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学说能叫革命吗？后凯恩斯主义又说了些什么？

我在《怎么看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十二问》这篇文章里简单梳理了一下经济学科的发展脉络，提到了几个对西方经济学做出纠偏的学者，即凯恩斯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们，包括下面提到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下文摘自《经济学说史》（姚开建主编，人大出版社）第三十三章。

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

同其他异端经济学流派一样，后凯恩斯主义始终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深受凯恩斯哲学思想的影响。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源自如今异端经济学广泛遵循的实在论（realism）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其预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遵循实在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后凯恩斯主义者大多持实在论立场，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分析必须尽可能地反映现实，因而强调模型假设的现实性。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所遵循的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看来，理论陈述是否具有现实性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假设就是合理的。而对后凯恩斯主义而言，理论只有从具有现实性的假设出发才有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假设总是抽象的和简化的，并排除了那些不必要的细节，但是我们不能选择被错误描述的假设。模型的结构不能建立在对经济的想象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的是抽象而非虚构。相比于工具论所信奉的“精确的错误要好过粗略的正确”，后凯恩斯主义者追求的是“大体上的正确而非精确的错误”，认为模型应该刻画现实经济的特征，而非被精心雕琢得精确无比却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关。从对假设现实性的要求出发，后凯恩斯主义往往更注重叙事或讲故事的方法而非形式主义方法，更看重解释而非预测，认为需要透过表象去发现导致事件发生的机制或结构，需要对实践中的因果过程提供解释，例如在完全忽略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一种充分的解释。

第二，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holism）或有机主义（organicism）。后凯恩斯主义认识到，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生活在某种制度环境之下，以至于微观层面任何个体的合理行为都会受到这些制度环境的影响而相互依赖，从而可能在宏观层面带来无意的结果，而不是像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原子主义（atomism）出发，认为微观个体行为简单加总便可以得到宏观层面的结果。因此，相比于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强调，后凯恩斯主义更注重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着重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整体“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它们可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悖论，或者说“合成谬误”，与代表性行为个体加总相矛盾。当所有的个体以相似的方式行动时，对单个个体或单个国家而言的理性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甚至非理性的集体行为。后凯恩斯主义列举了8个这样的宏观经济学悖论，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节俭悖论”外，还包括成本悖论、公共赤字悖论、债务悖论、稳定悖论、流动性悖论、风险悖论利润引导型增长悖论。秉持方法论整体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反对主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而是采用存量﹣流量一致性（SFC）与基于行为人（ABM）相结合的模型框架，或非形式主义的制度分析。

第三，强调时间的历史性和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以及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时间概念上非常谨慎地区分了历史时间（historicaltime）和逻辑时间（logictime）。与逻辑时间相比，历史时间或者说长期时间均是不可逆的。长期趋势不过是由一连串短期事件组成的缓慢变化，并不具有独立的性质。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有必要考虑并描绘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所依赖的条件可能会对最后的均衡状态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时间滞后”（hysteresis）是经济现象当中的普遍特征，短期效应会对长期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后凯恩斯主义反对均衡分析，着重于考察累积性因果过程。由于经济是在历史时间当中发生的，只有过去是已知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无法像主流经济学那样简化为某种用已知概率计算的风险或确定性等价。从非遍历性角度来看，时间和空间上的均值并不是一致的，我们不能依靠当前或过去的均值来发现未来发生的事情。

第四，采用合理理性（reasonable rationality）或与环境一致性理性的行为假设。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唯一允许的理性类型是模型一致性理性，或不受限制的超理性。经济行为人不仅被假定知道从今往后的所有可能性，而且被进一步假定通晓世界的运行机制。而在后凯恩斯主义看来，经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理性应取决于其决策所处的环境。由于大多数决策是在充满着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做出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像在主流经济学所简化的本质上具有确定性的环境中那样超理性地行事。相反，面对不确定性，他们往往会基于一些简单的经验法则决策，遵照所谓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或“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行事，从而可以更好地应对不完全和复杂的信息。而经验法则则深受社会成规（convention）、习俗、惯例和规范的影响。它们既可能带来稳定性，如名义工资合约稳定价格水平，也可能产生不稳定性，如金融市场的羊群行为。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继续分析宏观经济时，我们不必再深入探究个体行为的错综复杂的细节，而只需要研究在公认成规基础上的社会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五，关注生产、增长和丰裕。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因而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并将价格视作衡量稀缺性的指标。而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中，稀缺性的概念被弃置一旁，再生产取而代之处于重要地位。他们开始回归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尤其是后者对社会进步和积累根源的思考。对于他们而言，价格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稀缺性的指标，而反映的是生产这些可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单位成本。在后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产出并不是分解的，通过假设总体上无论是资本品还是劳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生产得到凸显。在这个意义上，资源并不是稀缺的。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如何提高生产率或者增长率，提高经济体系创造剩余的能力。提高产能利用率总体上是可能的，并且存在着产业后备军。总之，后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比于关于稀缺性的经济学，他们的关于闲置资源的经济学更契合现实。

