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篇疫情期间写的关于科技创新政策的旧文

看到社区里围绕高校考核来讨论科技政策的问题，我疫情前曾写过一篇对科技创新方面建议的长文，和大家的讨论内容有较多的重合之处，发出来供参考。

这篇文章于22年9月完成，除了同学微信群和和某个冷门网站发表外，我还曾将其作为政治学习的体会材料提交。这两年我可以欣喜地看到国家的政策在大方向上和我的期望比较符合，但在执行层面还有很多难以落实的地方。而我的文中在具体执行上有一些原因分析和建议，因此期望借观察者网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

我们和自欺欺人的距离

序：实事求是

缺乏原始创新已经成了国内科技领域公认的“痛点“。如何激励原始创新也成了热议的话题，而科研管理制度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现行科研管理制度不适应原始创新，需要”破五维”已经成为了国内科研领域的共识。但破简单，立才是难点所在。大家一再提出来的疑问则是“如果不用SCI等标准，那么，又应该用什么标准”？课程中已经有专家指出，简单地使用其它标准，很可能又会陷入类似“唯SCI”的怪圈。但如果没有公开、公平的标准，我们又如何让科研管理工作标准化、科学化，以更好地支持科研工作呢？

在我看来，我们长期以来大多从管理角度看科研制度，却忽视了科研工作，特别是科研创新自身的规律，是让人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很多地方过于注重表面成绩，忽略了其中的问题、不良倾向和可能造成的长远负面影响。要想让科研制度适应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直面当前的问题，并有更正问题的勇气，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些形式上的正确性。这些形式上的工作，说到底，只是自欺欺人。而当前中美竞争以贸易，制裁甚至军事对抗为表现，其实质则是高科技战，在激烈的科技对抗中，所有的自欺欺人，只会导致我们自己的误判，并可能导致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当前的科研制度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抄“来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方式有其合理性。主席也曾说过，”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而从采用sci作为标准开始，已过了二十多年，我们技术上有了发展，对世界也更为了解，无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经验都积累了不少，这时候正是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籍此改进我们自己工作方式方法的时候，特别是要总结科研工作管理方法如何服务于原始创新的问题。

笔者是一个与产业界联系密切的高校教师，在专业领域的创新技术研发方面也算小有名气。本文从个人的经历、知识背景和体会出发，希望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关于科技创新目标、评审、支持方法和创新环境方面的问题和解决之道。文章为个人观点，而笔者不保证观点的正确性，只保证文章都是个人的真实看法，里面没有任何的自欺欺人。同样，笔者也希望读者阅读时能够直面文章提出的问题，正视文中提出的可能。笔者坚信，只要回归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科学公正的科研管理制度，而在这一制度下，我国的科研工作者们将真正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与我国人民一起，以更轻松愉快地方式，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内卷的世界

我给自己带的硕士生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告诉学生们，你们硕士阶段有三大目标：第一，达到学校的要求，顺利毕业（主要是论文）；第二，为毕业后的工作学习至少一种技能；第三，完成老师交待的任务，这三个目标分别对应了研究生的学习、发展和工作。大部分硕士研究生这三个目标是不一致的，而这也是大部分硕士生压力和痛苦的根源。而我们这里，三个目标是要统一的。

我也只敢对硕士这么说，博士生论文要求太高，理论性太强，我也没把握把三个目标统一起来。

或许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三个目标不统一的严重性。多几个目标又如何？高考还有五门呢！但是不要忘了有个成语叫“水涨船高”。不管是学校的毕业指标，还是科研项目指标，都是浮动的，制定政策的人看的是平均水平，要的是一年更比一年强，而偏偏论文领域不缺“卷王”式的存在。于是，前些年，“卷王”们就带着大家沿着唯SCI的方向一路飞奔而去了，而第二第三项任务，就只好变成了牺牲品。

这也就是为何大家对“内卷”现象深恶痛绝的原因。对于“内卷”的个体来说，努力有什么错呢？但是在现在普遍进行KPI考评的环境下，个人的努力带来的却是整个圈子内部竞争环境的恶化，而这个恶化又看不到尽头。既然无法摆脱，那就只好选择“躺平”了。

