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分委书记的一系列操作，让人读不懂

（此文昨天发在这里，不知踩到了什么敏感词，使之评论功能被禁。今天换个标题——有点拗口，请见谅——替换了可能的敏感词，再发一遍试试）

黄桥战役后，两党的摩擦反摩擦达到白热化。这时的格局是，皖南新四军近万人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监视之下，苏北韩德勤部数万人又处在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环伺之中，这就好比我的儿子在你的手里，你的儿子也在我的手里，双方谁都有顾忌，形成了僵持。

但1940年11月26日，中原局贸然发起的曹甸战役，打破了这个僵局，从而成为皖南事变的一个近因。

对于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中央早就有指示。1940年上半年的1月、3月和4月，延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就反复电催项英，要其尽快将新四军军部北移苏南、江北。到了5月，已在苏南的陈毅、粟裕也致电项英，提出，既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我们应将计就计”，将军部和皖南主力东移苏南，“以应付事变。”

对于中央的指示和江北陈粟等的提示，项英的反应是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他坚持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

4月3日，毛泽东等担心“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而征询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接主席电后，项英表示：“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

他的意思很明白，反复强调各种理由，就是不想离开皖南。

10月9日，也就是黄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刘少奇又致电项英，指出：“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有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

但项英不听这些，11日，在致毛、朱、王及刘少奇的电报中说：“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

接到项英不想移动的电报后，毛泽东亲拟电文，以毛、朱、王三人的名义再次电示项英：“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对于党中央的严令，项英回电向中央提出：“为了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极有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强固的支点。”“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

这已经不是意见和建议了，这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对抗。

曹甸战役后，皖南我军的处境陡然间变得危如累卵，这怕是一个小学生也能估摸得到了，可似乎项英估摸不到。不管延安的毛泽东、重庆的周恩来、中原的刘少奇、苏北的陈毅等如何十万火急地电催，他仍然是百般找各种借口，就是一个字：拖。

为报复我在苏北进攻韩德勤，皖南的国民党军加紧收缩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不过说实话，国民党军这合围的动作真的不快，很慢，但项英就好像要存心跟国民党军比慢似的，对于北移，依旧是找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因为重庆的周恩来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达成了皖南新四军最迟在12月31日前北移的约定，而皖南的新四军到了12月下旬仍然没有积极动作，26日，毛泽东忍无可忍，措辞超常严厉地给项、周、袁发电：“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可就是在如此严厉的催促之下，项英还是非要拖到两党确定的最后期限12月底以后，到了1941年的1月4日，这才开始移动。

你可别小看这四天，1月4日走和12月31日以前走大不一样。因为超出了两党约定的时间底线，对我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被动；因为国民党军已经基本完成了合围，对我在军事上造成十分的不利。反正不论从哪儿说都先输了一招。李一氓事后曾哀叹：“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二、错误的路线

转移时机错过了，转移路线也错得让人莫名其妙。对于北撤，参谋处早在几个月前就拟定了两条路线：一条是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北渡；另一条是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第一条路线是皖南军部到苏南我军的交通线，沿途设有兵站，每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地方党的工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这也是延安毛泽东、朱德和重庆周恩来建议的路线。这还是与三战区反复商定的路线。

与三战区商定的路线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一旦顽军阻击，政治上将对他不利，而我的胜算就多了几分。

第二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近，部队从云岭出发，一天就可以到达铜、繁地区，第二天就可以过江。如果急行军，当天晚上就可以过江。而且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带工作组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前出，做好了侦察和动员工作，控制了12个渡口，征集了200余艘渡船，一次航渡即可渡过7500人。还有就是这条路线沿途都是由我游击队掌控，日、伪、顽驻军那时都还很少。最近当然是增加了顽军，但仍然有空隙。这也是蒋介石最后指定的路线。

当然，这两条路线也都有敌情，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到了12月底，不利的一面更加严重了。但权衡利害，这两条路线仍然是最佳的，因而叶挺力主走东线，其次走北线，并责成参谋处将此两案都拟出了具体行动计划，标绘了行军路线图，只等项英拍板，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就在终于等到部队要北移了，项英却断然否定了叶挺走东线或北线的意见，而是选择走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天目山、溧阳这条南线。

