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不是特朗普热衷加关税，而是美国税源减少，出现财政危机！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就不断使用加关税政策，现在第二任期又不断使用加关税政策(2月1日美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2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于是大家都认为特朗普热衷加关税，其实恰恰暴露了美国的财政困境。特朗普政府的“以关税代税收”的模式，本质上是美国税制失衡、财政枯竭与治理失效的产物，其根源可归结为以下结构性矛盾：

一、税制严重失衡

1、不管是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都不敢对大企业大资本大富豪真正加税，反而不断对大企业大资本大富豪减税。特朗普第一任期，在2017年颁布《减税与就业法案》，他就推动过一次大规模税改，把企业税率从35%直降到21%，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数的8.6%。第二任期，他直接放话，要把企业税率降到15%到18%之间。不敢对大企业大资本大富豪加税，那么税收就上不来，反而因为减税，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激增。美国2024财年（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为1.83万亿美元，2025年债务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

2、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从46.2%升至49%以上，若进一步加税将直接触发中产阶级不满，美国民众直接痛苦感会上升，这容易引发美国动乱。相比之下，关税作为“间接税”，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转嫁成本，民众痛感滞后，政治风险更低。例如，2018年钢铁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付15亿美元，但短期内可通过“保护就业”话术转移矛盾。

3、美国大企业大资本大富豪避税水平全球顶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最富有的1%美国纳税人在2020年未能缴纳的税款约为1630亿美元，占未缴税款总额的28%。其中，最富有的0.5%人群每年逃税1200亿美元，占税收总缺口的20.6%。而收入排名在前5%的美国纳税人2020年所逃税额高达3070亿美元，占总金额的53%‌。对此，美国财政部指出，最富有的美国人是逃税“大户”，其中就包括特朗普及马斯克。因为高收入纳税人可以利用会计师、专业报税人员和其他服务来帮助他们免于承担真正的纳税义务。这让美国财政收入又大减，也大大加剧了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

二、关税的本质：财政补丁与政治工具

1、短期财政补血。 2023年美国通过关税收入800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2%。特朗普计划对钢铁、铝加征25%关税，并对等反击他国关税，试图通过贸易战扩大税基。这种“以战养战”模式虽能暂时缓解赤字压力，却无法解决债务驱动的结构性危机。

2、转移阶级矛盾。 关税政策被包装为“对抗全球化不公”的工具，迎合本土产业工人情绪。但数据显示，2018年钢铁关税反而导致美国钢铁行业就业减少5%，依赖钢铁的农业机械等行业被迫裁员。此举实质是将财政危机转化为“外部威胁”，掩盖国内分配不公。

三、恶性循环：通胀加剧与产业空心化

1、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产业空心化严重导致日常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加征关税直接推高价格。摩根士丹利预测，若全面加税，美国中等家庭年损失或达1700-3900美元。2025年1月，美国核心PCE通胀率达4.7%，关税政策进一步削弱美联储降息空间。

2、全球供应链反噬。美国试图通过关税迫使制造业回流，但劳动力成本高企（平均时薪34美元，中国为6.5美元）与基建老化（电网平均服役40年）制约成效。例如，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建设成本是中国的4倍，投产屡次延期。产业回流乏力，关税反而加速“去美元化”，2023年人民币跨境支付额增长34%。

四、国际反制与霸权透支

1、盟友离心与贸易战扩散。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关税，对欧盟钢铁征税，引发德国、希腊等国的反制预案。日本汽车业受重创，日产因墨西哥组装车关税陷入合并危机。这种“无差别攻击”加速了金砖国家本币结算（占比37%）和欧盟战略自主进程。

2、规则信用崩塌。前财长萨默斯指出，特朗普关税违背经济逻辑，是“对美国消费者的累退税”。WTO诉讼与多边机制失效（上诉机构停摆）迫使各国转向区域合作，美国逐渐丧失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权。

结语：财政危机的终极代价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实则是美国治理体系失效的“镇痛剂”——通过短期财政补血与政治表演，掩盖税制崩溃、贫富分化与霸权透支的深层危机。然而，这种策略的代价正在显现：

经济层面：滞胀风险加剧，债务飙升 ，利息支出吞噬财政空间，财政赤字激增；

政治层面：社会撕裂与民粹主义恶性循环，政策决策沦为党争工具；

国际层面：美元霸权松动，盟友体系正在瓦解，拥抱或站对中国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将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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