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嘘！三个月不死就没法报销，美临终关怀成临终催命

病人在火里，医生在水里在我刚来美国住在费城的那几年，我经常邀请我的担保人杰克来我家吃饭。

有一天，我特意蒸了一打螃蟹准备一起大快朵颐。席间杰克老说他胃痛，不久左臂也麻木了。我给他吃了止胃痛的药也不见好。其实胃痛是掩盖了他真正的痛——胸痛。

后来他实在熬不住了，让我打救护车的电话。打电话时我发现自己声音颤抖，英语也结结巴巴说不利索。不一会儿，楼下有车来接了。不是救护车，而是警车先到。由于我背不动他，杰克自己硬撑着扶着墙慢慢走出了电梯。一名女警察一看他不需要担架，二话不说就载着我们俩去了两个街区以外的罗斯福医院。

到了急诊室一看，排队的人几乎坐满了所有的长椅，而窗口的接待人员还在为杰克的医保卡而纠缠不清，一个劲地打电话联系。我说：“你们有谁先来看看啊，病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来了一位医生，她一问一看就知是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马上把杰克放在一个小床上，推进去打点滴上药了。

事后医生告诉我们，你们送来还算及时。心肌梗死的黄金抢救时是二十分钟到半小时，过了这个时段就很难说了。杰克流过心脏的血管已有百分之九十九被堵住了。他住在郊外，如果那天他不是倒在我市中心的家里，恐怕没人替他打电话，也不会那么快就送到最好的医院得到救治了。同时，要不是我不顾接待人员的纠缠依然到处求助，杰克也许就救不回来了。

美国医院内景

我的一位同事家住长岛。我问她，上班要到曼哈顿来，干吗住那么远？火车来去也费钱。她说是为了给她的三个孩子更多的玩耍空间。长岛房子带有院子，可以装秋千架、滑梯什么的。可是有一晚她妈心脏病发，从打电话到救护车开到她家，再开去医院，已经超过了三刻钟，她妈就没有抢救过来。

我在想：是孩子们的玩耍空间重要呢还是一个人的命重要，我们每个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希望今后人们做租房或买房决定时，也应考虑附近医院的距离和黄金救助时间。

纽约医院连接楼

美国看病都是先到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那里去看，如要看其他专科则要到其他专科医生的诊所去看，一般要自付三四十美元一次。

两星期前我的左耳患了突发性耳聋，听力一下低了很多，听到的声音都失真了。我的右耳13年前就已聋了，那时反应还比较迟钝，两个多月后才去看病。如今我唯一仰仗的左耳也出了问题。我赶紧求助于人工智能，得知这种病的黄金抢救期是72小时。我打了纽约市内好多五官科医生的电话，希望在三天之内约到医生，可就是找不到。忙的医生要一个月之后才能看到。我只能找最近的日子能看到的医生，预约期也要在八天之后。我极力请求说能不能让我“挤一挤”，请医生这天多看一个病人，这对于我多么重要啊！但诊所的回答就是：抱歉，不行! 真是病人在火里，人家在水里。

按排队规矩办，虽看似铁面无私，实际却背离人道。我真是感到心寒和无奈。人工智能虽好，但它并没处方权，最要紧的激素开不到，还不是干瞪眼？耳内听细胞一旦坏死，很难救得回来。如今我虽然还在吃着药，但没见任何效果。我对左耳的听力恢复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偷偷打了一针安乐死

我妈来到美国4年以后，患了中风，讲不出话来，口头表达含糊不清，两三天吃不进东西，快到休克边缘了。我们把她送到离家不远的纽约市长老医院，就是克林顿心脏病发时开刀的那家医院。

那应该是座不错的医院了，可是里面的急诊室人满为患，陪客更是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和我爸直挺挺地在我妈的窄床旁站了5个小时，感觉陪客都吃不消了，别说病人了。这过程中没有医生过来简单探询一下。急诊室医生应该至少区分一下轻重缓急，根据需要分配医疗救治啊！我大怒，说道：“想不到医院比家里还要糟糕！我们回家去吧！”正要抱起我妈，总算有位医生看到了，跑来看了看，问了一下情况，终于把我妈收到急诊病房里去了。起码换了个软一点的床。我和我爸这才松了口气。如果不怒不争、不引起注意的话，不知还要等多久呢！

我妈以后的几天是在重症病房度过的。我以为她的中风能够救得过来，因为我外婆在上海中了两次风，左右各偏瘫了一次，但都救过来了。可是在这个医院三星期了，就是没见好转，相反又给我妈开刀装了胃管。每次医生带着实习生来查房，对着病历写了什么，又跟实习生们讲了几句，对我们家属殷切的目光视而不见，一句话不说就扬长而去。虽然医院有保护病人隐私的规定，但至少家人应该有知情权，我们也好参与和配合啊。