另一个类似现象是实习。半年左右的实习已经成了IT领域公司招聘时的“潜规则“，我在和产业界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基本都是是”有没有好学生推荐过来实习“，以至于我以开玩笑的语气回复”认可我的工作吧，那为啥不考虑提供支持，而想着抢人呢？“。其实说到底，还是学校的研究内容和评判标准和产业界距离太大，以至于产业界需要一些其它的方式来评价学生的能力，但一个三年制的硕士，基础课程需要半年多，毕业，找工作需要半年多，培养到具有基本动手能力需要半年多，再加上实习需求，能够使用的时间满打满算半年出头，这期间还有论文的压力，要想让学生安心工作，难上加难。

研究生的“内卷“现象相当于给老师们的课研来了个”釜底抽薪“，而科研目标的异化则直接作用于科研的大方向，足以把老师们的科研引入歧途。我们现在的科研工作，从验收角度考虑，会在论文、专利、产业应用状况等方面提出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并不能验证科研工作的创新性，展示的只是”相关性“，即创新的科研工作和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因此，这些指标有助于提高经费使用效率，降低风险。但制定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目标制定的本身是否科学，可行性如何，是否真正有助于我们科研工作的目标？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这样的目标设置方式，是否会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取巧的方法，让他们可以绕开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通过表面工作达标，甚至让弄虚作假者占用资源，让那些解决真实问题的科研人员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败坏整个科研风气。

实际上，转换一下视角，从项目执行者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很容易发现现在指标体系的不科学之处。一个科研项目的目标，从重要性上，可以分为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从实现方式上，可以分为可控目标和不可控目标。提出方法，解决问题是主要目标，发表文章，获得经济社会效益则是次要目标或者说是通过实现主要目标而达成的附带目标。将科研工作写成文章并投稿是可控目标，而让高水平期刊接收文章则是不可控目标。一个合理的目标设置应该是在目标选择上，首先完成主要目标，兼顾次要目标，而不是暄宾夺主，而在目标执行上，则是保证可控目标的完成，争取不可控目标，而不是从政绩角度强行拔高。过于注重次要目标，只会让科研工作者偏离科研主线，而在不可控目标上严格要求，则会让科研工作者耗费大量精力用来提升不可控目标的达成概率，并严重影响对整个项目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因此，科学、合理的目标设置是正确科研路线的起点。在人才培养角度，它应当意味着学生学习、工作和发展目标的统一；在科研任务角度，它应当意味着按照客观规律设置目标。区分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可控目标和不可控目标。主要目标应当严格要求、重点评测，次要目标则可适当灵活。可控目标可具体规划，精准评测，而不可控目标则可以放宽要求和时限，或者提供可替代指标。而不顾客观规律，强行追求各种指标，必然导致研发重心偏离科研的原始目标和核心任务，而在一些形式化的指标上内卷。那么，即使有大量类似SCI论文、到校经费等成果，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按客观规律设置目标后，我们还需要增强对主要目标的评测水平，并为不可控目标找到替代性的评估方法。而这些则属于测评的问题，是我们第二节讨论的主要内容。

2 孤独的批评者

在每个单位，总有这样一些专家，他们学术水平高超，学风严谨，既严于律人，也严于律己。在各种评审会议上，他们的批评意见往往直指要害，对项目的科研方向颇具指导意义。但人们对这些专家的态度却往往是“敬而远之“。他们的真知灼见往往只是最后评审报告中的一两句话，用来显示评审的专业性，而难以真正影响研发工作，毕竟这些都不是硬性指标，粉饰一下就可以过关，即使想做也拿不到额外的资源支持。而专家们要是过于较真的话，反而会被当做”添乱“的存在，给评审者、被评审者都带来不痛快。

这比起前些年已经算是大大改善了，前些年的时候，评审专家们的评审工作更是不务正业，曾有评审专家自嘲自己明明是个科技工作者，却化身成为了财务专家。即使到了现在，一个严肃的科研项目，让一群专家们在百忙之中，抽出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评审，没有时间充分了解项目的背景需求，没有时间了解技术路线的优劣对比，没有时间深入交流技术细节，又如何保证评审的正确性？

