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美国五角大楼资助的CNAS智库

　　内容摘要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自称是一个专注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进步智库，并且高度关注环境安全问题，包括气候变化。

　　而自2007年跨党派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成立以来，CNAS不仅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发挥作用，而且还是一个孵化器，美国总统政府从中挑选外交政策人员，该组织的领导层由前民主党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组成，主要就是为美国民主党政府服务，它由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资助，过去几年从武器公司获得的资金比任何其他智库都要多。除此之外，它还得到了石油公司、大银行和右翼政府的资助——基本上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势力。

　　在美国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至少有16名CNAS校友被选为外交政策职位。

　　因此该中心表现出一种行为模式，其中严重的利益冲突没有得到承认和披露。CNAS直接从国防承包商、外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捐款，经常发布支持其赞助商利益的研究和新闻材料，但未适当披露，甚至赋予其赞助商官方监督作用，帮助塑造该组织的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CNAS的基本背景、资金收入及捐赠者、捐赠者与拜登政府的联系及担任的职位、CNAS相关的一些事件案例。【篇幅内容较长，耐心观阅】

　　一、CNAS的背景董事会成员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从一开始就与华盛顿有着深厚的渊源。两位联合创始人米歇尔·佛洛诺伊（Michele Flournoy）和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都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担任政府职务。该组织在2007年的正式启动活动上发表了讲话，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发表了讲话，时任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分别是奧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米歇尔·佛洛诺伊和库尔特·坎贝尔

　　CNAS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享有盛誉的新研究机构，它试图摆脱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仍然支持“强大、务实和有原则”的外交政策方法。在发布会当天发布的第一批出版物中，佛洛诺伊和坎贝尔表示：

　　“下一任总统必须说服美国人民及其在国会的代表，拒绝他们在伊拉克战争后可能感受到的新孤立主义冲动，以便采用一种更聪明、更有选择性的参与形式。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实力——经济、军事和文化——赋予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美国一直是并将继续是国际社会的卓越领导者，如果我们不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就无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护或促进我们的利益。但这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了巨大的责任”。

　　这份报告和其他早期报告为了解CNAS大部分研究和分析的鹰派观点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窗口。该智库的首份报告也是由佛洛诺伊合著的，该报告指出：“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拥有持久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将在可预见的将来在那里驻扎大量军队”。

　　记者内森·霍奇（Nathan Hodge）将该中心的总体方法描述为“作为中间派民主党人在2008年总统竞选之前重新在国家安全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种方式”。但谣言很快就传开了，说该组织也有不可告人的优先事项。2008年底，《华尔街日报》指出，该中心“迅速成为即将上任的奧巴马政府的顶级农场团队”。到2010年，至少有14名CNAS工作人员被选中担任奧巴马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职位，后来又来了更多。

　　CNAS本身从早期就承认，它直接从主要武器承包商和国防公司获得资金。这些担忧最终到达了国会。在2009年CNAS联合创始人库尔特·坎贝尔在被任命为国务院成员的听证会上，参议院外交关系主席吉姆·韦伯（Jim Webb）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问题实际上围绕着2007年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创建，该中心由政府合同中的国防承包商提供大量资金。和前CNAS雇员随后进入总统政府，以及在形成之间是否有适当的防火墙......这里的观点是，它是在选举周期之前创建的，这些合同进入其中，然后许多负责人或雇员进入政府”。

　　坎贝尔的回应为CNAS辩护并淡化了资金。他进一步说：“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武器系统。我们不谈论防御系统。相反，我们总是试图在非常高的级别上谈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问题”。关于他和其他CNAS官员所做的政治咨询，包括为CNAS捐助者提供的政治咨询，他补充说：“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明确的界限。我们的出版物、公开宣传都没有触及这些公司所做的任何事情”。

　　坎贝尔为他认为行为会成为问题时设定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界限”：拿国防工业的钱，同时广泛地写国防问题没有问题，而谈论捐助者生产的特定产品则有问题。CNAS在其“关于”页面上也有类似的政策，称他们“不会代表任何实体或利益参与任何代表活动或宣传”。

