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讨论野猪，但人人都不了解野猪

猫盟的微信后台和微博总是有人提议“说说野猪”。这使我不禁产生了好奇，今年野猪的话题屡屡冲上热搜，意味着什么呢？

于是我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野猪+种群+调查”、“野猪+种群+危害”和“野猪+种群+调控”三组关键词。可见2024年人与野猪冲突，以及野猪种群调控话题的热度确实是空前的。

“野猪数量过剩，需要捕杀”的观念有多火，不用我来说明。但要了解野猪种群的状况，首先需要进行实地调查。那么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调查，来证实“野猪种群数量过剩”呢？

论文说了什么？

我在Google学术和万方数据上，同样搜索了“野猪+种群+调查”、“野猪+种群+危害”和“野猪+种群+调控”三组关键词。可见媒体上关于野猪的话题数量暴增的同时，对于野猪种群及调控的学术研究发表量并没有迅速增长，只能说是缓慢上涨而已。

不过研究本身是具有滞后性的。单凭研究的热度和讨论的热度不同步，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于是我细筛了一遍Google学术和万方数据上搜索“野猪+种群+调查”的结果，有如下发现：

“野猪+种群+调查”的搜索结果看起来多，真正涉及野猪种群的论文并不多，Google学术和万方数据上搜索结果最多的一年都是17篇。而以野猪种群调查为主题最多的一年只有6篇。

大部分论文的调查范围只限于一个市、一个县或者自然保护区。以省为研究范围的只有《陕西省野猪种群数量和分布现状研究》、《生态恢复中生态系统反服务与居民生存的博弈——以甘肃“猪进人退”现象为例》、《贵州山地环境野猪空间分布、觅食地选择与危害特征研究》和《浙江省野猪资源及与人类冲突现状》四篇，以全国为研究范围的只有《野猪种群资源现状调查》一篇。《野猪种群资源现状调查》的篇幅很短，而且参考文献只有6篇，看上去并不是一篇对全国野猪种群的全面调查。

六盘山调查拍到的野猪，对红外相机产生了兴趣

其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浙江省野猪资源及与人类冲突现状》。作者使用红外相机记录，估算了浙江省2019年1月至2023年8月间的野猪密度，与2014~2016年的数据对比，得出野猪密度在上升的结论。

相当大一部分（超过三分之一）文章只是在用红外相机进行当地物种调查的时候，获得了野猪的相对多度和活动节律等数据，并非针对野猪。这个了解是很初步的。

总之，对于野猪种群状况研究的量和范围都不算大，与野猪广泛的分布和庞大的种群基数相比，甚至算得上很小。

野猪到底“泛滥”了吗？

在这些搜索结果之外，还有两篇论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

一篇是2023年发表的《中国人—野猪冲突时空特征及对生态系统“反服务”的启示》，它分析了2000-2021年中国的野猪“肇事”事件，得出结论，野猪“肇事”的次数、范围和严重程度都有增加。它提及了野猪在“部分地区”“泛滥”，但并没有说这个“泛滥”的普遍性，引用的数据是浙江。这篇文章的依据是文献和报道，并没有进行实地调查。

2000~2021年间，中国人猪冲突事件记录的数量 图片来源：王亚辉 et al. / 地理学报, 2023, 78(1)

还有一篇是英文论文《中国城市中人与野猪冲突的特征和影响：以中国南京为案例研究》（“Attribu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human and wild boar conflicts in China’s Citie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China”，下文简称《南京》），研究地点是南京。它引用了南京绿化局和江苏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监测结果，认为南京野猪数量在快速增长。而且，它对媒体报道的人猪冲突事件的整理显示，南京的人猪冲突数量随着时间推移快速增加。

南京人兽冲突的发生数量在随时间增加 图片来源：Shen W et al. /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56: 111089.

那么从这两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人猪冲突的激烈程度和数量至少在一些地区确实是在增加的。而且至少在一些地区，野猪数量也的确有比较迅速的增长。但这不能得出结论“全国的野猪都已经泛滥了”，因为我正如上一节所说，野猪的种群调查范围和强度还是很有限的，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存在野猪捕食者的环境”里进行的研究，对待野猪的态度是冲突和保护并存，并更多地考虑了野猪的生态价值，而不是单纯地从人兽冲突的角度来看待：

《长白山老爷岭南部东北虎栖息地、优先区域和生态廊道研究》提到，“野猪和梅花鹿栖息地受盗猎和人虎冲突的影响严重”，《中国东北虎种群现状、冬季猎物选择及运动特征研究》提到“由于放牧等大量的人为干扰破坏了植被，导致猎物数量减少”。《基于占域模型的珲春地区人兽冲突初步分析》提到，珲春2017-2020年间报道的人与野猪冲突事件共2092起，提议“适当降低野猪数量”，但同时指出，要“考虑野猪作为东北虎野生猎物的生态角色”。

近日有人在吉林省长白山池南区拍摄到东北虎捕食野猪，野猪是东北虎强烈偏好的猎物 图片来源：新华社

干嘛要知道有几头猪呢？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要的是野猪不再造成人兽冲突，数数野猪有几头，又有什么意义呢？野猪种群调查和野猪数量调控，看似相互对立的一个“秀才”一个“兵”，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2011年发表的《猪太多了？对减少野猪和野化家猪影响方法的综述》（“Too many hogs? A review of methods to mitigate impact by wild boar and feral hogs”，以下简称《方法》）一文，总结了野猪种群调控的工作要点。其中提到：在野猪种群调控的工作中，持续监测野猪的种群数量，是非常有用的一环。

