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生讨论吴柳芳事件
有同学问:“我想听听您对于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擦”的评价,一方面我觉得“擦边”以牟利肯定不对,但另一方面现在广泛的社会舆论又在支持她,把这种自由当做一种对于现存分配体制的反叛,我又觉得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现在有点迷惑了。”
我说过,问题一般有事实(“真的吗?”)、逻辑(“为什么?”)与价值(“所以呢?”)三个层面。那我们就来一一讨论。
可以确认的有关事实基本是这样的:
国家体操女队前队员吴柳芳做直播跳舞,被东京奥运会女子平衡木冠军管晨辰批评“擦边”。吴柳芳一度被平台停止关注,但许多网民支持吴柳芳,认为她退役后境遇不顺,自食其力并不可耻,反倒是管晨辰养尊处优,对生计艰难的师姐毫不共情,真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或者说比“何不食肉糜?”还要坏,因为晋惠帝只是不理解,但并没有对饥民落井下石。结果,吴柳芳抖音号被恢复关注后,粉丝从5.4万涨到了600万(现在据说破1000万),而管晨辰则继续遭到一些人的攻击。
不过,根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显示,2024年11月22日0时至2024年12月02日16时,有关“吴柳芳”的舆情信息约为147.7万。通过观察趋势可知,舆情于11月24日达到最高峰。该时段内,有关“吴柳芳”的舆情主要集中在短视频平台,相关舆情量约占总量的41.8%,其次为社交网络(约占40.6%),新闻APP(约占15.8%)。该时段内,有关“吴柳芳”的舆情情感倾向以中性为主,占53.6%;其次为负面舆情,占29.0%。正面舆情较少,占17.4%。我不太清楚这里说的“正面”“负面”是不是对吴柳芳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如果是的话,那就和“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吴柳芳”有一定出入。但即便如此,这里面占大多数的“中性舆情”对吴柳芳应该也是一种“理解但不赞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支持”,但可以说是“相当程度上的同情”。
再看逻辑层面,吴柳芳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人支持或同情呢?
一位名叫“经略幽燕我童贯”的博主这样分析:
“这次让大家一起挺吴柳芳的,在我看来,其实是我们都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说难听点,我们还不如她呢,吴柳芳好歹曾经拼了命卷进了国家队,而我们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平庸的废物而已。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大部分人都是废物,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本来嘛,废物自然有废物的觉悟,我们从来不嫉妒成功者。如果管晨辰不说那些话,我们是非常尊重她作为奥运冠军曾经为国争光的这个经历的,她在赛场上的那个袋鼠摇很可爱。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些成功者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主动出击来招惹我们这些废物了,说一些“你个废物也配活着?你这么活着不觉得丢人吗”之类的正确的废话。这就把一个事情上升到了阶级矛盾的层面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毛主席告诉你“亲不亲,阶级分”了:
是啊,你鲤鱼跳龙门跳过去了,那我们呢?我们这些废物活得不体面,是我们不想体面吗?我们当年也曾拼过命去够那个龙门啊,为什么我们失败了我们就该死呢?”
那位提问的同学认为吴柳芳的同情者是对现存分配体制的不满,而在“经略幽燕我童贯”看来,未必如此,大多数同情者的心态是“你们精英欺负人要有个限度”:
你们跳过了龙门,爬上去了,捞着了。怎么跳、怎么爬、怎么捞的?我们不管了,因为你们做的那些事,干净也好,龌龊也好,我们很多人当年也想干,也试着干过,就是没干成,愿赌服输,我们接受。
你们“跳过龙门”以后,只顾自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利益固化,资源垄断,阀阅门第,私相授受,不愿意“先富带后富”,我们也不管了,因为换了我们可能也没这个觉悟。
可如今你们不但要断了我们仅剩的几条活路,还要道貌岸然地教我们怎么做人,说我们这群废物low到不配活着。这我们真的就不能忍了,因为我们再怎么“换位思考”也想不通:你们对我们不帮不扶不管不顾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丧心病狂,一定要对我们置之死地(不留活路是想让我们死,侮辱人格不也是想让我们“社死”吗?)而后快呢?