　　大多数CNAS报告都与该组织的“关于”页面中的声明有一些变化：“CNAS在政策问题上不采取机构立场，CNAS出版物的内容仅反映其作者的观点。一些报告还包括免责声明的一些变体，即“作者对事实、分析或遗漏中的任何错误负全部责任”。这些内容为中心提供了转移潜在问题的方法关于对作者的个人报告，从而回避了机构责任的问题。米歇尔·弗卢努瓦本人在讨论避免利益冲突的做法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像CNAS这样的地方，这要容易一些，因为我们不采取机构化的立场：我们的学者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经常互相辩论”。

　　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CNAS组织结构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似乎为捐助者提供了在塑造其研究方面发挥直接作用的东西。“CNAS企业合作伙伴计划”为不同贡献级别的企业捐献者提供不同层次的利益。宣传材料以“塑造战略政策对话。超过30,000美元的贡献者的好处包括访问被禁运的CNAS报告、推荐中心下一代国家安全奖学金候选人的能力，以及与智库官员的各种私人会议、简报和活动。对于那些捐款至少120,000美元的人来说，最高级别包括“邀请我们顾问委员会成员与国家安全负责人和CNAS专家一起参加独家活动”。

　　CNAS的董事会成员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董事会成员包括：

　　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美国前外交官，2001年至2005年在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副国务卿。

　　道格拉斯·贝克（Douglas A. Beck），苹果公司美洲和东北亚地区副总裁。

　　埃尼斯·博文（Denis A. Bovin），国际投资银行公司Evercore Partners的高级顾问。

　　理查德·丹泽(Richard J. Danzig)，1998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领导下担任美国海军部长。

　　米歇尔·佛洛诺伊(Michele Flournoy)，前美国政府官员，2009年至2012年担任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国防部副部长。

　　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2012年至2019年担任CNAS主席，曾任亚利桑那州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的外交政策顾问。

　　卡尔·格莱泽（Carl D. Glaeser），是帕拉迪奥资本合伙人（Palladian Capital Partners）的运营主管和执行合伙人。

　　塞西尔·哈尼（Cecil Haney），退役美国海军上将，曾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大卫·霍根（David J. Hogan），曼海姆有限责任公司（Mannheim LLC）已退休的董事长，长期国际投资银行家，曾在沙特国际银行工作13年。

　　杰·约翰逊 (Jeh Johnson)，前美国政府官员，2013年至2017年在奥巴马政府领导下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berman），美国政治家，1989年至2013年担任康涅狄格州参议员，200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曼德尔（Robert Mandell），美国律师，2011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驻卢森堡大使。

　　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21世纪福克斯公司2015年至2019年的首席执行官，是福克斯新闻创始人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儿子。

　　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理查森是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和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

　　罗伯特·罗奇(Robert Roche)，自由派政治活动家，2010年被奥巴马任命为贸易政策和谈判咨询委员会成员。

　　大卫·施维默（David Schwimmer），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曾在高盛工作了20年。

　　凯伦·塞茨（Karen D. Seitz），Fusion Partners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高盛证券部养老金、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前负责人。

　　迈克尔·索南菲尔德(Michael Sonnenfeldt)，美国慈善家和政治活动家，曾担任参议员乔·利伯曼2004年总统竞选活动的联合主席。

　　道格拉斯·西尔弗曼（Douglas Silverman），参议员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简·威尔士（Jane Wales），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副所长，1993年至1996年在克林顿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

　　迈克尔·扎克(Michael J.Zak)，风险投资家、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项目创始人。

　　CNAS的执行团队

　　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 是CNAS的首席执行官。他于2012-2019 年间担任CNAS主席，并于2009-2012年间担任高级研究员。在加入CNAS之前，他曾担任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并曾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局负责东南亚问题的工作。他曾担任麦凯恩2008年总统竞选的外交政策顾问，随后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少数派副参谋长。

