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不公、外资撤离、腐败猖獗，这国青年掀桌子了

赛格特约作者  丁慧

冲撞总理官邸、破坏国父雕像，近一个月以来，孟加拉国政治局势经历了急剧变化，被称作“铁娘子”、连续执政长达15年的哈西娜政权一夜之间崩盘，新的过渡政府由诺奖得主、“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和其他非政治背景的领袖来领导。

示威者开始的主要诉求是阻止公务员配额制度的恢复，但随着抗议规模的扩大和哈西娜政府的暴力血腥镇压，即便在7月21日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收回成命”，宣布公务员配额方案中“自由战士”及其后裔的保留配额将从30%削减至5%，择优录取的公务员名额扩充至93%后，这场冲突仍未停止，甚至升级扩大。抗议也由最初的“反配额”诉求，演变成对执政的人民联盟政府的强烈不满。

随着暴力的升级，示威者的诉求逐步扩大至反对政府提出的新的全民养老金计划，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人，要求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官员辞职，以及要求哈西娜下台。抗议规模升级，场面愈演愈烈，哈西娜固若金汤的政权，也因这场意料之外的的抗议浪潮而终结。

8月5日，哈西娜辞职离境。8月18日，过渡政府总理尤努斯发表了他的第一份政策讲话，强调维持关键产业纺织业的发展，在罗兴亚人难民问题上对接国际社会，调查抗议运动中的死亡事件，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等等。

但尤努斯真的能带领孟加拉国人民实现安全、富足而公平的“金色孟加拉”，成为新一代“国父”吗？他是否能带领过渡政府收拾好哈西娜政府留下的哪些“烂摊子”？

青年失业率高企，编制分配不公成靶点

配额制是英属印度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产物，在南亚国家具有普遍性，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类似的制度。一战后，英国在帝国公务员制度中给予印度官员一定配额，配比方式是欧洲官员占40%、印度官员占40%，另有20%从英属印度各省级公务员中提拔。

配额的分配是争议的关键。孟加拉国实行的配额制，指的是在政府公务员系统里为指定群体留有指定配额。1971年从巴基斯坦中独立，为了稳定局势，孟加拉国实行配额制度，以照顾参加东巴基斯坦独立战争的“自由战士”及其后裔。

新政府规定：30%的公务员配额分配给“解放战争”的退伍军人（自由战士），10%的配额分配给战争期间被强奸的妇女，40%分配给来自代表性不足地区的民众，剩下20%择优录取。

2018年时的配额制比例分布

也即是说，在当时，如果一个人想要谋得公务员岗位，需要先参加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后，在面试阶段如果被核定是“自由战士”身份或其他指定的配额身份，便会被保留岗位名额。如果什么身份都没有，只能“凭本事”考公，与其他没有身份的考生一起竞争剩下20%的择优录取名额。显而易见，二者难度有天壤之别。

随着孟加拉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变动，配额制的份额也在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来看，自由战士的配额一直保持不变，择优录取岗位的配额在提升。1976年，代表性不足地区民众的配额降低至20%，择优录取的比重升至40%。1985年，针对妇女的配额扩充至全体女性，针对地区的配额降低至10%，择优录取岗位配额增加至45%。

随着孟加拉国青年人口就业压力的增加，争议也主要来自“自由战士”的配额。1997年，孟加拉“国父”穆吉布的女儿哈西娜第一次上台执政期间，“自由战士”的定义扩充至他们的儿女；2009年，哈西娜第二次执政后，孟加拉国政府进一步将“自由战士”范围扩充至他们的孙辈。

实际上，即便是自由战士“子子孙孙”的人数加起来，也只占孟加拉国人口的0.12%-0.2%，而国家公务员中30%的配额要留给这0.12%-0.2%的人口。一个尖锐的现实则是，孟加拉国平均每年提供大约3000个新的公务员岗位，同时每年却有400万孟加拉青年参与竞争。

即使每年自由战士配额达不到30%，剩下的名额也不会择优录取以补充。由此，也引发了潜在“考公”的最大群体——大学生们的不满。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人造假“自由战士”身份、贿赂，以谋求“考公”便利。