所以按这位博主的思路,问题仍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及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到的“为承认而斗争”——人的最后底线不一定是多少物质利益,而是作为人而得到承认。一旦这一点都被突破,他就只能背水一战乃至“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而另一位叫“编剧祝明”的博主则认为,部分男性支持吴柳芳,可能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救赎心态。他说:
“前些年,2006-2016年左右吧(但没有数据哈,但是你们可以和年长的男性亲朋交流一下),夜总会是非常盛行的,很多男性都私下去过。这些男性,一般都是有一定社会资源的男性,多数是应酬去的。商务宴请有,公款吃喝也有。
……
当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男性,又没有自己花钱,就与一个“被物化的女性”结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首先,这个女性会肯定和夸赞这个男性,但同时,多数这种情况的女性也会卖一卖惨,说说自己生活的不易,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当然,真假参半)。
一般有良知的男性,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混淆了的救世主的心态,就是大家吐槽会说的:“劝妓女从良”。这种情境的男性,会对这种情况下的女性产生同情也很正常。(没有自己花钱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如果是自己花的钱,就会知道,购买的是特定服务,就不会搞混淆。)
但私下逛过夜总会,和私下刷过擦边视频一样,都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讲的事。事情不能讲,存在的共情和理解却是真实的。“我去过夜总会,我知道他们的处境,所以我很同情像她一样的女孩。”网络俗语又称:“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然而,这句话的前半句话,是年长男性确实不愿意公开讲的。所以就造成了只能讲后半句话,但因为少了前因,让大家无法理解他们的观点和内容。
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只要你曾经在夜总会摸过姑娘的小手聊过人生(还没自己掏钱),确实会感觉必须在关键时刻为像她们一样的女孩说几句话。”
“编剧祝明”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态,他不作道德评价,而且认为这总比私下摸了人家的手看了人家“擦边”,到了人前还要义形于色地骂人家“下贱”要好些。
这也算一家之言吧。
照我理解,“编剧祝明”是想说:因为去过夜总会摸过姑娘的手而支持吴柳芳的这部分男性也还算是善良的,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善良却是这样不纯粹、不彻底、不完整乃至有些猥琐的。
而我看过一部1982年的影片《勿忘我》:
女知青雯雯的父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她下放的村子里的一位叫周虹的中年村医(他是文革前就下放到农村的“右派”知识分子)阻止了她轻生,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为她补习文化。文革结束后,雯雯在周虹的教育帮助下,学业优异,考上了大学,而在长期的相处中她也爱上了年长她20几岁的周虹。到北京上学前的晚上,雯雯来到周虹的房间想向他表白,而周弘虽然也喜欢这个女孩,但他不愿意耽误雯雯,只给她留了一封信勉励她为了祖国和人民好好学习,默默地离开了。
周虹对雯雯的所言所行就是一种纯粹的善良。纯粹的善良往往表现为愿意为了一个自己本来并无责任也并不亏欠的人而全力付出,并且拒绝从受助者那里得到“回报”。然而正是这一点既让雯雯感动又让她生气:雯雯用父母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买了一批医学书籍送给周虹,周虹却问她花了多少钱要还她,气得雯雯大吼:“好,那就还吧!当年你救了我一命,值多少钱?这些年给我补课,学费是多少?我都还你!手头不够,银行还有!”周虹自然不能收雯雯的钱,也就只好收下她送的书,这才让雯雯破涕为笑,因为在她看来,这就算周虹承认他和雯雯之间不是“回报”与否的关系,而是她想要的另一种关系了。
相信每个人都会敬重周虹这样的人,会将这种善良称为“高尚”,称为“侠肝义胆”。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是电影,而且表现的是一个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年代。而在当下的现实中,我们很多人的善良却会表现得像“编剧祝明”描述的那样,有些变形、变味,乃至有些矫情与滑稽(“我帮你声辩是因为我摸过你,也是为了以后更心安理得地来摸你。”)。
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呢?人心大概总是善恶驳杂,而且大多数人是善多于恶的,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让人们把恶的那一面表现得那样理直气壮魅力十足以致现在的影视剧都带出了“反派崇拜”,而将善的那一面表现得那样扭苍白、怯懦、扭曲、油腻呢?
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对这一事件还有很多其它的分析,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解读有关吴柳芳事件不同看法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我们从更多角度去认识当今社会,更精准地把握不同人群的境况、诉求与心态。
至于怎么从价值上评价吴柳芳这件事,其实我和大多数人看法是一样的:
1.“擦边”不好。网络直播中的色情化倾向是错误的、不健康的。尤其是它物化女性,让很多年轻女性误以为自己唯一的魅力就是容貌和身体,这其实压抑或妨碍了女性去发展和运用自己真正的聪明才智。
另外,有多项医学研究表明沉迷于色情信息会损害人的大脑:
2014年,剑桥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瓦莱丽·冯(Valerie Voon)的团队对那些习惯观看色情事物的年轻男女进行大脑的断层扫描,结果显示:习惯观看色情的人大脑活跃区域与那些吸毒者看到毒品的活跃区域相似。
同年,德国的两位心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西蒙娜·库恩(Simone Kühn)对64名健康的成年男性的实验显示:在色情上花的时间越多,大脑右侧纹状体中的灰质体积就越小,而这一部分会影响我们的高级认知功能及其所控制的行为。
即使撇开这些道德问题不谈,如果直播“擦边”被容许,女主播们都来“擦边”,那就会导致“擦边”的边际效益递减,因为这时大家互相竞“擦”,你只有擦更多的边才能吸引到流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卷”。像吴柳芳这种有一定头衔的人都“下沉”到这个赛道来“卷”,势必逼得更多的普通女主播要么进一步突破底线互相狂卷,要么被踢出赛道。这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一种“底层互害”的双输结局。
2.但我们确实不能一味居高临下地指责“吴柳芳”们。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截至2024年5月末,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8亿个(多平台非去重数据),其中90%的账号年收入不到5000元,而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只有0.5%。可见绝大部分网络主播的处境还远远不如吴柳芳。国家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主播群体不能只有规范和处罚,还应发挥社会合力,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其素质,使其有能力做出有特色的内容,促进直播行业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一点:管晨辰对吴柳芳的指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反而带火了吴柳芳。绝大多数普通主播是连这种被“骂”的机会都没有的。如何多方联动,向普通主播倾斜更多的资源与机会,把“流量”这个蛋糕切得更均匀一些(直播业内的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2023年收入最高的一位头部主播据称有32亿元的进账,而该年度的网络直播全行业总营收为2095亿元),也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的课题。
每个普通人都应该活得精彩而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