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发生的国货替代；逻辑、重要性、路径、展望

来源：兔主席/tuzhuxi 20240520

按：在消费趋势变化之下，谈谈“国货替代”背后的逻辑、重要性、路径及展望，包括论及中国品牌“出海”、全球化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等。

下面，分享一下我与朋友们所讨论的关于当下经济环境及国产品牌替代机会的一些想法。          

一、经济结构向消费产业转型的一对矛盾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来自内外的多方面挑战，并可以看到存在这样的一对矛盾：

一方面，经济结构亟待转型，由高度依赖投资驱动的基建、地产等传统行业向更具可持续的经济形态转型，而其中，消费产业是未来经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概念，其实都指向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新的经济结构里，居民消费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约40%，显著低于大多数发达市场50~70%的占比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注：为撰文方便，偷懒使用了网图）              

自去年以来，政府即开始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近期，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稳定楼市的政策举措，但不可回避的是：将地产和基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讨论未来用哪些产业取代地产与基建时，大消费产业是一个当然选项。所谓大消费产业，从产品和服务上，覆盖居民的吃、穿、住、行、玩、学、用；从功能和环节上，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分配、流通到最终消费。未来，中国经济在结构上看一定会逐渐向消费转型。          

但另一方面，提振国内消费，需要需求侧的支持，即居民愿意下场花钱，而因为历史与现实原因，居民下场花钱存在能力与意愿问题。 

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居民收入相对较低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将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GDP做简单比较的话，会发现中国水平不及50%，显著低于其他国家，这就是GDP增长快，但老百姓自觉“兜里没钱”的原因。

（注：为撰文方便，偷懒使用了网图。2020年部分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GDP，中、泰两国为2019年数据）。          

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低的一个原因是，相对于政府与企业，居民收入在整个“经济蛋糕”里的分配占比较低（参考下图）。    

（注：为撰文方便，偷懒使用了网图）          

居民收入占比低，本身又与中国一贯以来的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有关，这种模式其实可以一路向前追溯到建国后：为了追求快速增长，高度依赖高投资、高积累的模式。当然，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年代与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有着很大区别，国民经济享受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红利，以轻工业制造、出口经济、国内消费、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并涌现了一批新型支柱产业及企业（今天在电子产品及互联网的各种“大厂”）。总体来看，国民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拆开来看，我们的发展模式仍然主要由投资拉动，只不过带动这一轮发展的产业是基建与房地产，在传统产业之外，还有了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助力，而金融的参与又给经济带来了新的结构性问题（“高杠杆”）。同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经济成为“半边天”（伴之而来的是“先富”群体），但从包括政府到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公有部门在经济里仍然是一个主导存在（尤其是很大一部分投资也是由公有部门/公有制企业驱动的）。基于各种原因，公有部门薪酬体系往往更低，也是降低居民收入比重的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从消费占比、个人/家庭收入占比等维度看，中国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第二个问题是高储蓄率问题。中国居民储蓄率（储蓄占GDP）一直在40~50%的水平，远远高于全球20%的平均水平，而家庭又是储蓄的主力军。

（注：为撰文方便，偷懒使用了网图。2017年中国居民储蓄率）          

为什么储蓄率较高呢？有很多原因，例如经济预期问题：过去穷，刚刚富起来，对前途还比较担心，愿意多储蓄，包括为自己及后代。而且一旦经济前期预期减弱的，更希望进行防御性储蓄；文化观念因素：以俭为德，不喜欢过度消费，并且愿意给子孙后代/家族储蓄。高储蓄率有利于投资型社会，但不利于消费型社会。

第三个问题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结构问题：居民的资产中，房地产资产占比较高、过高的问题。这方面的统计非常之多，基本上，大数看，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有70~80%为房地产，美国则在30%左右。    

（注：为撰文方便，偷懒使用了网图）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直观的想象是，中国人特别爱置业，一有钱就买房子。但实际原因可能是：过去十年房价增速远远超过收入增速，造成了有房者“高资产、低收入”的现象。这在北上深等一线城市里十分突出：大部分居民单凭自己收入是买不起自己所住的房子的。“高资产”、“低收入”的问题在于，其一，家庭财产水平存在“高估”，居民只是“看着”有钱而已，坐在一个总价较高的房产上，但缺乏现金消费的意愿与能力。其二，是否愿意消费，也要看“财富效应”，即“自己觉得自己是否有钱”。家庭资产中房地产资产占比高的一个结果是，一旦房价下跌，居民财富效应的萎缩也十分严重。过去两年，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是经历了向下调整的，即便居民收入本身完全不变，也可能影响其消费意愿。          

