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 怎么就导致了欧洲电力短缺？”

何彦晖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导读】互联网往往给人以“地球村”“世界是平的”这类印象。然而数字化生活不可能凭空而来，随着对数据储存和计算能力的要求不断攀升，互联网那轻盈表现背后的沉重肉身逐渐浮现。本文通过分析数字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的扩张历史，揭示了当前全球信息流动的基本秩序，即以美国主导形成了国际间数据流动的“中心—卫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卫星地带对中心地带的数据能力存在显著的依附，而中心地带的互联网公司则不断在卫星地带攫取土地、电力、环境等巨量的公共资源。在数据中心的跨国扩张中，卫星地带的政府、本土产业和居民等主体经历着持续的“双向运动”，因此，人类社会数字化的进程并非光滑平整，而是在一个个充满张力的具体环境中复杂地进行。当下，在人们惊叹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神奇之余，也应当看到比特世界所基于的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政治与权力关系。这样的视角也更能让我们理解近期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对模型高效性，尤其是在优化计算资源方面的成果对整个行业的重大意义。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2期，原题为《“卫星地带”：数据中心扩张的地缘逻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卫星地带”：

数据中心扩张的地缘逻辑

数据中心是数字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它承载着数据存储与计算的重要任务，对人工智能、数字政府以及云计算等领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互联网公司的业务属性更是决定其高度依赖数据中心。2022年亚马逊、微软、谷歌和Meta在数据中心上的资本支出激增33%，逼近1000亿美元，这四大互联网企业掌控着全球超过一半的超级数据中心。为了扩展全球业务版图，这些跨国互联网企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庞大的数据中心网络。

通过分析这一传播基础设施，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首先，数据中心有哪些关键特征，尤其是带有何种传播属性、发展属性？其次，美国互联网公司在全球布局大量的数据中心对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最后，以数据中心为切角能够窥探出信息资本主义的哪些历史发展规律？此外，本文还将分析中美关系如何影响中国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从而揭示当前全球信息流动秩序的基本特征。

▍“卫星地带”数据中心的三个特征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深入剖析数据中心的特征与作用，即建设运营、地理布局以及业务应用。

数据中心是集算力、电力、土地资源、冷却能源的传播基础设施。其中，算力作为数据中心的核心，由高性能的硬件和软件共同构成。网络设备，尤其是包含大量显卡（GPU）、中央处理器（CPU）以及硬盘的设备，其性能与数量直接决定了数据中心的计算与存储能力。此外，硬件设备间的数据传输与网络资源分配还依靠先进的软件系统。它决定了服务器的运转效率、数据访问的稳定性以及数据计算和应用的成本。在中美科技产业博弈中备受关注的高性能显卡，正是亚马逊、微软等互联网公司建设运营其数据中心的核心硬件。

首先，数据中心的建设运营需要确保上述设备以稳定高效的方式运转。土地、电力与冷却能源（比如冷却水）构成另一组关键要素。由于数据中心的存储属性，它们需要保持24小时不间断地稳定运转，以满足用户随时访问的需求。同时，随着数据量和计算量的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的规模迅速扩张。因此，谷歌、亚马逊早已成为大型房地产、能源公司。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购置大量土地，并与能源公司和公共部门签署长期购电/水协议。例如，从2014年开始，谷歌仅在荷兰就购买了长达45年的电力资源。

其次，数据中心的地理布局深受其建设运营特征的影响。最核心的三大因素是稳定的能源供给、适宜的气候和高效的连接。第一，稳定的能源供给是数据中心地理布局的重要限制条件。如南非的频繁停电就制约了谷歌、亚马逊等跨国互联网公司在当地建设数据中心。第二，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助于降低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这使得高纬度地区的数据中心数量远多于低纬度地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四川、内蒙古、贵州等地布局数据中心也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第三，高效接入互联网是数据中心布局的另一影响因素。大部分数据中心的功能均以接入互联网为前提，因此它们通常位于光纤、海底光缆等互联网基础设施密集的地区。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凸显了高效连接的重要性。因为该技术依赖于接入互联网并快速合理调配全球数据中心资源，完成计算。爱尔兰、荷兰等地区就凭借丰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亚马逊、谷歌等企业的战略要地。

