，已经在国际国内投下无数震撼弹，尤其是他任命埃隆·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DOGE）”负责人，把“刀刃向内的改革”指向美国国际开发署、五角大楼、财政部、国税局等一众往日令人生畏的权力部门，并对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大幅压缩经费、大规模裁员，引起轩然大波。

毋庸置疑，特朗普和马斯克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改革风暴，即使是远在中国的我们这些吃瓜看热闹群众，在褒贬点评特朗普-马斯克新政的同时，也有人为他们的安全担心：这两个人已经站在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美国社会金字塔之巅，拥有了极致的权、钱、名、利、地位，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搞改革？支撑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背后的政治博弈又是怎样？

显然，不能用常人追名逐利的思维去看待特朗普-马斯克。他们改革的兵锋所向，是所谓美国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他们的野心或理想，不是改变个人命运，而是承担起改造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改革，不仅是个人行为，背后有着强大政治力量支持。因此，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命运、意识形态、权力与权利架构的宏观层面来思考特朗普-马斯克的改革，探究他们改革的目标、动机、行为、后果。

美国的国家机器和政治架构，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但对自由主义本身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分歧的核心，一是如何定义个人权利即人权的内涵与外延，涉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政府的关系，集中表现为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边界的此消彼长；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应该追求更多的社会公平？还是更高的经济效率？

大体来看，民主党倾向“左翼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平、平等、多元包容；共和党倾向“右翼自由主义”，强调传统价值观、经济自由、小政府原则。当年民主党奥巴马总统主持医改法案，核心诉求是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今日特朗普-马斯克改革的核心诉求，是精简官僚机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经济效率。在两党各自内部，又都存在温和、中间、激进的多种势力，由此形成了错综复杂、长长链条的政治光谱。

进一步看，左翼自由主义倾向于不分种族、民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追求人人平等、支持堕胎权、LGPBTQ+权益、改革移民政策，但激进势力把“平等”演绎到极端，甚至追求“动物权利”与人权的平等。右翼自由主义更青睐美国历史传统中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以增加上帝荣耀的信念，强调个人责任和家庭伦理、反对堕胎、支持枪支权利、反对移民政策改革，但其激进势力中隐藏着白人至上的潜流。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美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不仅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和多元利益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走向。

二战后，左翼文化和觉醒主义的声浪越来越大，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中，左翼自由主义在美国逐渐占据上风。所谓“白左”“圣母婊”式的政治正确，尤其是在高校、东西海岸大城市占据优势。为了反对“多数人暴政”，把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演变成了少数绑架多数的现实，极力吹捧“环保少女”，过度张扬多性别取向（LGBTQ）、黑命贵（BLM）、非法移民等少数群体的权利。

这引起了因全球化和产业转移而利益受损的中西部“铁锈地带”蓝领工人、民众和传统基督教新教信众的强烈不满，后者正是共和党的票仓基础，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EGA）竞选口号的拥戴者。

面临一系列刑事、民事调查和指控，躲过二次枪击、二次弹劾、二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把他在监狱拍的“嫌犯大头照”经过装裱挂在了椭圆形办公室走廊上，这是不认罪、意欲复仇的示威？还是展示内心无比强大而坚韧的个性？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和生物生命，始终面临威胁，这驱使他紧紧抓住“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纲领，这个政纲准确反映了共和党右翼自由主义势力的核心诉求，甚至发展成有人称之为“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

特朗普赢得大选，意味着美国主流民意厌倦了流行多年的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宁愿选一个虽有私德缺陷、劣迹斑斑但能代表他们诉求的强人当总统。而特朗普的个人命运，也与MEGA运动紧紧捆绑在了一起，这是美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政治选择的结果。