　　方丹目前担任三边委员会执行主任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他曾担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的兼职教授。

　　方丹出生于新奥尔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杜兰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他还拥有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并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他与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弗吉尼亚州。

　　理查德·方丹和安娜·斋藤·卡森

　　安娜·斋藤·卡森（Anna Saito Carson），在日本东京出生和成长，她是CNAS负责发展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作为执行小组的成员,她领导该中心的筹资努力和发展战略,并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可靠顾问和共同战略家,使筹资战略与国家中心的机构和方案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在加入CNAS之前，卡森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企业关系、战略规划和发展总监。

　　塞托·卡森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美国大学国际研究和西班牙/拉丁美洲研究学士学位。她和她的家人住在弗吉尼亚州的老镇亚历山大。

　　三、CNAS的资金收入及捐赠者名单

　　尽管CNAS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独立的、跨党派的、非营利组织”，并且“致力于组织、知识和个人诚信的最高标准”，但他们在其网站上提供的捐助者名单引起了初步的关注。智库通常通过多种来源获得资金，包括学术界、政府、个人捐助者、非营利基金会、私营公司和特定项目的赠款。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要贡献者包括通用原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尼尔·布鲁（Neal Blue）、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办公室。在过去十年中，CNAS获得了来自所有“五大”国防承包商（波音、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雷神）以及至少24家其他国防公司的资金。国际政策中心（CIP）对国防工业和美国政府对50家美国主要智库的支持进行了审查，发现从2014年到2019年，CNAS从国防承包商那里获得的资金比这里分析的任何其他智库都多。

　　他们与美国国防巨头航空航天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的关系特别密切。根据CIP的研究，诺斯洛普在捐赠数据中总贡献的一半以上“只流向了一个智库：CNAS。这家国防巨头已至少连续五年被列入CNAS的顶级捐助者之列。

　　除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捐款外，美国政府的资金也来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和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此外，自2015年以来，北约和至少11个与美国结盟的外国政府也做出了贡献：加拿大、芬兰、德国、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韩国、瑞士、中国台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CNAS的其他支持者包括BP和Chevron等化石燃料公司、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以及Facebook、Google和Microsoft等科技公司。总体而言，仅在2020财年，美国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中有18家分别向CNAS做出了贡献。

　　根据CNAS的2020财年报告，CNAS的2020年收入：11,033,683美元。根据其报告文件，捐赠金额在25万美元以上的94家团队组织名单（名单如下图）说明：捐赠金额设置了档位，如捐赠了30万美元，则归于“25万-49.9万美元”档位。

　　2023年1月，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公司FTX发布了其债权人名单表，列出了所有前供应商和投资者，其中CNAS被列为其中之一。CNAS通讯总监谢·科曼（Shai Korman）表示，该公司于2022年从FTX获得了25,000美元的资助，用于“对CNAS国家安全独立研究的总体支持”。在接受The Incercept媒体采访时，谢·科曼证实该组织已“全额”退还FTX的捐款。

　　捐助者在CNAS顾问委员会的职位

　　虽然CNAS的董事会负责该组织，但还有一个顾问委员会，“积极为中心的研究发展做出贡献并扩大[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其成员“定期参与CNAS产生的智力力量，尽管他们没有官方治理或信托监督责任。

　　该董事会中超过70%的席位（38个席位中至少有27个）属于在CNAS的主要金融赞助商之一工作的个人，代表多个CNAS捐助者，和/或本身是大型个人捐助者。在2020财年，这些董事会成员和他们直接代表的组织总共为CNAS贡献了160万美元至370万美元（约占其总收入的12%至28%）。他们的顾问委员会不是作为一个公正的“杰出领导人”团体，而是让许多为智库提供资金的人在组织本身中发挥重要作用。

　　下列表中列出了这27名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捐款以及他们目前与相关行业的联系，几位捐款少于5,000美元的董事会成员不包括在内。