第四个因素是居民的现实收入情况和经济预期问题。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产业转型调整，过程中，许多行业企业及收入部门受到影响，而这肯定会影响居民的财富效应、收入预期，并进而影响其消费能力与意愿。          

以上四个因素只是一般性的观察，不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的全部因素，同时也不涉及对解决方案的讨论。它只能提供这样的事实：即由于短中长期各种原因，使得中国居民消费能力有限，在短时间内，恐怕还不能通过本土居民消费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                       

以上就是目前存在的所谓“矛盾”：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转型目标是增加消费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另一方面，要增加消费产业的占比，又需要需求侧的支持，即增加国内居民的消费，而中国尽管市场广大、人口众多，但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又面临多种制约因素，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提升，并且在短期内，还需克服消费收缩（“消费降级”）的风险。          

因此，如何在当下提高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意愿、潜力，是一个重大政策话题，非常值得探讨。政府在这方面也大有可为。而这个问题，也是身边许多人热衷讨论的话题。          

二、国产品牌替代的系统性机会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之中，面临许多挑战。在短期内，还存在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下降、消费收缩（“消费降级”）的风险。          

但即便我们做一个很悲观的假设，即短期内需求侧有所收缩，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供给侧，导致消费市场的某些结构性改变。          

对于供给侧企业而言，应当看到，新的环境一定会带来新机遇。这个新的机遇就是中国企业品牌对进口品牌的逐步替代。 

过去几十年，中国整个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在许多领域，产品的设计、技术、工艺、质量、稳定性、安全性等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制造”也已逐步改变了过往质量差、一味“山寨”的形象，获得了国内国际越来越多的认可。尤其突出的是，“中国制造”始终都保留了价格优势，在性价比方面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这都为中国品牌捕捉中国消费趋势变化带来的系统性机会创造了条件。              

这里，我们侧重从需求侧因素看消费趋势的变化。          

1.“消费降级”：“消费降级”并不是代表不消费，而是消费者从预算考虑，希望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或更好的服务，或用更少的钱买到同样或近似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消费支出的绝对减少，对品质质量的部分“牺牲”，以及对性价比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高端品牌溢价是很容易被“牺牲”的，因为高端品牌溢价不仅仅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审美、物理质量及稳定性上，还建立在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基础上，而这些往往也是进口品牌的及时基础。消费降级，势必影响这些品牌守住溢价的能力，并给新进品牌提供机会。          

2. 消费理性化——“炫耀性消费”的淡出：这里的“炫耀性消费”主要指通过消费并展示“重奢”品牌产品，以获得某种社会或文化价值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富人也有，中产（甚至穷人）也有。富人通过消费“重奢”申明、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心理需求，“新钱”往往是大于“老钱”的。对于“老钱”来说，依然会消费“重奢”，但这种消费是“习惯性”的，和“炫耀性消费”无关，并且老钱甚至会有意避免炫耀性消费，而把钱花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至于中产（及穷人），则寄希望于通过“炫耀性消费”实现一定程度的精神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阶层提升”。未来，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更进一步，社会更加成熟，消费也会趋于理性成熟，“重奢”消费仍将长期存在，但超出消费能力的“炫耀性消费”会逐渐淡出。而这也是大多数成熟市场（包括东亚市场）所经历的。          

3.消费观念的变化——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这里的“消费型社会”是相对于“投资型社会”（及“储蓄型社会”）而言的，指在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均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愿意拿出可支配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进行消费。各种因素都可能导致消费观念的这种变化。例如房地产因素：商品房价过高，年轻人放弃置业的打算；租赁住房成为被社会认可及尊重的选择，年轻人花在住房上的开销减少；继承父母家人房产；晚婚晚育/少子化导致无意购房，等等。这些都会驱动人们将更多的支出用在消费而非与置业相关的投资或储蓄上。晚婚晚育/少子化也是一个因素，有小孩的话父母会为孩子做大量消费，这里，晚婚晚育/少子化的因素主要是减少置业需求，降低储蓄率，增加即期消费。此外，与“消费型社会”相关的一个因素是“消费下沉”，即从地域与收入水平看，越来越多的人口降低储蓄率，增加日常消费，加入到消费大军的行列中来。导致“消费下沉”的一个因素是地域，而地域又与交通基础设施相关。