猫盟在云南易武拍到的野猪“小火车队”，野猪是大型有蹄动物里繁殖率最高的，这意味着它的种群调节和大多数大型野生动物都不一样

例如，加州的圣克鲁茨岛（Santa Cruz Island）消灭入侵物种野化家猪的工作相当之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使用了GIS地图，随时记录野化家猪的消灭状况，并依此调动人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之前西吉招募民间猎人捕野猪的活动，进行得很不顺利。猎人们表示，他们不了解当地野猪的分布情况，搜寻困难。而且西吉县之前已经组织捕猎过野猪，野猪的实际数量比官方通报的要少。

我们要确定调控野猪（比如打野猪）有没有效，当然要知道野猪之前有多少，调控过后有多少。这些数据还可以用来指导将来的工作。调控工作做完之后，持续进行监测也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了解野猪数量调控造成的生态影响。《方法》一文指出，人们在岛屿上消灭入侵物种野化家猪的活动，其结果大多没有发表，有的甚至连数据都没有记录下来，这样就白白损失了很多对后来人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非洲猪瘟被忽视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媒体充斥着“野猪数量已经过剩”的声音同时，针对某些地区的调查，却得出了“野猪在减少”的结论。

我们在《野猪“人皆可打”？警惕媒体混淆视听！》这篇文章里，引用了猫盟在和顺调查的野猪相对多度资料，可见在2023年，野猪的相对多度断崖式下降。这是因为猪瘟等传染病的爆发。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近期出现的因素，就是新传入国内的传染病非洲猪瘟。非洲猪瘟由非洲猪瘟类病毒科的DNA病毒引起，可感染多种猪科动物。2018年8月，中国首次报告非洲猪瘟。2018年11月16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发布，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发现一头感染非洲猪瘟的野猪，这是国内首次发现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非洲猪瘟流行病学及其在中国的风险防控研究》提到，截止到2020年10月底，中国大陆总共报道了6起野猪疫情。《非洲猪瘟的疫情的时空演化分析》提到，2018年至2020年12月，农业农村部共报道178例非洲猪瘟疫情，分布涉及30个省，当前非洲猪瘟病毒在国内分布广泛，且已在野猪种群中定植。

2023年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发布的《关于近期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情况汇报及建议》指出，目前中国北方的非洲猪瘟在持续发酵中，我国的非洲猪瘟爆发和扩散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华东、西南、华南地区也有散发。2024年12月20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第六版）>的通知》。

我在万方数据上查询了“非洲猪瘟+野猪+种群”以及“非洲猪瘟+野猪+减少”，企图了解传染病对中国野猪种群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有论文提到“野猪太多了”，却没有一篇提及非洲猪瘟对国内野猪种群的作用，唯一一篇证实了非洲猪瘟使野猪种群减少的论文，研究地点竟然是马来西亚。

非洲猪瘟不仅危害畜牧业，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负面影响。有些濒危的猪科物种，例如鹿豚（Babyrousa spp.），因非洲猪瘟种群数量大减，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野猪因非洲猪瘟减少，还影响到了东北虎种群的恢复。

如果我们要了解野猪种群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非洲猪瘟这个重要的影响野猪种群动态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但国内学术界对非洲猪瘟在野猪中的传播状况，了解还是很初步的。

为什么人猪冲突频发？

最后，人猪冲突的增加，仅仅是因为野猪太多了吗？

《中国人—野猪冲突时空特征及对生态系统“反服务”的启示》认为，人猪冲突增加的驱动因素有三：

生态环境改善使野猪种群恢复；

农地-生态用地界线不清，侵占野猪生存空间，导致野猪入侵农田；

野猪繁殖能力强，缺少捕食者。

而《南京》一文关注了南京城建和人兽冲突的关系。2000到2020年间，南京建成区增长超过三倍，城市建设不断扩张，而且有“爬山”的倾向，与之同时，南京的绿地不断萎缩、破碎化。南京人猪冲突集中分布于建成区内，特别是在城市向山坡上蔓延的区域周围，与城市扩展的模式一致。

南京的地图和城市扩张的关系。蓝色的点是人猪冲突的发生地，红色是建筑“爬上”山坡的区域，浅蓝色是建成区，绿色是山地，可以看到冲突大多发生在人类生活的区域（建成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山）发生重叠的地方 图片来源：Shen W et al. /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56: 111089.

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森林景观因城市开发而破碎化，是人猪冲突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建议修建生态廊道和动物过路装置，以减少人猪冲突。

总之，人兽冲突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归为“野猪繁殖太多”。人类农业和建筑扩张导致栖息地碎片化，野生动物被迫进入人类生活环境寻找生存资源，也是不可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野猪和人类的冲突，是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与全社会对生态保护愈发重视共同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媒体的渲染下，“野猪泛滥”这个结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思想钢印，而忘记了任何问题的解需决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需要更多针对野猪种群和人猪冲突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有效的调控种群和缓解人猪冲突的策略，而不是被舆论裹挟，一味地“喊打喊杀”。

参考文献

[1] 奔流新闻. 野猪“躲猫猫”，“赏金猎人”在西吉进退两难. https://www.ctdsb.net/c1716_202410/2286388.html，2024-10-23/2024-11-01

[2] Shen W, Yang A, Wang Y. Attribu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human and wild boar conflicts in China’s Citie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56: 111089.

[3] 王亚辉, 杨遨郗, 杨庆媛, 等. 中国人—野猪冲突时空特征及对生态系统" 反服务" 的启示[J]. 地理学报, 2023, 78(1): 163-176.

[4] 谭莉萍，刘俊辰，王剑武，宋虓，章书声，陈锋，赵闪闪，徐爱春. 浙江省野猪资源及与人类冲突现状. 应用生态学报. 2024(10): 2907-2915 .

[5] Massei G, Roy S, Bunting R. Too many hogs? A review of methods to mitigate impact by wild boar and feral hogs[J]. Human-Wildlife Interactions, 2011, 5(1): 7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