最后，数据中心的业务应用几乎全方位覆盖信息社会。如今热议的数字政府、大模型、云计算都无法脱离数据中心。以ChatGPT为例，微软通过其拥有的数据中心为OpenAI提供算力支持，成本高达上百亿美元。分布在全球的数据中心确保了ChatGPT能够满足上百个国家的用户需求。此外，微软能够在不同地区的数据中心复制ChatGPT模型，从而降低自然灾害等危机带来的影响。微软凭借先进的软件技术连接不同的数据中心，按需调配数据资源，可以大幅降低OpenAI的运营成本。二者的紧密结合也增强了微软的人工智能业务。微软能够迅速推出Azure OpenAI服务，涵盖搜索引擎、办公软件等重要业务，离不开数据中心的支持。基于这些业务应用案例，便不难理解OpenAI创始人会公开感谢微软为其大模型提供的支持，微软董事长也宣布新的互联网浪潮属于人工智能。上述实践充分展示了数据中心的重要性。随着业务种类、数据量的迅速膨胀，互联网公司纷纷开始建设运营超级数据中心。

▍“中心—卫星”：全球数据中心产业的扩张特征

目前，美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数字化发展呈现“中心—卫星”结构。其中，美国占据信息秩序中心，高度介入“卫星地带”的数字化发展。同时，美国大规模攫取“卫星地带”的公共资源，冲击并形塑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

首先，美国在全球数据中心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数量和规模远超其他国家。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本土数据中心数量超5000个，相较之下，德国、英国和中国的数据中心总数不足2000个。此外，美国互联网公司拥有全球超过一半的超级数据中心。这表明美国掌握了庞大的算力资源。因此，即便处于美国以外的地区，各主体将数据流向美国进行处理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例如，欧洲众多企业的数据在经由美国本土的数据中心处理后，才被本地用户进一步使用。大部分微型和小型企业反对欧洲加强数据跨境监管，因为这将显著增加其经营成本。这种跨境信息传播模式不禁让人联想到在电报通信时代，法国的军事通信依赖英国的电报线，信息先传到伦敦再抵达巴黎。即便到了电话通信时代，科特迪瓦与邻国加纳的交流也必须在伦敦中转。

其次，考虑到数据主权等多重因素，美国互联网公司早已在全球布局数据中心。这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信息领域的核心地位，并赋予其压倒性的算力优势。因此，美国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尽管欧盟等地区开始严格监管数据跨境，但其本土数字化发展仍然高度依靠美国互联网公司。由此形成全球信息流动秩序中的“中心—卫星”结构。

近年来，美国企业的数据中心布局与当地社会的数字化同步进行，包括公共部门、私营企业的云迁移，涵盖电信运营商、能源企业、金融业、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以欧洲为例，欧盟委员会希望到2030年75%的欧洲企业采用云计算服务等技术。但这一目标高度依赖美国互联网公司。数据显示，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公司占据了欧洲70%的云计算市场。即便为了“增强数据主权”，法国和德国的电信运营商在搭建其“主权云平台”时，也不得不分别依赖谷歌和微软的云技术。

在发展中国家，“中心—卫星”依附结构更为明显。尼日利亚80%的公共卫生数据存储在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企业的云服务器。本土学者指出，此举仅有助于互联网公司盈利及获取数据，而无益于提高尼日利亚存储公共数据的能力。2022年，印度产业巨头阿达尼集团（Adani）与谷歌签署云计算合同，迁移核心应用及数据至谷歌云。非洲银行NedBank则宣布由微软管理其用户数据。

由此可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数字化发展均依托云计算等技术。美国互联网公司凭借其全球数据中心布局，使得各地数字化发展实质上依附于它们。其强大算力压制了本土数据中心企业的发展。201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试图放宽外企建设数据中心的限制以促进经济发展，但遭到本土商业组织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可能有损国家信息主权和本土利益。综上，美国互联网公司以其全球数据中心为踏板，高度介入“卫星地带”的数字化进程。“卫星地带”为它们开放土地的同时，也向其贡献着数字时代的关键资源——算力与数据。

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在“卫星地带”布局数据中心，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业务得以向周边市场扩张。以欧洲为例，2014～2021年阿姆斯特丹数据中心市场年平均增长率超18%，与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共同构成欧洲数据中心的一级市场。庞大的基础设施资源，助推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场扩张至整个欧洲乃至非洲。