4. 交通基础设施带动下的“消费下沉”及“内循环”。消费下沉有多种定义，其中一个是关乎地域的：即发生在“下沉”城市或地域的消费——可以是本地人消费，也可以是外地人的消费。乘坐高铁到周边城市旅行消费，即典型的“下沉”消费场景。显然，这种消费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支持：相对便利的旅行，各地物质基础的均衡发展，等等。有人说，在本城市city walk，甚至居家不出门，也可以消费呀。还是不同的：人只要一进入旅行状态，心态是不同的，更加容易进入消费状态（且所进行的消费往往是实体消费，能够直接帮助实体经济）。另外要看到，“消费降级”+本土基础设施发展 的一个因素是“内循环”：本土旅游的大发展。而本土旅游的发展，对于带动本土品牌的效果一定强于进口品牌。国家最近大力提倡推动高质量发展旅游产业，显然也是看到了旅游行业在国际国内循环及带动消费方面的巨大价值。 

5. 具有中国本土特点、本土意识的消费偏好。伴随中国经济产业发展，许多迎合本土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也应运而生。举最简单的例子：原来品牌连锁都是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饮品则是星巴克。现在，各种中国本土快餐品牌连锁崛起，茶饮更是方兴未艾。而即便是国产咖啡连锁，也有更多符合中国口味与特色的产品。可以看到：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点，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及习惯将变得更加重要，国际品牌必须调整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而最为了解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又一定是中国人自己。这就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以新能源车为例：西方人当然想象不到在车上唱卡拉OK的场景，也很难用燃油车经济地去适应这个场景；中国车企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场景，并轻松地用新能源车提供了这样的服务。这里只是举一个小例子。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有成体系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审美偏好及旨趣，中国品牌在挖掘中国特色方面大有可为，未来不仅可以藉此开拓国内市场，还可以输出至全世界。              

6. 对国产品牌的偏好。过去，许多人觉得“中国制造”质量不好，自然地就倾向于购买进口品牌；现在，在许多领域，国产品牌在产品质量、耐用性、安全性、稳定性、设计审美等方面均与进口品牌十分接近，使得“中国制造”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国人远较过去自信，而今日的国际大环境也与过去不同，使得越来越多消费者主动愿意支持国产品牌，给国产品牌以机会。这都为国产品牌参与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国产品牌替代及其结果：          

以上消费趋势变化，使得今天的中国品牌企业等到了一个系统性的机会：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将发展出国产品牌；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将不断提升；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国产品牌将逐步“替代”进口品牌。          

国产品牌替代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将在中国大消费产业“端到端”的价值链条里占到了更大的份额：              

——中国企业（包括中国股东、管理层及整个垂直链条的劳动者）

——中国品牌（中国本土品牌，而非由中国企业参、控股的海外品牌）；

——中国知识产权/IP

——中国设计

——中国供应链（从生产制造到流通的全体系的所有企业及劳动者）          

当然，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链条并非完全闭环的，例如可能涉及外国的原材料；另外，即便品牌是中国的，许多中国企业/品牌也会购买海外设计师的IP，或聘请海外设计师帮助设计，以及依托其进行市场宣传。聘请海外设计师的结果是导致价值链上无法做到中国式“闭环”（即中国本土设计师无法从价值链条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例如海外设计师的设计最终有可能使得产品在国内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在国外更容易打开市场，最终，为中国企业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最大化价值。  

但剖开分析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品牌背后所隐含的中国价值链与中国经济利益（及社会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远高于外国企业/品牌的。          

——每一杯中国品牌茶饮/咖啡 vs 星巴克；

——设想中国新能源车 vs 合资车或进口车；

——中国品牌连锁酒店 vs 外国品牌连锁酒店；

——安踏、李宁 vs 耐克或阿迪达斯。          

只是因为购买了中国品牌的产品与服务，中国消费者就为中国产业、中国企业、中国供应链作出了贡献，让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获取更多价值。              

我们今天熟知的许多日本品牌——例如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其实都是当年日本消费降级及消费文化变化的产物。事情都有两面性：消费趋势的变化，反而为本土品牌创造了机会。          