这就意味着，在叶挺亲自指导下，由参谋处花了几个月功夫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全白做了。

项英这一拍板，令所有人都傻了。走这条路线，太远、太绕路，用时太长不说，而且很难保密和隐蔽；我孤军深入，极易受敌包围，一旦发生敌情，远在深远敌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则势必进退两难。因为事先压根就没想过首长会选这条路线，所以地形没有经过缜密侦察，沿途没有做任何准备，兵站设施全无，地方党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群众基础薄弱，参谋处甚至没有准备这条路线的地图。

走南线，除了军事上不利于我，政治上同样不利于我。往南是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往国民党的占领区运动，对公众很难解释得清楚。早在几个月前，那些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就连续制造舆论，造谣散布新四军准备向南逃窜、袭击国军、劫夺徽州军火库、搞三山计划（即所谓在国民党统治区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赤色根据地）等等。走南线，往天目山方向，就正好送给了顽固派一个有利的把柄，为其对我实施“制裁”提供了口实。

在皖南新四军中，项英向来说一不二，在他一意孤行的坚持下，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走上了这条死路。

走南线之错误，从敌方文献中亦可得到证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关于“围剿”皖南新四军战斗详报》有关作战检讨一节，是这么说的：

“甲、我军成功之主因：一、部署得当，该匪军自投罗网; 

……

“乙、匪军失败之主因：一、状况判断错误，经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

新四军走这条路线，等于是主动送上门去给人家吃，这甚至超出了敌人的想象。

力排众议，坚持走这条最不该走的路，然后准确无误地把部队带进敌人的包围圈，说得危言耸听点，我都有点搞不明白这项副军长到底是在为谁工作了。

三、难以理解的战术操作

北移路线已经错了，在战术问题上，项英也是一直打压正确的意见，继续一错再错。

咋个错呢？

先是在茂林停留了一整天，坐等敌合围形成。

古语讲：兵贵神速。本来他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国民党军的防地，是险地，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才是。而且万幸的是虽然当面有敌情，但敌情还不甚严重。准备对新四军进行堵截的从潥阳、宜兴前来的国民党军第40师和从诸暨前来的第79师都还在急急赶来的路上，新四军完全可以赶在其完成合围之前突出第一道封锁线。可没想到的是，队伍行至茂林，项英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干嘛呢？休息。

长途行军中适当小憩，以恢复和保持体力，是必要的，必须的。可皖南部队这次茂林休息，不是小憩，而是休息了整整一天，从5日下午的三点一直休息到6日黄昏，部队才又继续行动。

在得知皖南部队在茂林止步后，毛泽东、朱德急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有利。”

不幸的是，毛、朱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因为茂林二十多小时的休息等待，把最最宝贵的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让国民党军的两个师从从容容地到达了阻击位置，占领了阵地，完成了对我的合围。

没人能解释得了项英为什么要在与敌赛跑时休息一整天，至今也没人能解开这个谜。

气人吧？别急，更气人的还在后头呐。

接下来是在星潭突破口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又拱手送还，让敌再次堵上。

7日拂晓，中路第二纵队和随纵队行动的军部抵近星谭附近的百户坑，开始执行左中右三路会攻星谭的作战方案。

星潭是沿南线转移的必经之路，打下星潭就有可能突出去，打不下就突不出去，所以，星潭势在必夺。

但是，原定的7日午前三路会攻星潭的计划没能实现，左右两路都因受敌阻击没能按时赶到，三路会攻变成了一路单打，而且进攻遭遇到较顽强的抵抗。

怎么办？项英主持召开扩大的军分委会议，研究，讨论。

正开会讨论间，负责指挥进攻星潭的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打来电话，请求再支援两个营，保证拿下星潭。

叶挺根据掌握的情况，认为当面敌军防御并非全无漏洞，而我部队士气正高，伤亡还不大，再增援两个营上去，拿下星潭不成问题。星潭已经接近顽军包围圈的最外层，尽管从此处突围还要打几场硬仗，还要有一定的牺牲，但牺牲一部，保证大部突围是有把握的，因而力主增援。军部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也赞同军长的意见，要求快快下命令增援兵力加大对星潭的攻击力度。