这揭示了全球数字化发展“中心—卫星”结构的另一面：美国互联网公司高度攫取“卫星地带”的公共资源，从而产生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前文提及，建设数据中心除需巨额资本外，还依靠庞大且稳定的电力和水力供应。目前，全球数据中心能耗约占全球发电总量的3%，英国则有12%的发电量供应给国内的数据中心。预计到2030年，仅微软、亚马逊等企业的数据中心就将消耗爱尔兰70%的全国电量。

在荷兰，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公司大规模攫取能源更为突出。2014年，谷歌与荷兰公用事业公司Eneco签署了为期10年的62兆瓦购电协议用于建设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为谷歌的大量产品提供支持，比如邮箱、云服务和YouTube。随着数据需求急剧增长，数据中心不断扩张，谷歌在2017年对海上风电场的投资就超过136.7亿美元。2019年，微软也同Eneco签署15年的购电协议，获得90兆瓦的风电供应。2022年荷兰媒体曝光微软数据中心年耗水量高达8400万升，远超此前政府与公司公布的1200万～2000万升。

此外，美国互联网公司无一例外成为重要的“房地产商”，在全球大规模收购土地。报告称2018年谷歌在阿姆斯特丹以外地区购买了750万平方英尺的土地。2021年，Meta计划在荷兰中部的泽沃德（Zeewolde）建立超级数据中心，占地约200万平方英尺。2022年，谷歌进一步在格罗宁根购买大批土地以建立数据中心。

“卫星地带”在面临经济转型压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平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格罗宁根省官员曾表示，该地区集贫穷、去工业化、高失业率于一身。为了不被以数据基础设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抛弃，他们寄希望于建设超级数据中心带来的经济效应。官员认为谷歌为格罗宁根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同时提高了当地供应商的收入，还在当地大学给年轻人提供编程教学。谷歌全球数据中心副总裁乔·卡瓦（Joe Kava）曾表示，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谷歌得以在荷兰顺利扎根。经济发展的诉求解释了为何部分地方政府经常与互联网公司达成保密协议，隐瞒数据中心耗能情况。

然而，任何地区的土地资源、能源供应都是有限的。赛博空间的扩张，必须以充足的资源供给为先决条件。在爱尔兰，国家电网运营商已发出警告，如果不增加电力供应，都柏林地区未来五个冬天都可能面临电力紧张问题。随着微软、亚马逊等跨国公司愈发介入公共生活，数据中心的建设开始与不同利益群体产生激烈冲突。

▍“卫星地带”的“双向运动”

由于数据中心的安全与发展属性，“中心—卫星”结构在扩张中面临复杂的社会张力。这些地区的“卫星化”包含激烈且多面向的权力博弈，催生了以保护本土发展为名的“双向运动”。政府、本土组织和居民等主体通过不同方式，培育本土的数字化发展以及减缓环境破坏等。

为了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发展，“卫星地带”普遍采取两种路径：培育本土数据中心与云计算产业，以及限制数据出境。

在培育本土企业层面，采购技术和成立合资企业的形式较为普遍。比如由德国、法国联合倡议和牵头，建立属于欧洲的数据基础设施，成为属于欧盟公有云的“母云端”。2021年的数据显示，欧盟委员会同意向该计划投资20亿欧元。在印度，阿达尼尽管与谷歌达成了云迁移协议，但是同时，它与数据中心运营商EdgeConneX（仍然是美国企业）以50∶50股份成立合资企业Adani Enterprises，共同开发运营数据中心。

限制数据出境是“双向运动”的另一重要表现，主要通过立法、处罚、物理隔离实现。欧盟近年来发布的相关法律条规，增加了亚马逊等美国企业的合规成本，例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等。从2019年起欧盟对亚马逊、Meta、谷歌开出的罚单超过10亿欧元，2023年5月Meta再次因违反数据保护条例向美国传输用户数据而被重罚12亿欧元。

在尼日利亚谷歌的非洲云服务总监Niral Patel称，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也陆续要求互联网公司将数据存储在其境内并通过本地托管的服务器进行处理，为满足合规需求，谷歌等企业也因此在这些地区建设新的数据中心。