住院以来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还以为一切交给医院可以放心了。偶然我有机会拉住一位女实习生要求打听病情，她只告诉我：“你妈病得太久，抵抗力也很低，各方面器官都不好了。”可我还不相信，说：“刚才她醒过来后还说很饿，要我快给她东西吃。”医生不让我给妈吃东西，说食道会感染。

忽然有一晚，那个把我妈收进病房的医生带着一群实习生来到我妈床边。他们一语不发，环立四周达十几秒钟之久。我心想：不是查房时间，来看病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们早认为我妈没治了，根据医院的人道主义规矩，肃立是为了跟病人告别。

后来我妈就陷入了昏迷，大口喘气日夜不止。他们也不告诉家属，就偷偷地给她打了一针安乐死。我见我妈呼吸有所舒缓，以为她好一点了，就交班给我姐姐回去睡觉了。不料不久就被我姐的电话叫醒，说我妈已停止了呼吸。我很生气，原来医生打针是为了让我妈慢慢停止呼吸！为什么医生不告诉我实情，让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都能守在我妈身边呢？！害得我急急开车赶去，还开错了一个出口，误我更多时间！

我至今后悔，20多天来没让我妈尝到一点可口的饭菜。根据我妈当时的情况，是能够救得回来的呀！我应该紧盯医生，让他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治疗方案。我爸爸是药剂师，也许我爸可以给出点意见。上次外婆中风，就是上海的医生听取了他的意见，用了一种他点名的药，加在点滴里打进静脉，外婆才得以好转。而这次，妈，对不起，我们太相信美国的医生了！

作者父亲为她母亲梳头

得到了一个“零治疗”

我妈去世后，我爸很悲伤。由于他长期悉心照顾我妈，他的身体也不好了。洗漱时吐痰看到有点血丝。在美国，想做个痰液检验要一个月以后。我鼓励他回中国去散散心，看望一下他前妻的子女，并在上海做痰液检验。

上海的胸科医院有他的老同事，痰液检查报告当天就出来了。很不幸，报告查出他得的是肺癌，而且患的是哪种类型都已查明了。不得不说上海的医院还是很高效的。

根据他的病情，上海的长征医院给他做了伽马刀肿块照射和后续的化疗。由于化疗使我爸的免疫系统弱了，一块胆结石掉了下来，堵住了他的胆道，疼痛难忍。医院马上开刀除去了胆结石，又救回了他一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辞职回沪，租房五个月照顾他，一直等到他开刀拆线恢复了一些，才把爸带回美国，满心希望他在美国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看医生又预约了很久，由一个纽约大学附属医学院的老医师看。他读了我爸以前的病历、片子和治疗措施后也没说什么，不记得他给出任何意见和治疗方案，也没有嘱咐，或预约下次再来的时间，就匆忙地打发我们走了。

我们走到过道里，我叫我爸等我一下，我再返回到那个医师那里，跟他说：“你怎么让我们一点收获也没有就回去呢？这样对病人来说太失望了。起码你开点药，哪怕只是止痛药也是一种安慰呀!”他听了我的话，才开了一种药给我。我爸本身是药剂师，拿来处方一看，是一种让人吃了会上瘾的止痛药，自然不会去配了。想不到回到美国后得到的竟是一个“零治疗”！

早就听说美国医院内部有些规定，人一过80岁，患癌就不必治疗了，因为已超过美国人的平均寿命76岁了。如你正好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你会怎么想？即使活到90岁，其他身体条件都很好，谁又不想再活几年呢？如今剩下的只是用所谓的“保守疗法”撑到死。特别是对待那些低收入的医保卡（俗称白卡）的持有者，政府给医院的报销总是很慢，报销金额很少，拖欠时间长，所以医院不愿给予此类病人多少实际的治疗。治疗癌症的药更贵，全报销怎么行？所以实际上病人也就没药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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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就是靠八十几岁病情发展较慢而硬撑了三年多，跟他自己估计的一样。最后，他在华盛顿特区我姐家里陷入了昏迷。我马上叫我姐打911电话把爸送到医院去，我与男友随后立刻出发赶去。因半夜在市区车开得快了点，还吃了一个罚单。等我们花了五六个小时赶到，医院已经让我姐签了不要抢救的文件，并给我爸打了一针安乐死让他走了。

我又没送到我爸的最后一程，悲伤得大哭。带给病人家属的这种痛苦其实完全可以避免：院方早点与我商量，让我们有点精神准备，也让我替爸擦擦身，整理好一切再说啊。时至今日，这种痛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在美国，我父母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救治。

我所看到的临终关怀

岁月荏苒，我已在纽约市生活了30年。有一天，接到我当初的经济担保人杰克的外甥女瑞秋的电话，说杰克在浴室里摔倒，第二天才被她送到医院里。现在不行了，吃什么东西都咳呛。医生说这是临终的兆头了，就让瑞秋将杰克转到附近的临终关怀所去了。她的意思是问我，想不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我的回答当然是“想”。我准备了一下，第一次大胆孤身一人开车向费城驶去。

