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政府皆難 內地及香港管治變奏

作者：王緝憲 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我们永远在摸着石头过河，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的秤砣在当下和计划里怎么去平衡，是每个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共同命题。

因研究和工作需要，經常與內地和香港政府官員交流，每次都會感受到兩者的不同。

最主要的一個差別，來自於政府的大與小。

「一國兩制」其中的一個隱含的內容，就是容許香港成為特區後，繼續以之前的「小政府」方式管理這個城市。25年來，特區政府架構實際上變化不小，有了不少以前沒有的局，任命方式也不同了。

然而，有一點一直沒有變：如果你與特區政府任何主管經濟、金融、貿易等相關事務的官員接觸就會發現，他們都堅信小政府大市場是香港安身立命的成功經驗和基本原則，不可動搖。

可以說，他們腦子裏都有一條隱形但清晰的邊界，一邊是市場，另一邊是政府。

而在中國內地是大政府，因此政府官員通常習慣的思維是：幾乎什麼事情都可以插手。

然而，近來發現，兩地的官員都對目前的新形勢有一種力不從心的困惑。

先說香港。

從數年前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時開始，為了自身利益，美國政府甚至當地經濟學家再也不提在世界範圍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即一般人口中的全球化，而是推行以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認同劃圈的「friendly shoring」（友岸貿易）。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自然而然地被劃入非友岸之列，這讓一貫支持徹底市場的人無言以對。

世界市場經濟一哥政府都大動作地干預經濟，小小香港特區政府還有什麼理由不作為？

不過，香港不是新加坡，知道政府以什麼方式、如何「入場」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比如新加坡有跨國「央企」、星展銀行和PSA。

在香港，這從來都是離經叛道。這裏甚至不可以提支柱產業，因為這意味着偏幫某個行業。

如果說有哪個機構在打入國際市場方面做得最好的，應是貿發局（TDC）和旅發局了：多年來，他們一直在以各種形式推動香港最擅長的貿易、旅遊和會展等行業。

不過，類似的準政府「獨立機構」比如郵局和生產力促進局，推進香港國際市場的力度，對比新加坡類似機構，微乎其微。表面上看，似乎是它們自身不夠進取。

但本質上，是受害於跟不上形勢的傳統思維和定位，即不考慮超出傳統小政府所為的範圍。

再看內地。

習慣用投資拉動GDP的政府，約20年前開始在供給側做了四件大事，一是蓋房子，二是製造小汽車，三是修高速公路，四是建設高鐵。

前面三件事是相關的。前面兩件事都與每個城市家庭息息相關，所以特別容易獲得人民的認同，而且都是現代化的象徵──機動化等於現代化（motorization=modernization）。

而縣縣通高速也是政治正確的口號，不僅可以帶來巨大就業機會，更沒有人敢出來否定。

香港更政府 內地更市場

高鐵建設雖然成本高昂，負債以萬億計，但令人滿意的舒適程度、節省的時間和超乎理想的票價，讓很多國人非常欣慰，甚至帶來中國人的自豪感。

20年後，「基建狂魔」帶來的後遺症開始呈現：一些城市的房屋供應超過需求80%，一些省份近十年新增的高速公路並沒有新增流量；20多個高鐵站因沒有乘客關閉，或從來沒有列車停過。

今年東部和中部多條重要的高鐵票價升幅20%至40%，但與10年後大部分車輛將進入大修、20年後鐵路的整體維護費用，以及目前高鐵還本付息的情況相比，漲價後的高鐵系統仍然僅夠付利息。

嚴重的供過於求，恰逢新冠清零政策後各級政府的財政枯竭。

即便如此，仍然有經濟專家和媒體喊出要大建新運河，包括湖南到廣西的湘桂運河、湖北的荊漢運河，江西和河南等省也在忽悠。

我無法想像，這些專家和媒體可以不知道在現代化的鐵路網和公路網遍布的內陸省份，考慮巨資修建已經被淘汰的運河這個運輸方式是錯誤的，但我可以想像，各個內陸省，為了套得國家投資（這種超級大工程，很大機會中央政府出至少一半，即數百億元人民幣），開動宣傳機器來鼓噪。

相信如果100%由各省自己掏腰包，沒有一個省會搞這種為了基建而基建，推高負債而又沒有回報的項目。

我以為，過去40年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成功經驗」思維仍在繼續。

而且，即使有不少明眼人已經看到這個方式已經無以為繼，但因為對市場經濟認知有限，找不到政府如何更直接刺激需求的方式，或者不存在這種機制。

正如我一北京朋友所言：「計劃和市場，從思維到組織運行機制都是不同的。內地是體制形成的組織強大，這種思維和現實中可利用的組織資源都造成了這套（制度）長盛不衰。」

香港與內地目前的困境可謂異曲同工：化解危機，香港需要更「政府」，內地需要更「市場」。

最近內地這方面最鼓舞人心的動作，就是《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提出：「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用稅分享比例。」

這會促進地方政府把眼光和力量放到改善本地消費環境。期望對官員考核指標也因此從GDP轉向。

香港方面，最大動作是調整政府部門設置和資金配置，以支持國際人才招攬和創科發展。期望港府官員的思維方式也可以隨之變得更為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