因为经济环境变化，中国社会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变化。消费者在需求侧变化，将推动供给侧企业的调整变化。竞争将更加激烈，获取品牌溢价及超额利润将更加困难。对于习惯性价比竞争（“内卷”）的中国企业来说，新环境是不容易的，但对于坐拥高端品牌溢价的进口品牌来说，环境挑战只会让他们更加难受。          

如果中国品牌企业能够比国外品牌更好的看到、理解并捕捉消费趋势变化带来的机遇，就能实现弯道超车，获取、扩大并巩固市场份额。          

这一切，都将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下的自然结果。

中国秉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市场肯定是充分竞争的，在诸多领域，海外品牌仍将有极为巩固的地位。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制造”已经成熟，中国品牌企业正待腾飞，我们将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牌领域看到国产品牌替代。

三、最后补充说明25个小点   

1.未来，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乃至“主引擎”。大消费产业也将是未来中国发展模式及经济结构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半边天”。

2.与各种新模式所对应的，是传统发展模式之“退居二线”。其中最典型者，就是地产及传统基建：这些行业在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顺应新时代经济的新发展模式。调整路径并非一帆风顺，以地产为例，过程不可谓不曲折，并且还在进行之中；

3.除此之外，各行各业都需要重新去匹配、契合、“对齐”、服务国家战略（即总的“蓝图”），进行必要的调整与适应。这个过程也是充满挑战的，需要动态解决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金融行业是一个典例：如果回复“本源”？如何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如何在大局中确立自己的功能和位置？大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但过程还需要不断的摸索、完善，需要行业自上而下的理解、“对齐”、适应、再出发；   

4.为了长期发展，调整发展理念、模式、配套政策、制度、实践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毕竟需要去除大量制度、政策、实践、理念上的藩篱，影响大量的既得利益，使得过程充满压力与挑战。论其深度、难度、广度，复杂度，无异于“二次改革”。实际上，由于调整所涉利益多、深、大、广，本轮改革比四十年前的改革还要难，真正需要“杀出一条血路”；

5.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其他因素的发生，例如：1）人工智能/自动化等科技力量的出现（而科技本身恰恰又是新时代经济模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2）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3）三年疫情影响；4）建立新发展模式过程中所经历的政策与实践探索与反复，等等；

6.种种因素，使得经济在当前面临“严峻”形势和“巨大”挑战（注：2023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而落到许多一般家庭/个体身上，则是经济状况及收入预期受到的实际影响。具体而言，一则体现在许多一般家庭/个体投资置业的能力及意愿下降（这其实导致了当前稳房市/楼市推出了许多举措，但面临需求端不足的问题）；二则体现在家庭/个人对消费模式、消费形式及消费支出的调整。最能概括这一趋势的，就是当下人们议论的“消费降级”问题：人们会尽量压缩支出、提高购买性价比；

7.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要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就需要更加依赖大消费产业；而要让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又离不开居民消费驱动的内需。而这时，却出现了需求端疲弱导致的“消费降级”现象，该作何解？   

8.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对此，十个经济学家可能会给出十一种不同的解释，背后还有理论支撑。但大的来看，中国经济其实需要重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找到支撑，筑底，逐渐的回升；

9.其中，消费是“筑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而许多有利于需求端的因素其实被忽略掉了——关键在于，相较中国的中老年一代，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更加热衷于消费（对应的是储蓄率/投资率的下降），也就是说，在年轻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中，有更大一块份额将流向消费。同时，“下沉”城市的年轻人也将是消费的主力军（即“消费下沉”现象）。年轻一代，将是中国走向“消费型社会”的原子。（这里要特别指出，中国社会一定会引导鼓励理性消费、合理消费，不会走向美国式的“过度消费”下的消费型社会。何谓过度消费？即入不敷出（消费系统性大于收入），甚至不惜借贷消费；

10.整个过程中，中国品牌很有可能是相对受益者。这里所值的中国品牌，涵盖大消费的各领域、各市场、各行业、各企业——从汽车、服装、餐饮到娱乐（电影、电视、游戏、潮玩）、旅游出行（从酒店选择，到旅行目的地的选择）；

11.具体原因，有供应、需求两侧的因素：

需求侧，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与偏好在变化，包括“消费降级”（追求性价比）、消费的理性化（不再追求“炫耀性消费”）、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消费下沉”、基于本土习惯和偏好的消费，以及对国产品牌的偏爱（爱国主义驱动）等；