发展自主性问题之外，数据中心扩张带来的环境问题还引发了政府、环保组织和居民通过禁令、游行等方式进行反抗。2018年谷歌的数据中心正式运营开始，荷兰社会便出现激烈的抗议运动。2019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宣布暂停建设数据中心，理由是数据中心对电网造成巨大负担且超出政府的掌控范围。荷兰农业组织代表35000多名农业企业家则反对微软建设数据中心，认为当地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也没有谨慎评估对农业用地的环境影响。2022年爱尔兰都柏林地区议会禁止新建数据中心。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土著居民也曾激烈抗议亚马逊建设数据中心严重破坏生态多样性。

政府、本土产业和居民等主体掀起的“双向运动”表明数字化发展充满矛盾张力。这一过程既不可能光滑平整，也不存在东风彻底压倒西风。仅长远规划与吸引投资之间的冲突就足以影响数据中心落地。复杂导致不能盲目地将一切“双向运动”本质化。

不同主体对本土发展的理解和利益绑定存在较大差异。数据中心牵涉经济、环境等多个领域，同一个政府的经济部门与环保部门基于保护本土发展可能产生对立的政策。因此，将这种矛盾张力放置于“中心—卫星”的信息流动结构中辨析至为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双向运动”的产生具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国家通信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本土有建设运营数据中心的能力。目前，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双向运动”的程度相对较弱，甚至没有。这些地区的数据中心产业有可能刚起步，或者毫无基础，只能近乎完全依赖美国，甚至是“卫星地带”。比如柬埔寨必须依赖日本来建设其国家数据中心。

▍“卫星地带”作为信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老命题

前文对“卫星地带”的分析揭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它高度依赖“中心—卫星”的同频互动发展结构。这表明各地区的信息技术发展、能源供应乃至政府行为和社会运动都并非孤立存在。

首先，信息资本主义无法脱离“卫星地带”。硅谷科技产业的繁荣和对全球信息市场的高度垄断，均以持续攫取“卫星地带”的公共资源为前提。如果失去荷兰的水、新加坡的电、爱尔兰的土地，ChatGPT等信息技术的爆炸增长便不复存在。研究表明，微软消耗大量水资源以训练GPT-3模型。如今ChatGPT每回答数十个问题，微软数据中心就需要耗费500毫升水，而每周有上亿用户涌向该应用（及其背后的数据中心）。然而，数据中心在全球布局，或许分散和阻碍了人们关注信息技术的耗能问题。

其次，信息资本主义深度介入“卫星地带”的社会发展。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按需分配至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当“卫星地带”的传播基础设施、电信产业高度集中时，公共资源的供给就会向其倾斜，从而限制其他政治经济活动。当爱尔兰70%的电力都需要供应给数据中心，荷兰的农业用地也必须让位于数据中心扩张，工业部门、农业机构、农民等主体则必须以各种形式直面信息资本主义带来的外部性代价。无论是“卫星地带”已经发起的“双向运动”，还是鼓励/压制“双向运动”的政府决策，均是外部性代价的重要体现。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理解，信息资本主义的中心与“卫星地带”的兴衰是同步发生的，两者高度同频。人工智能产业在硅谷集中爆发的同时，“卫星地带”则大规模将煤炭、风力、土地转化为数据中心的电力。每一次语言大模型的训练和使用都是以全球数据中心有充足的冷却水为前提。因此，挖掘美国主导的全球信息秩序，不能局限于中心节点的美国国家力量作孤立分析，而要纳入该全球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整体式分析。

历史表明，上述信息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张力早已存在。这种发展的关联并非始于信息技术升级。19～20世纪，美国大众报业的兴盛高度依赖加拿大的木材，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塔姆（Michael Stamm）发现1931年《芝加哥论坛报》每日需要砍伐50英亩的加拿大树木。庞大的需求量深刻影响了加拿大的经济结构。著名传播学者伊尼斯曾研究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如何高度依附美国，成为其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基地，为美国的发展承担了外部性代价。伊尼斯曾指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被牢牢锁死在西方文明（美国）的主导下。斯塔姆进一步总结，若想研究美国的传播史就必须先理解加拿大的历史。换而言之，加拿大为美国大众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只有对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兴衰作整体分析，才能真正理解信息资本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属性。

曾经，美国报业依赖加拿大木材吸引大量读者；如今，硅谷则依靠全球资源吸引庞大用户。尽管表象相似，但是数据中心的兴起仍然为信息资本主义带来新变化。

一方面，结构体系更为多元。大众报刊时代，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构是以美国西海岸—加拿大魁北克为代表的“中心—边缘”。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逐渐演变为硅谷—荷兰等—南非等为代表的“中心—卫星—边缘”。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布局数据中心，虽未改变信息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构，但确实为其发展增加隐蔽性。