“让美国再次伟大”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美国已经或正在衰落”，而美国衰落的苦难，大多落到了中西部“红州”民众头上。如果选票能代表真实民意，那么，特朗普的胜选，证明美国主流民意认同了“特朗普主义”。特朗普的行为，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美国社会一段时期内主要政治力量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美国衰落了？在特朗普看来，是民主党执政的前台政府和幕后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既然如此，那么，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对策，第一步就是搬掉民主党拜登政府，这已经实现，特朗普二次坐上了总统宝座，获得了人民授权。第二步就是要让MEGA政纲落地实施，但遇到了“深层政府”的阻碍。于是，拔除“深层政府”就顺理成章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这项任务刚刚开始，重担落在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DOGE）身上。

一届政府任期只有短短四年，必须抓紧时间，这使马斯克的改革具有了极大紧迫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雷厉风行、采取疾风暴雨式行动的原因。

然而，作为被改革对象，谁是“深层政府”？特朗普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

一般认为，所谓深层政府，是指那些非民选但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职业官僚、政府公务员，他们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自我运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充斥着贪腐的低效工作机制，并作为“铁打的营盘”不断传承和延续着这种低效贪腐工作机制，而不受四年一换“流水的”民选政府的指挥。在第一届任期内，特朗普深受这一套官僚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掣肘，妨碍了他的MEGA政纲的落地实施。

此外，从特朗普立场看，“深层政府”是否也指在幕后基于左翼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党大佬、国会议员，以及散落在美国社会各处的智库、金主、利益集团、游说集团，可能作为“影子政府”干扰、掣肘前台实体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也被看作是必须排干的“沼泽”？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答案。

实际上，这些在野的“反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势力的合法存在，反映的正是美国社会民主制度内置的纠错机制，这个机制存在于权利与权力的配置结构之中，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派政治力量，通过相互博弈产生出纠错机制的制度安排，防止某种极端的“政治正确”影响社会的长期走向。

在权利（rights）与权力（power）的配置结构上，人类社会进化出了家庭制度、企业制度、政府制度三大基本组织系统。基于个人权利的家庭权利和企业权利，与政府公权力相对，构建起“大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是当代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制度和机制安排。

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府制度，但从全社会来看，仍然存在一个更高级别的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问题。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争的要害，正在于处理家庭、企业、政府三者关系上，存在认知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

在家庭权利上，民主党基于左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对家庭权利的政策取向，过分关注少数群体的权利：移民、黑命贵（BLM）、多性别（LGBT）、堕胎、代孕、试管婴儿、同性婚姻，其政策损害了传统家庭伦理及职能。共和党基于右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更重视传统的新教伦理，反堕胎、反移民、反LGBTQ、反“女拳运动”，特朗普一上任就签署了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废除“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平权政策的行政法令。

在企业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上，左翼自由主义主张加强对大企业大资本特别是科技巨头公司进行监管、加税以遏制其垄断倾向；右翼自由主义则主张给私人企业更大自由、减税以激励创新。

自由主义语境中，小政府通常是衡量政府好坏的标准。但衡量政府好坏的真正标准，并非“大”或“小”，而是效率的高低。美国政府已经够小，但在马斯克看来，依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低效率、制度化贪腐。其原因，在于和平时期累积了大量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冗杂的监管规则，制约了基于私人经济的活力、创造力和效率，这就让他产生了改革政府部门的冲动。

马斯克深受左翼自由主义之害：他曾经最钟爱的大儿子做了变性手术；他的SpaceX公司发射火箭产生的音爆，被指影响了海豹的求偶和繁殖，因而被迫中断发射流程去给海豹做医疗诊断。类似这样的许多经历，或让马斯克感受到美国社会的政治架构中存在某种有形和无形力量，阻碍了他向火星移民、追求“人类文明多星球化”的宏愿和工作效率，他想斩断这种力量。或许正是这样的想法，使马斯克的内心与特朗普对“深层政府”的痛恨心有灵犀一点通，形成了默契。

马斯克曾多次对欧洲政坛指手画脚，引起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友不满，但这只是他基于右翼自由主义理念对欧洲国家左翼政府对美国跨国公司过度监管表示的不满，他支持的是欧洲右翼自由主义势力和头面人物，批评的是左翼自由主义势力及政客，后者也被一些美国人指为“欧洲社会主义”。