像SCI之类的硬性指标，或许就是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毕竟高水平学术期刊有更严谨的审稿流程，对期刊的学术声誉也更为看重。但这些指标同样无法保证评审的正确性，因为学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和科研项目的目标本身就相去甚远。而这种关注论文指标的科研评审体制产生的淘汰效应，则往往导致国内越是相对落后，急需发展的一些领域，越因为论文难于发表等原因而得不到支持，形成了恶性循环。

以SCI为评判标准，从历史上看有其合理性，一个先进又相对规范的评价体系，有助于让我国的科研评审制度走上正轨。但我们学习SCI的目的，到底是改善我们自己的评审制度，还是说把我们国家科研评审的工作交给“洋大人们“代劳呢？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在国外指挥棒下的中国科技发展能够走到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吗？

再切换一次视角，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假设我是一个核心技术的需求方，那么，我有可能通知各类期刊的审稿专家，按照我的技术需求去评判文章的好坏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真的这样做，那就成了学术不公了。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以这种并无必然相关性的评价指标作为科研项目验收评审的硬性指标？并且，我们不担心国外因为政府的敌对势力甚至仅仅是一些固有的偏见，而对于我们的科研方向进行有意无意的误导吗？

因此，比起破除“唯SCI”,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更加符合要求的评价方法。从系统工程角度考虑，这一评价方法需要评价者明确项目的需求，了解相关技术路线的发展，能够跟进项目，并且对一些关键技术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显然，集中开会方式的评审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甚至可以说，现行的科研体制下，这样的评审要求，其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解决之道只有一条：将科研项目的评审工作融入到正常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中。

或许有人又会疑惑，这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唯SCI“这条路线上了吗？其实这里有本质的不同，”唯SCI”是把裁决权交到SCI这种和科研任务没有相关性的单位手上，而这里的建议则是以任务下达单位为主，由任务下达单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达成评价目标，这一目标不排斥SCI刊物等标准，但要确认标准与任务需求的一致性，中文核心刊物、产业界专家团队的论证报告等材料，如果切合任务，完全可以取代SCI纯学术性指标，甚至可以考虑借用杂志的专家库、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在线发表资源等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更为公开、透明、有针对性的评审。而这些需求也可以让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更接地气，更面向国内的真实需求，同时，能够更高效率地利用国内的学术资源，提高国内刊物的学术水平，进而增加评审的权威性、正确性，形成良性循环。

由于创新工作的不确定性，任何评审制度必然会出现例外情况。因此，在设计评审制度时，不能回避对例外情况的处理。长效机制、纠错机制和旁路机制对于处理例外情况是必要的。

长效机制指对于一些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证实或证伪的观点，不急于下结论，而是以网络预印等方式公布，通过公开的技术讨论、技术团队后续工作和相关领域技术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后，再进行评价。这一机制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加快科技交流的效率，并增强评审的客观性。

纠错机制则是对一些关系到项目评价的评审过程，提供评审过程的记录，并为被评审者提供申辩机会，以防止评审过程中的失误。从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鼓励对项目的严格要求，但是严格要求难免有误杀现象，因此，纠错机制应是一种常态化机制，应当让不同意见反复争鸣成为正常现象，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评审者的态度不公，一般不建议追究评审者的误判责任。

旁路机制则是针对不适合现有评审方式的成果。由于创新成果形态的不确定性，即使再公平公正的评审过程，也可能有所疏漏。因此，提供除正规评审过程外的其它成果认可途径，使得具有特殊性的重要成果能够被认可，也是科学评审的重要环节。

我希望，未来的评审，不再是短时间内的走马观花。而是能够真正尊重专家们的思想，让评审者和被评审者能够在开放的气氛中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让评审者有时间了解真正的成果，也能够让被评审者通过思想的碰撞开阔视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让评审真正成为评审，并进而从根本上改进科研创新的学术氛围。

3 创新的规律

解决了目标和评审的问题后，我们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现在这种集中申请，早早规定研究路线、基金数额和使用方法，以申请到项目作为成功的方式，是否符合创新的规律？ 

