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认为林毅夫等学者也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格

　　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观察者网上的另一篇文章《雷鼎鸣：在我看来，这几位中国学者更有资格拿诺贝尔经济学奖》（https://www.guancha.cn/leidingming/2024_10_28_753267.shtml）。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奇迹》的作者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应该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应该像实际发生的那样授予《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的作者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

　　我个人认为，三位中国学者是对中国经济腾飞有重要贡献的，而三位美国学者，如果不客气地说的话，他们简直是经济学界的垃圾和耻辱，不仅对经济发展没正面贡献，反而在宣扬谬论。但即便是这样对比之下，我仍不认为三位中国学者有资格获奖，并且，我可以指出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的理由，说出来很简单：经济学奖应该授予对基础理论或一般性认识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不应该授予只对经济发展实践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这是因为一般性认识的突破和创新远比实践上的进步重要。美国人更没资格获奖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学者对一般性认识没有重大突破创新也是事实。西方学者的理论是谬论，中国学者的理论，则由于针对了太多中国特色的缘故，也是有局限性的相对真理，有其不适用和不可复制的部分。

　　西方学者的“制度的包容性”是胡扯，这很好驳斥。北美事实上就是当时殖民地当中最没“制度的包容性”的地方——残存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至今都不愿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祖先当年更是抵抗到了无力再抵抗为止。按这三个西方学者的理论，美国应该是最不发达的地方。相反的事实发生了，是由于西方人有能力将没有“制度的包容性”的地方彻底改造成有，办法也很简单直接：基本消灭原住民，只剩下他们自己和听话的奴隶。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做颠倒黑白的理论研究和表述，这样的学者难道不是经济学界的耻辱？

　　很可惜，雷鼎鸣这位文章作者反驳西方学者，连这么最大和最直接的事实都没引用。

　　而中国学者的新结构经济学，其不适用和不可复制，其实是完全能认识到的，但在中国经济事实上在腾飞与美国西方却在衰落的事实对比下，很少有中国人愿意去想这些问题，甚至我也不大相信为了抹黑中国无孔不入的西方人可能想到——他们掉进自己掘出的理论深坑里，很难有真正客观和宽广视野。

　　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结论过于依赖中国国情和特定时代。它强调了政府干预和发挥比较优势产业的作用，但忽略了因为中国特殊性造成的隐含预设条件，也对制度的作用没有全面准确认识，这造成很多在一般性上并不正确的论断。

　　中国是个大国，我们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打下的大国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执政党，我们有足够多的资源和足够大的领土纵深，有多样性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有数千年实践积累下有充分一致性的文化传统。脱离了这些，哪怕是一部分，往往就能对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很可能让“比较优势产业”这个因素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甚至还可能让这个因素不存在。

　　对于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小国而言，他们的政府再强，在政治、经济强国林立的国际上，其影响力也可能不值一提，随便政治或经济的风吹草动就能让他们政府的干预作用付之一炬。很显然，他们没有自主完成高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因而绝无可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真正独立自主发展。而战后从事实上的落后起点发展起来的比较小的国家，无论是原本近乎发达过的日本，还是战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或者中东的以色列，政府的对经济干预都不是最主导的因素，外来支持和输入才是最重要的。其中的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干预作用是很强的，但背后美国的影响更强大，都可以控制它们的经济走向（甚至政府更迭）。所以，真正在自主政府干预作用下成功的实际上只有我们一家，而且，这也与我们的制度优势有极大关系。

　　外部影响和干预，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因素，但它可能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是更重要的发展前提。这些情形中，可不只包含我们理解的“西方的影响”，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也是这种影响的一部分——那些没能力自主发展的落后小国，在与我们这样的大国之间创建和发展共同利益，并获得足够支持（基础建设、贷款、投资、技术培训和教育等），才能构建出原本他们不存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最初的落脚点。而即便是大些的国家，由于认识上的落后或错误，找不到自主发展出路和没有自主发展能力的也比比皆是，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而我们自己的历史，在实践上虽然是反抗外部侵略的（侵略是纯负面干预），但在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一样是外部干预，我们在那之前也同样是没能力自主发展的（所有其它努力全部失败）。这样的事实下，怎么可能对外部干预的作用视而不见、绝口不提？这样视而不见、绝口不提之后的理论，能有很好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吗？也许，中国人帮忙过去主导这种复制才行，但那不是真正的可复制性，复制成功之后，人家要自主发展，还是一样要重新反思和认识。

　　“比较优势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但在当今世界，自动化生产和AI大发展的情况下，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可能在国际上毫无用处（而不仅是没竞争力），很有可能，未来相当多的小国根本就不再存在“比较优势产业”，单纯从市场角度说，国际市场也可能不再需要落后小国在不用某种方式预先提升能力的前提下去参与国际分工（那样不划算，没人愿意做纯粹慈善）。但中国是在有这样“比较优势产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基于中国特殊性的经验，当然不能随便断言可以简单复制到未来甚至当下其他国家。