第六，主张有效调控的市场，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会产生非均衡和不稳定性。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主流经济学家信仰不受约束的市场，对于其实现稳定和充分就业的能力以及解决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信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尽管承认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家精神所赋予的重要作用，但是质疑盲目地信任市场。他们怀疑市场是不公正的，不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具有内在的非均衡和不稳定力量，并且浪费资源。特别是，他们相信不受约束的价格将造成不稳定而不是稳定，而具有某种惰性的黏性价格更容易形成稳定。因此他们相信，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都需要国家调控，因为相对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而言，这类政府干预成本更低。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上并不想消灭资本主义。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具重要的动力功能，他们只是想要驯服它。

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

以上所列举的方法论立场和预设大多为后凯恩斯主义与异端经济学流派所共有。下面试图归纳后凯恩斯主义秉承以上方法论所得出的理论和政策上的特征。

第一，有效需求原理。有效需求原理认为，总需求是决定产出和就业的主要因素，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经济都是需求导向的，主要受需求约束。该原理事实上是对主流的稀缺性原理的替代，经济真正的限制并非供给而是有效需求。鉴于生产是由需求决定的，经济总是存在产能过剩和非自愿性失业。后凯恩斯主义分析中的“有效需求”概念意味着现代经济所面对的其实是需求的稀缺性而非资源的稀缺性，因此产出一般受有效需求的限制。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供给约束也存在，但会受到有效需求的影响。换言之，后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在长期增长中，经济运行所采取的需求导向的现实路径会对供给侧的决定因素产生影响。

第二，投资决定储蓄。投资决定储蓄的观点是有效需求原理的直接引申。遵循稀缺性原理，主流经济学认为储蓄决定投资，储蓄的增加会自动带来投资的增加，即萨伊定律成立。而后凯恩斯主义从有效需求原理出发，不仅认为投资需求具有自主性，并不受家庭跨期储蓄决策的影响，因而储蓄的增加并不会自动带来投资增加，而且将二者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认为是投资决定储蓄。根据有效需求原理，经济产出和就业在产品市场根据投资需求的水平决定，投资需求因而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总产出和收入的增加，进而创造了相应的储蓄的增加。

第三，货币生产型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 economy）。在后凯恩斯主义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生产型经济或货币经济，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所刻画的物物交换的经济。该经济意味着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构成了一个货币循环。企业投资开始于货币融资，并以追求货币利润为目标，以偿还投资融资所产生的债务而有余。货币及其流动性偏好在货币循环中把现在与将来联系起来，也通过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把各个经济部门联系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当中，投资可以独立于储蓄，投资通过信贷创造收入和储蓄。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后凯恩斯主义致力于将货币和金融部门分析与实体部门分析有机结合，以探究经济的现实运行轨迹。

第四，内生性货币。主流观点认为，货币是外生的，其供应量依靠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贷款”乘数机制，从根本上受制于中央银行。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应量过多所带来的结果。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是内生于经济的，其供应量是由货币需求引导的，是商业银行根据公众的借贷需求，依靠“贷款创造存款”内生创造的，央行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因而并非一种货币现象，而是从根本上源自分配冲突。货币供应量过多是适应总需求扩张而内生创造的产物，因而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非原因。关于哪种方式能够最好地形式化表达和生动阐述这种内生性观点，存在着“水平主义”（horizontalists）（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s）（向右上方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的理论争论。对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关注已经拓展到与之相关的经济周期问题上，比如下一节介绍的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第五，政策有效性原理。该原理是有效需求原理的引申。根据该原理，萨伊定律是错误的，没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通常无法实现或维持充分就业。因而后凯恩斯主义倡导系统性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管理总需求以稳定宏观经济，并否认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在货币政策上，它主张钉住利率以及利用包括直接信贷控制和基于资产的准备金要求等广泛的政策工具来应对产出和就业问题、资产价格上涨以及金融脆弱性，而不是仅仅着眼于防范通胀。在财政政策上，它反对稳健财政（sound finance）原则，主张功能财政（functional finance）原则，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为目标。其他政策方面，力主价格和收入政策作为反通胀的举措，质疑无管制的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主张对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进行管制，主张保护幼稚产业。

可以看出，后凯恩斯主义作为所谓的异端经济学流派理论反而比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意义，但就像上文所说的，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上并不想消灭资本主义。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具重要的动力功能，他们只是想要驯服它。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是凯恩斯的学说是革命，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这些纠偏者只能是西方经济学的修补匠，他们远远没有达到“革命”的标准，经济学要成为科学，理论体系仍需要重构，而重构的基础在于真正厘清“劳动创造经济价值”这一经济学基本公理。

为什么说“劳动创造经济价值”是经济学基本公理？这个道理很简单明了。首先请大家回顾春节假期这一场景：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劳动者都回家过年了，你手中的钱无法交换劳动力，钱就不是钱了。然后做个思想实验：假如地球上唯一地生活着一个掌握我们现代所掌握的所有知识和技术且只要吃饭就永远不会死的人，没人跟他争，整个地球的所有权都是他的，那么他想拥有财富他应该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明显，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供他剥削，他就只能用他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他希望得到的财富，比如一幢别墅、一个泳池、一个电脑，但他最需要的可能是一碗饭，但无论要什么他都只能自己一天一天地去手搓，就像荒野求生的那些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