2018年4月，学生们要求取消不合理的配额制度，运动从达卡发起，迅速蔓延到孟加拉国全国各地的校园，哈西娜政府也决定全面取消配额制度。但2024年6月5日，孟加拉国高等法院判决再度恢复公务员配额制度，并获得哈西娜政府认可。此消息一出，自然引发孟加拉国学生们的哗然，“反配额”的抗议活动旋之又起。

只不过，这次哈西娜政府动用的暴力血腥镇压引发了示威者的强烈不满。随着冲突的升级、示威规模的扩大，示威者仇恨的对象也从“反配额”，转向对哈西娜及其代表的人民联盟党。

截止7月底，暴力冲突累计造成上百人死亡、超过1.1万人受伤

不过，“反配额制”只是哈西娜政府崩盘的导火索，其深层原因还是孟加拉国长期发展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致无法为大学毕业生们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这些大学生别无选择，只能“考公”，由此也凸显了这个实行了超过50年的公务员配额制度在当下孟加拉国经济、政治发展下的窘境。

纺织业撑起半边天，发展红利未能普惠

8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孟加拉国此次事件用的标题是《孟加拉国将其经济放在一个篮子里》，这里的“篮子”指的就是纺织业，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孟加拉国的经济要害。

对于总人口超1.7亿，人口密度指数每平方公里1329人的孟加拉国来说，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该国的情况相适配。孟加拉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纺织业一直以来是该国经济的核心，2009年哈西娜执政期间，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缩小到纺织业这一单一行业，并拓展新的全球市场，这推动了孟加拉国经济的增长。

纺织业挑起了孟加拉经济增长大梁，也是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孟加拉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服装纺织品，其出口额从2009年至2022年几乎增长了三倍多。路透社称，服装出口额占据了孟加拉国2023年总出口贸易的83%。哈西娜执政的十多年里，孟加拉国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中，服装出口占该国收入的80%以上。

数据显示，2023年孟加拉出口了约470亿美元服装

2015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孟加拉国已经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孟加拉国此前的人均GDP一直属于贫困之列。

可以看到的是，孟加拉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带来的红利，低端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国家力量发展单一产业的确能够为国家经济带来红利，但也为此埋下隐患。

不管劳动密集性产业的纺织业如何发达，高学历人群始终缺乏适配的就业岗位，高技术岗位的稀缺由此也带来大学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据统计，孟加拉国每年约有22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但青年失业率是全国平均失业率两倍之多，达10.6%。

孟加拉发展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66%的公立大学的学生处于失业状态；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失业率达则为29.8%；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失业率为4%；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培训和就业经历的青年比例高达29.8%。

由于私人投资停滞不前（202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5%），私营企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孟加拉国《每日星报》报道，84.9%的工作岗位来自收入和工作保障较低的非正规部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在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情况下，体面的就业机会有限。对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入公立大学的大学生们来说，毕业后出路有限，要么出国深造，要么继续千军万马挤“考公”，公务员在该国属于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稳定工资和福利的职业。

据了解，该国的公务员职级分为20个等级，最高级的一级公务员月薪78000塔卡（约合人民币4815元），最末尾的二十级公务员每月月薪8250塔卡（约合人民币509元）。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住房、教育和医疗补贴。稳定的公务员岗位，自然也就成了大学毕业生的“香饽饽”。

从宏观来看，2022年8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分析指出，孟加拉国的经济存在结构性隐患，包括其在进行的大型基建项目迫使政府投入高额的资金、银行业大量的不良贷款、电力行业的腐败以及洗钱带来的资本外逃。

不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支出：2009年以来，哈西娜政府开展了由各国以及多边机构资助的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帕德玛大桥、鲁普尔核电站、达卡市地铁和卡纳普里隧道等。其中帕德玛大桥耗资近36亿美元；鲁普尔核电站耗资1265亿美元；地铁项目从最初估计的21亿美元膨胀到33亿美元；卡纳普利水下隧道成本达10.3亿美元，这些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现象。

2017年，世界银行指出，孟加拉国的道路建设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成本超支主要因为材料定价过高、腐败和工期过长。

贷款违约：2019年，中央银行声称贷款违约总额为111.1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异议，称实际金额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多。还发现，中央银行通过改变“不良贷款”的定义来规避监管。