无独有偶，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14日在第六十一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就民主、移民、言论自由等问题直言不讳地批评欧洲，引起强烈不满，却被特朗普夸赞为“非常出色、极其精彩”。

有人把特朗普-马斯克的改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相类比，殊不知二者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向，有着很大不同。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依据法家思想、追求富国强兵、扩张权力；马斯克的美式改革恰恰相反，是削弱政府权力、扩张民间权利，减少官僚机构和过度监管，扩张企业自由的边界，更大限度发挥民间和私人企业活力。

美国强大的根基在于私人企业，政府只是企业的守夜人。美国的“科技七巨头”都是私人企业，每一个都富可敌国，支撑着美国股市的长期繁荣、美元霸权和美国的硬实力。马斯克貌似疯狂的政府机构改革，旨在减少政府监管、扩张企业权利，赋予个人和私人企业更大自由，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新力和活力。最终目标，与特朗普一致，即“让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联邦政府权力有限，州政府手里的权力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更大影响。联邦政府因财政收支失衡而多次停摆，然而，“政府关门停业”并未造成对私人企业的直接影响。但联邦政府过度举债、不断突破国债上限造成国家财政的过重利息负担，则是削弱美国国力的原因之一，也是特朗普-马斯克对虽然作为私人机构的美联储不满、想压下庞大联邦政府开支而对其进行改造的主要原因。

马斯克认为，和平时期累积了太多官僚机构和繁复规则，裁撤这些机构冗员，以往都是靠流血的战争、成本巨大；而他的改革则是通过低成本、非战争方式进行清理，把人力资源从低效率的政府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私人部门；改革后的政府要提高运作透明度、削减浪费，确保纳税人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这就是政府效率部（DOGE）的目标，达成目标后，DOGE会“自我删除”，不会成为新的官僚机构。

马斯克还提出了若干不太确定的量化指标：如裁减75%的联邦公务员、节省2万亿美元的联邦开支。实现这些目标将损及大量人员切身利益，并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风险极大、阻力重重，需要无比的勇气和魄力。为此，马斯克做好了被暗杀的准备，赌上身家性命对那些威名赫赫但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痛下杀手，使他的内心动机和外在行为表里如一、演绎出一个现实社会钢铁侠的英雄形象。

特朗普-马斯克改革，或将在某种程度上重构美国社会的权利与权力配置格局，如何评价？褒贬不一；能否成功或部分成功？谁也说不准。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必然遭到强烈抵制和对抗。事实上，DOGE展开行动以来，已多次遭到被解雇人员的示威抗议，受到多个机构和私人起诉。人们质疑马斯克未经民选和国会认证，行为不具合法性，违背了基本的民主原则和法治程序，这也在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引发了分歧。

面对质疑和争议，特朗普强悍应对，他为自己、也为马斯克辩解说:拯救国家的人不违反任何法律。

特朗普-马斯克的改革，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如果改革成功，对美国可能是好事，或可让美国更加强大；但也可能出现重大隐患，例如：大幅压缩财政支出，会不会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造成重大负面影响而引起反弹？弱化政府监管，会不会导致AI野蛮生长直至失控、造成对人类的反噬？削减专业医疗机构，会不会导致未知病毒又一次全球大流行？改革激起新的政治斗争和博弈，会不会加剧美国社会早已存在的撕裂和政治极化？

对世界来说，特朗普-马斯克改革是祸是福，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世界上还有其它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美国从来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肩负向全世界传播先进文明的使命。无论美国更加强大还是更加衰落，都将引发国际力量重构，可能导致地缘政治冲突或文明的冲突。

相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我更希望用中国文化的和合主义价值观——和而不同、竞合共赢——来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如果美国单极霸权加速衰落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崩坏，世界能否和平有序地走向多极化新秩序？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引领，才能和平有序地走向多极化新秩序？中国和合主义或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