到了临终关怀所，我见杰克睡在床上，半睡半醒。他因白内障开刀时医生失手把他的视网膜毁坏了，视力只剩0.01不到了，基本只能感到一点光影。我问：“杰克，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我听出来了。”由于我的到来，他有点振奋。我问他：“想吃东西吗？我带来了北京酸奶，这是我一到北京，第一件想吃到的东西。”这一下子勾起了他的兴趣，所以他想试试。我把酸奶打开，用弯曲的管子放入他嘴里。一开始，他咳呛了几声，他外甥女急忙说：“他吃不进了，不行的。”不想杰克居然慢慢地把酸奶咽了下去。大概这使他的食管和胃一下子滋润起来，他“滋滋”地主动吸起来, 像是好久没吃过东西一样。

医院也真是，一到时间食物全部收走，八点以后不给家属探访了。护士也不常来查房，没人帮助，只有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吃的。我又拿出一板黑巧克力，我知道这也是他的最爱。我把巧克力掰成小块塞进他的嘴里，任他美美地化开咽下。我还把剩余的巧克力藏在他的枕头下，嘱咐他饿的时候自己拿来吃。

这时杰克的另一位表侄女桑迪也来看他，想跟他告别。我跟她说：“看，杰克还能吃东西，而这里却控制他吃食物。”过了一会儿，杰克想喝水，我到处找，看不到病床边有水杯，就去护士台讨。一个护士说他们会给他喂水的。我等了好久水也没来。我就打开第二罐酸奶给杰克喝，他居然也喝完了，并且好像开了胃口，唤回了他的生趣。

他又问有没有布丁吃。那是一种两寸圆的小塑料罐里的白色半流质，是关怀所里提供的食品。等我去要时，护士推说没有了。真的吗？冰箱里、储藏室里，厨房里会一点没有吗？我才不信呢！听到外甥女在跟护士抱怨我给杰克吃喝了，一定打乱了她和临终关怀的计划了。他们都很不高兴，窃窃私语，集体努力想把我挤走。

纽约医院

我知道一般美国医院内部规定不让病人住院三周以上，过了这个时间医院就拿不到政府部门或医保公司报销的钱了。所以医院就把杰克踢到临终关怀所去了。那里也是一样，三个星期后如病人还是不死的话，也拿不到报销的钱了。美国法律规定临终关怀所不许给病人打催死针，所以他们就逐渐减少你的吃，特别是喝，让你全身衰竭，没力气抗争。然后陷入昏迷，这样离溘然长逝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本打算就住在附近的杰克家，这样我可天天来陪伴他，带东西给他吃，看他好转或去世。可直到探访时间结束，他外甥女仍推说钥匙在她女儿那里，就是不见送来。我一边开车一边在GPS上寻找旅馆，可是旅馆不是客满就是电话没人接听，有的旅馆已不存在了。市中心倒是有个旅馆有空房，可价格是570元一天，我能住几天？人家又遥指隔江的一个旅馆，可开过去上错了道，竟上了去纽约的高速公路。这时已经晚上12点45分了，我决定干脆还是开回纽约去。我一路上心情很沉重：我能起的作用太小了，原来临终关怀hospice就是这样——“耗死必死”（音似）。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杰克，由一个护士把无线电话的听筒放在杰克耳边。我告诉他：“你还有权利改变这一切，你有权利要吃的、要喝的，甚至可以要求搬出临终关怀所。”杰克听了未发一语。也许瑞秋或护士都在旁听着和盯着呢！可惜的是，我估计他大脑已经昏沉，无力做任何改变了。

杰克有一个儿子，年轻时叛逆离家，很少来探望父亲。杰克就把遗产全部留给他同住在费城的外甥女。外甥女等了这么多年早不耐烦了，她当然希望在这里结束一切。我只好跟杰克告了别，说我永远爱他。

后来他的表侄女桑迪也责怪瑞秋，在叔叔还能吃喝的情况下应该让他享受，让他活下去。这使瑞秋在杰克死后还是心有愧疚的。后来瑞秋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杰克的骨灰。我问他杰克什么时候死的，她怕我推算日子，没有告诉我，也不肯告诉我杰克埋在哪个公墓和牌号。我就叫她寄一包骨灰给我，我把它放进一个细瓷罐，就放在我的床边橱上，我才不怕霉运那一套迷信呢！杰克，你陪我入睡，你有我心安。

在美国经历过这些事后，我觉得最近琼瑶女士的去世安排倒是蛮好的。在该结束生命的时候以最少的痛苦自己走，这是要有勇气的。琼瑶一生浪漫，所以有勇气这么做。在美国，如果有人想送亲人去临终关怀所的话，那就是准备让其受饥渴的折磨衰竭而死。

如果你问我对美国的医疗制度和现状的看法，回看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会说：“失望加绝望！”

栏目主编：伍斌 曹静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纽约曼哈顿的医院。作者提供 图片来源：照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费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