实际上，这种支持方式明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对充满未知的科研创新工作，在未深入了解其规律前，判断哪种技术路线正确，并早早精细准确规划未来的科研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创新应当是随机应变的，越是不成熟的技术，越需要灵活进行试错。现在的各种固化的资金申请和支持方式，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它很多时候不是支持科研工作，而是在为科研工作增加负担。而到校经费等因素又往往成为高校等科研单位评价教师成果的方式，这更是偏离了科研创新的本意。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原始创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方式？是不是给钱就是有效的支持方法？显然不是的。创新和生产建设不一样，它对于方向性很敏感。生产建设的规律一般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创新领域，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是一个技术方向频繁试错选择和技术链条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必须从发展过程来理解其规律。

创新过程可以粗略地分成思想产生-路线确定-技术成型-产业发展四个阶段，起始的idea产生过程可以说是“随缘”，环境合适时，不需要太多资源，大样本下总可以随机产生相当数量的创新idea，需要的是大量试错来明确不同Idea的技术路线，并选出合适的技术。后期产业发展时，核心技术依托产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需要的是良好产业环境的支持。而经费需求主要是是技术成型时期，技术本身缺乏造血能力，又需要大量投入来完善技术，此时技术最需要支持，而方向选择也最重要。项目方向选择错了，会让投入打了水漂；产业方向选择错了，不但断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还会浪费几代科研工作者的黄金时间。

从创新规律来看，起始阶段，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支持，需要的是各种技术路线公平竞争的资格、科学合理的选拔机制，以及灵活试错的空间，这时候过于细致的资金使用限制反而是添乱。产业发展阶段，我们也不需要多少资金支持，需要的是对产业环境的保护，包括以法律武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以及在霸权国家进行打压行为时提供支持。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过程，是技术成型过程，而技术成型过程完成的标志则应该是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而产业发展和良性产业循环构建过程中，需要的是突破点的正确选择和资金的灵活应用。从创新的各阶段来看，当前这种固定年限、限定经费的知识方式，都是不符合科技创新的规律的。

我们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来使科技政策更符合科技创新的规律：需要广泛征集创新技术来源，并根据技术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选拔技术，避免集中评审可能导致的挂一漏万；需要根据技术发展情况灵活支持，鼓励省钱又解决问题的技术验证方式，避免形式化、不符合实际的项目支持方式；需要基于项目完成情况和成果产出来评价科研人员绩效，避免以基金申请能力和表面业绩来进行职称评定的方式。这是为了让科研体制这个生产关系适应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好的事情。

在科技的前瞻性研究阶段，需要的是方向的选择和技术成熟度的提升。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鉴电视节目中常出现的“海选“方式， “广撒网“，广泛征集项目，通过多种渠道，大幅增加入围项目的数量？在技术评判和支持上，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技术成熟度划分级别，提供不同的资金使用上限，并通过一定频率的技术成熟度评审，形成”海选-竞赛“的模式，使得有限的资金能够支持更多的项目，并能够根据科研进展情况从中选拔出优秀项目。而在个人职称评定等方面，能否不围绕着项目进行，而是以科技成果的重要性和技术成熟度作为指标，代替以到校经费作为指标的方式，让职称评审回归科研工作的本质？这些事情如果实施下去，是否可以让我们的科研创新工作更具活力？

而在科技的产业化发展阶段，需要的是突破口的选择和完整技术链条的构建。那么，我们评估项目时，能否摈弃各种指标上的先进性，以产业循环的选择和补短板为目标来制定资金使用规划？能否把大型设备购置、外协、测试加工等大型开销预算做成一个大池子，根据产业循环需求随时申请使用，并根据技术和产业环境发展情况灵活调整，而非早早锁定费用？能否在技术验证和开发过程中，鼓励使用各种虚拟化技术和合作研发方式来降低成本，而非让大家绞尽脑汁研究如何花钱？这些事情如果实施下去，是否科研让我们科技的产业化落地过程更为顺畅？