这不过就是一个战术动作，在双长制的我人民军队中，按正常操作，军长完全可以当机立断，用不着上会讨论，政委也不会给予丝毫干涉。但在新四军，军长没有这个权力。叶挺等人的意见再次被项英否决，禁止对星潭继续增兵。

二支队仍在孤军苦战中，军分委的会议也仍在继续进行中。

在战机稍纵即逝分秒必争的当下，这个会从下午三点开到天黑，无休无止，又总也形不成决议，下不了决心。

眼看过了晚上十点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意思，叶挺实在坐不住了，怒气冲冲对项英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新四军军分委是党的组织，项书记对非党的叶挺的意见不予理睬。会议继续进行。

要说这新三团，那真是好样的，在兄弟部队未能按时赶到，又没有援兵的极端不利情况下，经过更番苦战，在付出较大牺牲后，硬是在敌重兵凭险据守的坚固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突破守敌前沿，攻入星潭。

但是，就在该团继续扩大突破口并向纵深发展进攻的时候，却听到了要他们撤出战斗的号音。

开始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要司号长再认真听一遍。又听了一遍后，司号长说没错，是要我们撤出战斗。

他们还是不相信，又派通信员与在其后跟进的二梯队联络，后续二梯队却已经奉命向后撤去。

万般不情愿之下，血战攻入星潭的新三团，也只好遵令撤了出来。

恶战几个小时、用鲜血换来的突破口被放弃了，突围的路再次被封闭。

原来，经过军分会马拉松式的会议研究，最后项英做出决定，不打星潭了，也不走这条路线了，部队往回撤，退回到丕岭以西，经高岭、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北渡。

命令已下，全军沿着出发时的原路调头往回走。

翻山涉水走了几天的路白走了，已经打开了的突破口又白白地送给敌人重新堵上了，这样反常的行动，给干部战士从思想上、行动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有句话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当项英率军准备出高岭突围时，临时找来的向导却带错了路，误把廉岭当成了高岭。消耗了体力，影响了士气不说，再退回来奔高岭时，原先没有敌情的高岭此时已经被敌重兵扼守，过不去了。

于是又再一次退了回来，继续开会。

又经过了一番半马拉松式的讨论研究，决定走北线。北线，即在行动前叶挺坚持而遭项英否定了的经铜陵、繁昌间渡江到无为的转移路线。

亏了项英也是打了三年游击的，不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到这个时候才选择走这条路，人家还会不会老老实实地给你留着？

当然不会留着。经过了几天的战斗，原来设防空虚的这条路，不仅江面上已经密布了日军的舰艇，沿途也已经堵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顽军，战机已失，时不再来了。

此路又不通了，部队又一次退了回来。

就这么转来转去，终于在疲劳而无功的转圈中把部队转进了死胡同，陷入顽军重重包围之中。

四、失败

就在整个部队陷入重围，最需要有个主心骨来掌舵的紧要关头，项英，这样一个有着多年党龄又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的新四军实际上的掌门人，这样一个把皖南部队看作私产一样的家长式领导，却让人难以置信地犯了一个超低级的错误——丢下部队带了几个人开小差了。

项英在这个关头的这个行为，就好比一个军舰的舰长，在海上炮战最激烈的时候，丢下全舰官兵不管，自己搭乘救生艇逃命。

延安得知项英开了小差，万般愤怒之下，紧急指令皖南部队的军事指挥由叶挺全权负责，下定决心突出重围。悲哉叶挺，在当了三年多的军长后，终于在这个时刻，才第一次拥有了作为军长早该拥有的军事指挥的全权。

可惜的是，晚了！太晚了！弹尽粮绝，兵困马乏，敌人的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像铁桶一样，谁又能有回天之力呢？

最终，九千多人的皖南部队只有一千多人零零散散突围出去，大部损失。

突围以失败告终。

中央于事变后做出的《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有如下字句：“此次失败……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很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项英没过多久就被其警卫副官杀害，中央的怀疑与考查估计也不会再继续，但项英在事变中的一系列操作，的确太让人匪夷所思。不知他那时的精神健康状况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他的脑袋没毛病，应该做何解释，才能解释得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