　　尼尔·布鲁（Neal Blue）是CNAS 的最高个人贡献者，在该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其他董事会成员包括三位为CNAS做出贡献的国防公司：Huntington Ingalls、Leidos和Leonardo DRS。他们加入了美国国防工业协会主席阿诺德·普纳罗（Arnold Punaro）的行列，该协会是一个行业贸易组织，其使命是参与“深思熟虑和创新的领导者，为战士推广最佳政策、实践、产品和技术“ 其他席位属于来自航空航天工业协会、美国银行、麦肯锡公司、Microsoft、雷神公司等的高管。

　　CNAS校友与拜登政府

　　米歇尔·佛洛诺伊评论了CNAS从其他智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方面：

　　“在CNAS，我们实际上将培养下一代国家安全领导者作为我们使命的明确部分。我们在设计人员配置方面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方法......我们希望员工主要由“未来”组成，这些专家30多岁或40多岁，他们充满热情、富有创业精神，[并]为自己赢得了名声。我们强调通过专业发展、指导等方式引导他们从事公共服务事业”。

　　她认识到，对于离开政府的年长官员来说，“智库是华盛顿旋转门现象的一部分”，她强调了聘请年轻专家进入政府并影响未来政策的重要性。在弗洛诺伊发表演讲的同一年，政治学家唐纳德·阿伯尔森（Donald E. Abelson）将这种机构称为“蓄水池”，即“政策专家聚集在这里，希望能被招募到政府高级职位”的智囊团。随着越来越多的CNAS官员现在在拜登政府任职，这一机构优先事项再次变得明显。

　　下列表中列出了迄今为止被选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职位的至少16名CNAS校友。

　　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之前曾在拜登的机构审查小组担任志愿者，该小组负责管理联邦机构的过渡，从而赋予他们选择被提名人的权力。

　　库尔特·坎贝尔

　　CNA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现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曾任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媒体将他称为印太沙皇、亚洲沙皇。

　　坎贝尔也担任The Asia Group，LLC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咨询公司，除其他服务外，该公司“协助和促进亚洲公司寻求进入美国”，帮助客户“在目标市场进行高级别的政治和商业介绍......”。

　　艾薇儿·海恩斯

　　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她是该智库的董事会成员，并且是米歇尔·佛洛诺伊的咨询公司WestExec的前负责人，该公司曾代表许多向CNAS捐款的主要企业客户。

　　她之前个人财务披露显示，其中展示了Palantir的180,000美元“咨询费”，Palantir也是CNAS的捐助者。Palantir是美国政府机构及军事部门等单位的主要承包商。

　　艾薇儿曾在NSC和CIA任职。在后期，她拒绝对在参议院工作人员审查中情局酷刑计划时监视美国参议院工作人员电子邮件的中情局雇员进行纪律处分，据报道，她还抵制解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该计划的报告。

　　维多利亚·纽兰

　　CNAS前首席执行官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又译维多利亚·努兰，汉名卢岚，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她曾是拜登选择的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常务副国务卿。

　　纽兰曾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曾在2005年到2008年间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纽兰拥有布朗大学学士学位，会说俄语、法语以及一些汉语，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及蒙古、前苏联等地的美国大使馆任职。

　　纽兰因对美俄关系的鹰派态度而在欧洲外交官中颇具争议，其中一位外交官说：“她不像大多数外交官那样参与。她给人的感觉相当意识形态化。纽兰在电话中对欧洲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方式表示不满，并评论说“去他妈的欧盟”，这通电话被广泛传播。她从CNAS离职后，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她呼吁增加国防开支和武器开发，以及“在北约东部边境建立永久基地”。北约东部边境的两个国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最近是CNAS的贡献者。

　　虽然未对所有16名CNAS校友个人职业生涯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全面审查，但其他CNAS校友仍然存在问题。如奥博穆、哈雷尔、拉特纳、罗森伯格和辛格都是《迎接中国挑战》报告的合著者。

