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上应当是优先发展工业，然后反哺农业，而且事实上当时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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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上草

• 作者的文章，初读很迷茫，不清楚在说什么。再读又迷惑，不知怎么回答。又读还是谈些感受吧，也只能谈些感受。

  建国后，由于中国农村农业的特殊国情，农业一头独大，工业太弱小，又不能抢掠，使得工业的发展必须借助农业的先行改革，这可以说是中国发展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和内在逻辑。

  从这个角度看三十年后的小岗村按手印，小岗虽小，但事却不是小事。这个小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新中国三十年工业化如何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小岗的事不出现，国内的工业化将继续沿着工业支援农业，提高农粮产量；产量提高后，农业输出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再支援工业再生产。最终工农业相互成就，实现工农业现代化。

  但小岗事件后，这个逻辑变了，成了农业对工业单方面输出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因而最终酿成了世纪末的三农问题。

  这样论述，想必作者也该明白，这是战略层面的问题。除非能够有足够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否则想说服那些不支持包干的人是很难的。战略问题的转变，通常要支付战略代价，这个代价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你的说法更让人迷茫。

为何那时农民要交公粮？真实情况是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为优先发展工业而牺牲农民利益。当时国情如此，不得不忍痛而为。

改革开放之后，先是搞“三来一补”，招商引资，放开市场，推动了工业化。同时渐进放开人口流动，农民到城市到工业争取更高收入，推动了城市化。

工业发展了，国家财政有了富余，然后才有了反哺农业。

而你说“如果小岗的事不出现，国内的工业化将继续沿着工业支援农业，提高农粮产量；产量提高后，农业输出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再支援工业再生产。最终工农业相互成就，实现工农业现代化。”逻辑和事实都是颠倒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直到2002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其间工业上搞国企改革“砸三铁”，工人下岗普遍。国家财政体制搞“分灶吃饭”，县乡财政收入基本来源就是对农民征收农业税和附加费及各种提留，农民负担极重。我作为机关工作人员在2000年下乡“帮扶”一年，也曾跟随乡村干部登门入户征收农业税和提留，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李昌平等人积极呼吁“三农问题”，甚至当面向总理反映说“农村很苦，农民很穷，农业很危险”，就是在这个时期。当时很多地方县乡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反哺农业。

2002年以后，农民不再缴纳农业税，种田有补贴，这时才是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了。县乡工资也由省财政转移支付，欠发工资数年间逐步补足。当时我已在县人事局工资福利股工作5年了，补发拖欠工资都要由财政局人事局联合审查核实。现在我已退休十二年了，但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

如果改革开放前工业支援了农业，农村生活就不会那么差，就不至于发生小岗村要搞分田单干，而且还要秘密搞这种事。其次，农业无论如何发展，能提供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所以逻辑上应当是优先发展工业，然后反哺农业，而且事实上当时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