　　对制度，新结构经济学并不倾向于看作重要因素，这也是不正确、不全面的。首先，我们的制度是有优势的，这是我们政府可以成功干预经济的前提，这一优势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其次，阿富汗、朝鲜、缅甸的难以快速发展，怎么说都不能否认制度上的制约作用。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因为其国内的票选政治而失信中断合作发展的道路，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不止一起了。而俄罗斯联邦、南美国家票选制度下的国家难以快速可持续发展，也和制度落后有极大关系。印度似乎在快速发展，但其不可持续的理由，国内网上已经总结的够多，无需多言，这其中就包含制度问题。更重要的是，包括美国在内整个西方发达世界，他们从发达走向衰落，票选制度的劣势也一样是祸根，不能因为他们还没衰落到底而忽略。经济发展和制度有关，这个应该是正确的论断，绝不能因为西方在借用这个正确论断宣扬他们的所谓“西方制度优势”而去试图否定——真正应该否定的，是西方所谓“民主经济体优势”，或者，更直接地，是要否定西方民主。

　　新结构经济学的不适用和不可复制部分，根本上说，就是中国学者只肯做特殊性研究，而不肯下一般性结论造成的，这极大地限制了理论研究的作用，并因而让实践不可能真正高效率运转——这一点没有被我们充分感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西方人自己走入歧途，而中国人只是在正道上缺乏效率，而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没有其他参照物可选；另一个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成功发展，都有中国人在参与，中国人的勤于实践让理论的错误部分不太容易发展到出大错的地步。但这两个因素的补救作用不是我们理论上可以有缺陷的理由，这种补救的作用也十分有限性，认识的错误最终也总会转化成实践的后果。

　　对一般性看法，我还有自己的相关观点。

　　我认为，文明（或社会）是有序性进化的载体，这种抽象的定义适用于所有文明，包括未来的和其他星球的。在这种定义下，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序系统的构建和升级换代进化的过程。可以持久生存发展的文明，必须不断全方位地加速主动创新，也必须不断扩充和改变自身。这是哲学观点。

　　这里的“有序性”不是物理学上的熵，其定义是这样的：系统要素见互相协调与配合的水平，其高低程度用系统整体的生存能力来衡量。

　　具体对经济我不是内行，但违背哲学一般性原理的部分，是可以判断为错误的——这是个方法论问题，哲学原理首先保证未发生过反例，然后违背哲学原理的认识被判定为不允许付诸指导实践（即“判定为错误”），直到哲学原理出现反例，这样方法论的实践总成本和代价更低。

　　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有序性进化的一部分，也是要让涉及经济的所有系统要素以尽量高的水平和尽量低的成本互相协调与配合，这绝不只是一个在任何既有规则制度下任由系统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必须也是人同时要有意识地设计和创造的成分逐渐提升、试图让系统相关要素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

　　因此，制度的优劣肯定有影响。西方民主票选制度，在当代条件下只能让系统相关要素更无序化发展，因而西方人追捧的那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而不是相反。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一样是基于各种形式和条件的对特定规则下的无序演化的推崇，与有序性进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因而都有错误。

　　也因此，政府的创造性正确干预会是经济发展正面的因素，但因为国家大小和影响力的不同，以及政府本身能力的不同，这个因素能不能主导经济发展，还需要看与其他制约因素的对照情况，有能力的大国可能自主成功，而没能力的小国则基本上没希望，但成功而顺应有序性进化趋势的大国，却可能引领没能力自主发展的小国去发展。

　　“比较优势产业”的优先发展，则只是特定客观条件下可行的一种具体发展路径，而具体路径，是与很多特殊性因素有关的，不能断言一国的具体路径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对大国而言，先勒紧裤腰带打下齐全的产业链基础会让前期发展缓慢，搞不好有中途夭折可能，但这避免了后期受外部严重制约的重大隐患；而首先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前期也许有更好效果，但后期进一步发展会受到严重制约，在较极端外部环境下还很可能失败。以有序性构建和进化的观点看，极端坚持这其中的任何一样都有失败风险，并且总成本和代价都很高昂，折衷结合去处理才是最佳选择。而我们实际的历史既没有做最佳选择，也没有做极端最坏选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前期打下了足够基础，走了不少弯路但毕竟能改正错误，总体上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这是我们的具体发展路径。其他国家，哪怕同样是大国，因为国情不同，一般不应该简单按中国发展路径去走。比如，俄罗斯若想经济腾飞，制度／政府能力、人口、环境、安全的制约就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人的认识（文化传统）也有很大不同，他们若最终能成功，也肯定不会采用和我们相同的方式与道路。

　　我们的“一带一路”，既不是纯粹市场行为也不是纯粹慈善行为（用这两种思维都不能解释通），更不是中国古人“天下大同”理念的现代式回归，而应该理解为有序性构建和进化在国外的自然延续。它是中国发展实践和在国际环境下生存的需要催生的，但我们更应该从哲学高度看待。

　　对经济，哲学和逻辑能否定部分错误（那些也许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但不能全面准确地给出正确的结论。不过，对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