　　前CNAS研究员、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执行副总裁德里克·乔莱特 (Derek H.Chollet)在拜登政府中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2019年，乔莱特为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包括《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和国会证词，他在证词中告诉国会：“继续支持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努力提供资金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他还与CNAS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合作，在杜鲁门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公共项目，两人在《堪萨斯城星报》上合著了一篇专栏，以在前一天宣传该活动。在这些场合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公开披露他们的两个组织都接受了北约资助的事实。CNAS在2018年，即事件发生前一年，从北约盟军司令部转型总部收到了25,000至50,000美元，而德国马歇尔基金在2017年和2018年从北约收到了50,000至250,000美元。

　　四、CNAS相关的事件及媒体关系

　　CNAS独特的资金组合和内部结构可能有助于深入了解自成立以来围绕其工作提出的各种问题。CNAS在不少问题及事件上，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4.1、中国与太平洋地区

　　CNAS非常重视强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202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迎接中国挑战》（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由一大群作者合著，包括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伊丽莎白·罗森伯格（Elizabeth Rosenberg）、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彼得·哈雷尔（Peter Harrell）和苏珊娜·布鲁姆（Susanna Blume），他们现在都在拜登政府任职。

　　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呼吁美国为“中国的突发事件”做准备，“确保国防部能够开发、获取和利用最新技术”，并“保护和加强强大、灵活和有弹性的传统和非传统国防工业基础”。近年来为CNAS做出贡献的近30家国防承包商将从这些提案中获利丰厚。这一困境进一步凸显了CNAS的资金结构为 何使其独立性受到质疑：美国外交政策朝着军国主义对抗是对国防工业服务需求的扩大，国防工业是该智库的主要赞助人。

　　更直接地说，该报告敦促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和安全关系”，但没有披露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实际上是中国台湾驻美国大使馆，是该智库的主要捐助者。在这种特殊的利益冲突中，CNAS并不孤单：TECRO对DC智库的资助被描述为在美太关系讨论中“无处不在且很少披露”。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作者认为“美国需要找到有效保护台湾、菲律宾和日本免受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方法”。在CNAS发表此声明的财政年度，TECRO和日本大使馆各自为其预算贡献了100,000至249,999美元。

　　该报告的合著者、现任国防部长特别助理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最近被选为五角大楼“中国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该工作组旨在“针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对各部门的政策、计划和流程进行基线评估”。

　　2023年7月30日该智库官网发布名为《中美竞争与军事人工智能》的报告。报告中就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何减少和减轻军事人工智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可能对和平与稳定构成的风险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出于军事目的，采取大胆行动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但要避免弄巧成拙，以及优先对中国军事人工智能能力进行情报收集、分析和网络评估。

　　4.2、CNAS与驻阿富汗美军的关系

　　该中心与现任和前任美国军方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超出了他们的五角大楼资助范围。当前五角大楼发言人大卫·罗姆利（David Romley）于2015年被宣布为CNAS的高级副总裁时，他受到了退役将军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的称赞，该智库称他为“CNAS董事会成员和罗姆利的前指挥官”。事实上，罗姆利曾是马蒂斯本人的“高级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此后，马蒂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长，而罗姆利在其他地方的工作则使他涉嫌参与前玻利维亚政府委托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以支持2019年使他们上台的政变。

　　大卫·罗姆利

　　CNAS在阿富汗战争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揭示该中心将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军官分享的想法。在美国持续战争的背景下，他们充当了“反叛乱”理论的知识中心，并在2010年发表了当时的现役将军、特朗普后来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对美国在阿富汗战略的公开批评，有效地绕过了军队的指挥链。前CNAS主席和现任顾问委员会成员约翰·阿尔伯特·纳格尔当时为这一举动辩护，但承认：“显然，确实如此一种传播在职警官想法的不规则方式。这份报告帮助弗林推进了他有争议的职业生涯，该中心的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 Ricks）后来为此道歉，承认它给他带来了“情报界的新地位”。