另外，还需要特别警惕一种虚假的科技产业循环：从技术支持、产业成熟度、社会效益等角度看上去都很完美，稍稍推动一下，就可以形成产业循环，为各方面带来政绩。但技术本身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隐患，最终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破坏整个产业环境。当年CPU”造不如买”的风波就是教训，到最后，坚持自主研发的龙芯发展了起来，而获得大量投资的引进计划，既缺乏后续发展能力，也解决不了卡脖子问题。因此，对于产业循环，我们必须从科学客观的角度出发进行评判，在技术实现层面，支持渐进式、逐渐成熟的过程，但技术方向上需要严格进行评判论证，以避免产业循环走向错误的方向，并在出现技术方向问题时，可以及时纠偏。

归根结底，我们对科研创新项目的支持，其目标是为了让科研人员专心于科研工作，而不是忙于各种形式化的琐碎事务。比起每年多少个项目，多少资金的支持，解决科研项目进行过程中的问题，让科技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研究，才是对科研项目最大的支持，而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的不是形式化的工作体现，而是对科技创新规律和科研人才的真正尊重，至少先从尊重科研人员的意见开始。

4 道路自信

国内对我国科技发展缺乏自信，对中美科技对抗中国取得胜利缺乏信心的科技工作人员人数其实不少。我挺能理解他们的：日常的科研工作严重依赖国外，现有的体制下又感觉不到足够的活力。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国内的科技发展充满信心，关键词就在“举国体制“上。很多留美的同学喜欢嘲讽我们，说”举国体制“扼杀创新。我认为这只是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科技创新经验，已有的经验也没有能够充分用于改进举国体制对创新的支持上，而真正擅长扼杀创新的，则是失控的资本。

“举国体制“优势何在呢？奥秘其实在”共享“两个字上。大家知道开源运动推崇技术共享，一个冷知识是：开源社区中的活跃分子，很大比例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开源对产业界最大的贡献则是成本的降低：不是产品本身免费这种低层次的成本降低，而是在于开源的方式，让开发者们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实现产品功能的丰富和不同产品的对接，从而从源头上解决程序员软件开发的生产力。商业合作时，技术合作从属于资本，合作方要经过各种试探，还要严格限制技术的扩散范围，而开源共享模式则可以真正从技术本身出发进行自由开发，给了软件开发无限的可能。

开源方式如此好用，以至于即使垄断企业也将其作为重要的推广模式。但这些企业的开源往往是夹带私货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软件生产力，而是把生产力更牢固地绑定在自己的技术产品体系之上。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可以支持真正开源共享的方式，能够更好地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举国体制”已经有“两弹一星”等成功的先例，但以前的成功更多地还是跟随发展的成功。当前我国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线，“举国体制”也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模式，其最终目标应当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支持全社会广泛协助以达成创新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来检讨，我们的政策是否能够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推动技术的共享，并进而推动不同单位的协同？

以现有的国家重大专项申请方式为例：现有模式是各公司为主，组团竞标，中标者可以利用国家经费降低成本，以在核心技术上予以突破。我们先不考虑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思考几个更本质的问题：国家投资是为了提升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但假设公司中标并顺利完成了这一项目，在市场经济下，公司又有什么动力把这个技术共享出去呢？而如果技术不能用于改善国内整体的科技水平，公司又如何维持技术的持续发展？此外，这种靠评审确定一切的方式，是否有助于建设产业上的公平竞争氛围？

考虑下面一种支持方式：国家不再采取配资的方式，而是直接针对核心技术提供全部资金，中标者相当于承接了国家的新技术购买任务，而投标者同时也应该是技术的需求方，排名第二、第三的投标者同时也应当是技术的使用者，他们应该享有以合理价格使用这些技术的权力，同时也可以作为技术的验证方，参与项目的验收。无法让其它单位使用的技术，显然不具备提升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效果。而如果在验收过程中出现争议，则完全可以由高校、科研单位等无明显利益相关的第三方进行验证，就以能否成功使用相关技术为验收标准。这一方式是否更符合市场规律，并且也能够推动产业界之间，以及产学之间的协作工作？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推动符合产学研各领域自身需求的协作方式。有工控方面自主研发的专家曾对我说，我们国家在工控领域的数据、设备方面并不落后，落后的是方法，是基于大量数据研究出的优秀算法。而我国来自实际的大量数据内容则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承接的一个工控安全相关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目标是解决国内自己的安全问题，但使用的数据集则是国外提供的数据集。而使用国外数据集则是国内科研工作的普遍现象。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协作机制，把国内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形成在祖国的大地上进行协同创新的氛围，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成败的关键。