电力腐败：2022年3月电力覆盖至全国，但发电量的增加主要是私营部门建立的快速发电厂，与此同时，与政府相关联的公司获得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

资本外逃：过去十年孟加拉国洗钱活动十分猖獗，2009年至2018年间每年约有82.7亿美元通过虚开进出口货物价值发票而被挪用。孟加拉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增长证明了资本外逃。2021年，这一数字增长了55.1%，达到9.12亿美元。

就业机会缺乏、腐败猖獗、任人唯亲、巨额银行贷款违约以及缺乏良好治理，导致孟加拉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赠大。从孟加拉国近两年的经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2022年，孟加拉国最富有的5%的人口拥有国民收入的30.4%，而2016年仅为27.82%。另一方面最贫穷的5%的人口仅拥有国民收入的0.37%，略高于2016年的0.23%。另一方面，2024年6月，孟加拉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9.72%。过去两年，政府未能遏制高通胀，挤压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

孟加拉国《每日星报》报道称，反配额运动背后是社会长期存在的、各种形式被压抑的愤怒和匮乏感。可以看到，虽然孟加拉国经济发展亮眼，但哈西娜政府意在经济扩张而非改善人民生活，普通人乃至青年人无法分享改革与发展的红利，以至于最终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稳定。

临危受命，尤努斯能否担当大任？

在哈西娜辞职离境后，尤努斯肩负着孟加拉国人的期望：伸张正义，建立运转良好的经济和民主之道，建立法治和透明负责的政府。

孟加拉国当下的社会期望，也与近50年来孟加拉国独立后复杂的政治生态有关。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后，孟加拉国先是陷入军政府统治，即便孟加拉国在1991年后民主化，事实上也在哈西娜带领的人民联盟党和卡莉达·齐亚（Begum Khaleda Zia）领导的民族主义党（BNP）的纠葛和仇恨中来回折腾。

两党轮流上台，一方上台，便以各种名义打压另一方，每每大选便有政治暴力和流血事件上演，这显然不是健康的政党轮替，而与此同时，军事干政的“老传统”从未在孟加拉国消失。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卡莉达被裁定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哈西娜辞职离境后，卡莉达也随即被释放。

由于两党的不健康竞争，1991年，孟加拉国引入了“看守政府“模式，主要作用是在大选期间，防止两党恶性竞争，由看守政府充当总理角色。但在2011年，哈西娜通过修宪案取消了看守政府制度。此次尤努斯充当首席顾问的过渡政府，其实也源自于此。

回看孟加拉国过去两党复杂的政治斗争，尤努斯在这两大家族、两股政治仇怨中着实是一股“清流”。他出生于1940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东孟加拉，有着经济学背景，曾和穆吉布一样深度参与过孟加拉国的独立运动。

1976年，他创立第一家提供小额贷款的机构，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最终促成格莱珉银行的成立，也因此享有“穷人的银行家”的声誉。2006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消灭贫困而战”获得全球赞誉，在孟加拉国内和海外有着极高的声望。

截止2023年，该银行已发放了375.8亿美元的无抵押贷款，而对应的借款人人数高达1045万

即便如此，他也曾因意图组建新的政党（虽最终作罢），而被哈西娜政府打压过。2024年1月，他和在格莱珉电信公司的三位同事因未能在公司设立工人福利基金而被指控违反劳动法，并被判处六个月徒监禁。当时，他还面临一百多项违反劳动法和涉嫌贪污的指控。

哈西娜曾攻击尤努斯“吸穷人的血”，在孟加拉的社交媒体上，也曾零星出现过指责尤努斯是“资本家”的声音，这些指责声是否和哈西娜政府控制下的“水军”存在关系，很难得到求证。

对尤努斯而言，能否利用个人影响力获取国际社会援助，帮助孟加拉国度过难关，继而重塑外国投资者对孟加拉发展的信心，这当然是推举他上台的运动青年们的期望所在。但更接近现实逻辑的推测则是，半个多世纪来，孟加拉一直在政治暴力中循环往复，尤努斯并无深厚的政治根基，一旦过渡政府计划遇阻，那些针对其个人的攻击就可能蔓延开来，在谣言的加持下形成反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