　　作为CNAS研究员，前美国陆军军官安德鲁·埃克苏姆（Andrew Exum）应他的前任上司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将军的邀请，成为参与2009年美国阿富汗战略“战略评估”的几位专家之一。随后部队和资源的显著增加。

　　正如乔治梅森大学的珍妮·韦德尔（Janine Wedel）所记录的那样，埃克苏姆遵守了这一要求。在2009年10月的PBS采访中，埃克苏姆称赞麦克里斯特尔是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指挥官”之一，但没有透露他们的私人关系。同月，他发布了一份CNAS政策简报，将“阿富汗的最佳情况”描述为“需要大量资源投资，尽管可能比想象的要少”，包括额外的部队部署。埃克苏姆提到了麦克里斯特尔的战略评估，但既没有透露他参与其中，也没有透露他担任麦克里斯特尔的文职顾问的时间。

　　2009年9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书评最终引发了争议。埃克苏姆写道，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的一本书（《男人赢得荣耀的地方：帕特·蒂尔曼的奥德赛》（Where Men Win Glory：The Odyssey of Pat Tillman），其中包括对麦克里斯特尔的严肃批评）“平淡无奇”，主要是因为克拉考尔太“急于对布什政府的罪行展开调查”在CNAS的一篇博文中，埃克苏姆加倍强调：“斯坦·麦克里斯特尔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之一， 我希望我的儿子们能在像他这样的人手下服侍。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现在正在追捕他，因为他写了一本蹩脚的书，现在必须卖掉它”。

　　11月，《华盛顿邮报》的监察员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他们“与审稿人的合同要求他们披露甚至“可能”出现冲突利益”，并且埃克苏姆未能披露他参与了麦克里斯特尔的评估，违反了这一“无冲突条款”。与埃克苏姆的CNAS论文不同，书评现在出现时更正了披露利益冲突的情况。尽管如此，围绕麦克里斯特尔的更大规模的媒体宣传帮助奧巴马总统摆脱了他最初的怀疑，并最终接受了麦克里斯特尔在阿富汗“增兵”的要求。埃克苏姆后来在2015年至2016年担任负责中东政策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4.3、战场上的私人军事承包商

　　在库尔特·坎贝尔为CNAS辩护后不到六个月，他划定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界限”，即“我们的任何出版物曾经触及[我们的捐助者]从事的任何事情”，该组织发布了一份出版物，涉及他们的一些捐助者从事的工作。2009年12月，合著者约翰·阿尔伯特·纳格尔和理查德·方丹发表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代表美国在战区运营的私人军事承包商的争议性角色，这一角色在反恐战争期间急剧扩大。

　　报告指出：“承包商已成为现代美国冲突的一个持久特征，没有他们，美国现在就无法参与敌对行动或重建和稳定行动。尽管承包行业可能“受到自身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但阿尔伯特·纳格尔和理查德·方丹认为改革可以提高绩效，无论如何“美国冲突中的承包商将继续存在，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任务没有一次因为承包商的不履行而失败”，这种说法只有在纯粹的技术意义上是正确的。

　　几个月后，据报道，CNAS获得了宙斯盾防御服务（Aegis Defence Services）、DynCorp、KBR和其他军事承包商的资助，这些承包商提供了CNAS论文中称赞的服务类型。这笔资金在完整报告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披露。后来的报道显示，CNAS还接受了其他私营军事承包商的资助，例如Mission Essential Personnel和SAIC，尽管这些捐款可能是在论文发表之后提供的。其中许多公司拥有直接的财务与CNAS报告主题中的股份。例如，DynCorp最终从2002年到2013年获得了28亿美元的国务院资金，用于其阿富汗业务，占国务院在此期间此类资金总额的69%。

　　该报告的合著者、前CNAS主席和现任顾问委员会成员约翰·阿尔伯特·纳格尔（John Albert Nagl）评论道：“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我们的企业资助者，都参与了这项业务......我们与他们讨论我们正在做那个项目的事实。我们与他们讨论他们对它的看法——但他们并不直接资助这项工作。这表明，对中心普通基金的捐款不被视为披露的充分理由，这与米歇尔·弗卢努瓦后来的说法相矛盾，即CNAS的“资金汇集”趋势实际上“洗刷”了一些“偏见”的担忧。该报告的另一位合著者是CNAS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