另一方面，发展张力更加复杂。数据中心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区别于服务美国的造纸厂、印刷厂。不少“卫星地带”建设数据中心有着明确的发展目的，比如保障当地的信息主权、提升数字经济。荷兰的数据中心禁令目前仍在调整；新加坡则在宣布暂停增建数据中心3年后，将颁布更加严苛的数据中心落地计划。作为美国深入东欧市场的重要踏板，法兰克福与柏林甚至希望采取更加激进的数据中心落地政策以提振经济。这表明，不同地区在各个阶段的数据中心战略考量都存在明显差异，其发展张力的复杂程度迅速提升。

上述案例揭示了信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历史规律：信息网络扩张过程是立体且凹凸不平的。因此，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备受瞩目的当下，探究不同地区在同一结构内的相互关联，以及数据中心全球布局的深远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如果说世界体系的研究强调边缘、“卫星地带”对中心的高度依附性，那么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分析或许表明，中心对其外部存在高度依赖性，二者互为表里，其发展则是在依附性与依赖性的张力博弈中演进。

▍中国：“中心—卫星”的例外体系？

若全球信息流动秩序以“中心—卫星”为特征，中国在此中的定位如何？美国不仅限制中国企业购买数据中心的重要硬件GPU，还通过“清洁云”计划阻碍阿里巴巴、华为等企业扩张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实施严格的数据跨境监管。在内外因素影响下，中国数据中心产业似乎发展出一套例外体系。

目前，中国数据中心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绝对优势。报告显示，亚马逊在中国公有云市场仅占8.1%，是前五名中唯一的海外云服务商，这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阿里云、华为云等的快速崛起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布局如建设“数字中国”，以及庞大的政企消费市场紧密相关。2022年，中国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充分释放市场空间以引导投资，腾讯云、阿里云、华为云等企业顺势在全球互联网经济转型中找到新增长点，本土数据中心供应商的优势得以巩固。这在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日趋紧张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严格的外商投资限制也促进了本土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外商投资实体需要申请“IDC许可证”方可经营数据中心业务。微软、亚马逊采取由中国公司运营管理的物理隔离方式实现市场扩张。例如，2012年世纪互联公司代理微软运营其数据中心。2014年微软在中国启动两个数据中心，成为首个在中国商用的国际公有云，并相继引入Office365、Power Platform等产品应用。2017年亚马逊通过与西云数据达成合作，顺利合规进入中国市场。“云上贵州”也让苹果的云服务顺利扎根中国，成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纵观全球，中国的经验目前或许称得上较为成功，因为鲜有类似欧盟重罚美国互联网公司的案例。然而2023年3月有报道称，微软提醒中国用户部分产品数据可能传输至境外处理。因此，中国的数据规治经验仍需进一步观察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数字化发展仍未完全独立于美国主导的“中心—卫星”秩序。美国互联网公司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压倒性优势体现在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网易游戏、哔哩哔哩等中国企业出海基本都依赖亚马逊。后者以近8成的占有率牢牢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数据处理服务。与此同时，加上美国的多重限制，“中心—卫星”的不平等结构始终深度影响中国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因此，如何评判中国的数字化发展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问题。

通过深入分析全球数据中心及其影响，本文揭示了当前全球信息流动的基本秩序。以美国主导的“中心—卫星”体系，由多个事实构成。一是数据中心的本土拥有量，决定了美国数据的吞吐量；二是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对美国互联网公司存在显著依附；三是美国互联网公司在“卫星地带”攫取公共资源的体量。

基于这种整体认识，世界各地的“信息运动”得以并列分析。“卫星地带”频发的“双向运动”、美国对中国的显卡制裁，以及美国互联网公司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扩张，这类事件或许都应该放置于同一信息流动结构的变动中进行辨析。

因此，如今备受关注的大模型追逐战，也可以理解为数据中心的布局竞赛。美国在全球占据的各种资源能够快速转化为算力。然而，“卫星地带”则需不断替其宗主承受这套信息流动体系带来的外部性代价。在信息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或许更应关注基础设施层面的不平衡发展，以准确评估各主体间的实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