为了推动产学研各领域的协作工作，国内成立了多个产业联盟，笔者也参加过多次这类联盟的活动。但总觉得这些联盟缺乏足够的活力。或许是国内科研体制的影响，各联盟总喜欢采取由上到下的推进方式，通过合作申请项目，推动标准等方式，推进联盟的活动。相比起来，国外的技术社区则更注重以开源开放的方式，比较实质性地推动产业的发展。而在笔者看来，联盟应该更关注技术本身的特征，关注通过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机会，并且利用专业性和各方协作的优势催生项目，而非走上层路线，去获取分蛋糕方面的优势。

与国内的一些联盟相比，笔者感觉国内的一些技术社区反而更具活力，相对偏技术的讨论更多一些，偶有较深层面的技术交流。但技术社区缺乏的则是可以带动技术发展和社区内技术人员协作的具体项目，如果有开放性、有实质内容和广泛参与性的项目引领，更能够促进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综合国内外的经验，笔者认为，创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科技社区，依托技术社区完成科技项目，推动科技进步是实现新型“举国体制”的可行途径。而我国现在科研体制核心问题可以归纳为科研生产关系不适合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科技社区运作时，需要非常重视由科技本身引领社区发展，促成社区内的自发科研组织活动，引用华为任总的话，“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无论是技术问题，方向讨论，文章评价，还是目标制定，都可以在社区中讨论，并且通过一些公开的开源开发、技术推广、科普教育等方式来推进社区日常工作，扩大社区影响，让社区真正服务于我国的科研体制和科技发展。

5 先辈们

笔者喜欢读史书，特别是近代史和革命史的很多资料，读史的心态也在不断变化。早期看的是传奇性，之后看的是创业的艰辛历程，而现在读史，更关注里面先辈们很多工作的科学性。

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上，先辈们堪称我们的楷模：即使是大捷之余，首先做的也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所谓“成绩不提不会少，问题不提不得了”。并且所提的问题绝非表面上的批评，其内因、表现形式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都进行客观实际的分析。与其相比，我们现在的总结报告里，成绩太多，问题有点少，关键在于问题分析浮于表面，缺少了深入的分析，自然也就谈不上针对性的、可行的解决方法。

开源开发是现在推动IT产业生态发展的常见做法，但我国的开源软件影响还明显落后于国外，对开源的自身规律也缺乏理解。但从军史中，我看到了另一种“开源”，几乎可以算是我理想中的“开源“，那就是人民军队的军事民主制度。军事民主制度让人民军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自己的领域提出方案，并进行验证，无论是元帅还是小兵，都可以提出建议，并且通过集体的力量进行改进，以组织的力量进行推广。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地雷战”，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点两面”、“三三制”、“新式整军”、“堑壕战术”，到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战”，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创新层出不穷，造就了“学习型军队”的特点，也是我国军队敢于在劣势装备下对抗一切强敌的底气所在。

读史至此，我也曾有疑问，到底是制度造就了人，还是人造就了制度？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正循环构建、互相造就的过程吧。在科技战的大背景下，全社会都在呼唤科技创新，我们在技术上需要向前看，但是在科研管理和科研方法上，或许应该更多地从先辈们身上汲取营养。

总结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前面各章的提出的核心建议。

第一章针对科研目标，建议科研目标按其重要性分为主要目标、次要目标，按其特点分为可控目标与不可控目标，科学确定目标要求。

第二章针对科研评审，建议根据项目评审制度以拿来主义方式与国内外科学评价制度结合，通过项目评审带动科学评价制度的改进，并设置长效、纠错和旁路等机制作为补充。

第三章针对支持方式，建议建立动态、选拔性、按需支持的科研制度支持方式，避免科研成果评价与经费等非科研性指标挂钩。

第四章针对生态建设，建议从制度上支持共享和协作机制的落地,建立通过社区制度运作生态建设。

第五章针对科研态度，建议我们学习革命前辈们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与军事民主制度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