　　4.4、CNAS与媒体的关系

　　除开至少16名CNAS人员在拜登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担任要职之外，并且有几名来自美国精英媒体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记者都隶属于CNAS，因此间接隶属于美国政府和企业，并可能受其雇佣，而他们本应追究这些势力的责任。

　　二十多年来，《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通讯员戴维·桑格（David Sanger）不断施行欺骗，诱骗公众支持美国的侵略和战争。

　　从小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到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的谎言，再到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网络攻击的毫无证据的指控及对中国进行各种抹黑的行为——这些煽动性的指控都被信以为真，其明确目的是向当时时任总统特朗普施压，让他加大对莫斯科的侵略，同时方便地填满桑格武器工业捐助者的腰包。

　　桑格的新保守主义网络战争幻想甚至被HBO拍成了电影。戴维·桑格一直站在每一次宣传运动的最前线，这些运动不仅为侵略和战争提供了正当理由，还帮助CNAS资助者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桑格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国家安全。

　　桑格只是在CNAS驻留的几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记者之一。据推测，这份工作会给他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收入。

　　桑格的同事、《纽约时报》负责报道国家安全的高级记者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也常驻CNAS。

　　早在2020年，施密特就曾宣传明显虚假的俄罗斯赏金故事，该故事后来被撤回，因为它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迫使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反俄立场。当然，施密特是俄罗斯黑客情报声明的可靠推动者。他忠实地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侵略行为描述为防御性的。

　　《华盛顿邮报》一度认为这种明目张胆的媒体腐败至少值得怀疑。2011年，《时代》杂志与CNAS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文章，以促进战争宣传；《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这种合作关系的道德性。

　　到2013年：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收购了《华盛顿邮报》，该报记者戴维·芬克尔(David Finkel)成为CNAS的驻地作家。在此期间，芬克尔撰写了两本关于美国伊拉克战争的书：《好士兵（The Good Soldiers）》和《感谢您的服务（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这正是CNAS的资助者希望公众接受的对战争的粉饰。

　　迈克尔·戈登（Michael R.Gordon)。自2017年10月起担任《华尔街日报》国家安全记者。此前，他曾担任《纽约时报》军事和外交记者32年。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与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一起宣传布什政府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欺骗行为。戈登引用了美国匿名官员的话写道：“伊拉克已加紧寻求核武器，并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制造原子弹的材料”。

　　迈克尔·戈登

　　而戈登在《华尔街日报》花了数月时间作针对中国，大肆造谣炒作宣传“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的虚假言论。

　　格雷格·贾菲(Greg Jaffe)是《华盛顿邮报》国家安全记者，也是CNAS的另一位驻地作家。他在关于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了CNAS的研究员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的话——科恩曾是布什政府官员。而贾菲（Jaffe）和科恩的共同关系在文章中从未披露。

　　汤姆·尚克(Thom Shanker)曾是CNAS驻地作家计划的成员，当时他在《纽约时报》撰写有关美国战争的文章。2012年，尚克撰写了文章，宣传CNAS的一项研究，但没有透露他的隶属关系。

　　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他曾在《华盛顿邮报》从事美国战争公关工作二十年，现在在星巴克做公关工作。

　　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他的职业生涯横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杂志。里克斯是一名冷战战士，他公开表示，普京对美国的攻击就像本·拉登一样，为普京辩护的美国人和为本·拉登辩护的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

　　其中一些信息并不新鲜。十多年前《国家报》就报道过，但随着美国政治右倾、间谍机构在媒体中拥有更大权力以及新冷战加速，这一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当想到军事工业综合体和永久战争状态时，不要忘记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

　　这些武器制造商、思想工厂（智库）、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的无数旋转门和现金流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离。它们能够产生一件事，而且只产生一件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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