供给侧，依托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制造、生产、服务能力得到了整体提升，“中国制造”深入人心，竞争力越来越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品牌已经能够满足本土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审美、设计、技术、工艺、质量及安全稳定性等的基本功能需求，并且更加擅长把握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综上，中国消费趋势变化带来了系统性的机会，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企业/品牌具备捕捉这一系统性机会的更强能力。

12.像我们能看到并感受到的星巴克销售下滑、合资车销售下滑、保时捷销售下滑、好莱坞票房下滑、耐克销售的下滑（以及欧美中高端服装品牌销售下滑）、博西家电销售下滑，都与这一大趋势有关。往后，我们也可以更加留意相关的信息。与进口品牌面临困境相对应的，是国产品牌的向下扩容（“下沉”）及向上突破（进入高端市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是市场充分竞争下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自然结果。

13.国产品牌替代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品牌在整个消费产业价值链中获取份额的提升：

1)中国企业（包括股东、管理层及整个垂直链条的劳动者）

2)中国知识产权/IP

3)中国设计

4)中国供应链（从原材料、生产制造到流通的所有企业及劳动者）

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国产替代”的结果，相比于购买外资品牌（包括FDI/合资品牌）的产品与服务，我们购买国产产品/服务时所花的每一元钱，都可能会有更大的份额流向广义的“中国经济”（中国企业、IP、设计师、工艺、供应链等）。这个时候，“消费降级”，“消费下沉”，反倒会提升中国在本土消费产业价值链条里的份额。

14.请注意，这不是有人振臂疾呼“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结果，而是市场充分竞争之下，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自然结果。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具备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国产替代中，本土消费趋势的变化起到的只是一个“催化器”或“加速器”的作用；   

15.前面说到，中国经济需要找到某种新的“均衡点”，新的“支撑点”，新的增长曲线。国产品牌替代，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部分。通过结构性的变化，通过在价值链条里的份额提升，帮助中国经济构建新的基石。

16.许多国人认为，国产品牌的激烈竞争只是在“内卷”，通过残酷的价格战，让参与各方的利润都被充分稀释，结果谁也赚不到钱。但在外国品牌眼里却并非如此：他们会认为中国企业/品牌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并且是多层次的竞争力），最终才成功地将进口品牌大部挤出中国。实际上，中国大多数企业品牌的历史还比较短，都是过去不到半个世纪的产物；而我们所能见到的，能在中国市场有力竞争的进口品牌，多为百年老店，他们都经历过极其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最终活下来，成为极少数成功穿越“大筛子”的企业/品牌。换言之，他们之所以能在我们眼前竞争，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其实早都经历过我们所谓的激烈“内卷”。换个比喻：能够千里迢迢，穿越光年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一定不简单。

17.经历过激烈“内卷”存活下来的中国企业，也就具备“出海”/“走出去”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可能是中国企业/品牌“出海”成功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要在海外竞争取胜，中国企业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成熟、自我革命、持续迭代、传承、克服未知各种挑战（企业“大筛子”还在前面）。而海外市场也可以分为进一步分为:

“上行”市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

“下行”市场（一带一路/亚非拉/南方国家市场）   

（注：这里所指中国企业出海，指品牌出海，非将“中国制造”贴外国标出海）         

18.有人问，如果将来消费又“升级”了，进口品牌是否又会回来，重新取代国产品牌呢？这里要假设，中国品牌能够在真实的竞争中取胜，真正的能“站住”：在功能性和质量上要不比外国品牌差（“me too”），甚至比外国还要好——在质量、性价比、功能都有优势（“me better”），同时还与外国产品有所不同，有所差异化（“me different”），核心可能是更好地把握本土消费者的心理与诉求。

中国企业品牌也自然地会沿着以下价值链的轨道向上爬升、穿越：

1.0：满足功能层面的需求（好用）

2.0：满足质量、安全、稳定性需求（耐用。此非一日而成，需要长期的验证与积淀。一些德国货、日本货还有这样的品牌溢价，都是时间积淀而成）

3.0：满足审美需求。这就要求产品的设计达到一定的品味、品位、品相。建立国人自主、自信的审美标准也很重要（过往许多国产品牌都搞个欧洲名字，假装是欧洲货；现在也有许多“伪日系”产品。这些都是希望依托/嫁接国外的审美）。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有大量的素材可循，长期来看，中国元素不仅仅可以在中国获得成功，而且可以拓展海外，收获海外市场，并扩展中国“软力量”）

4.0：满足精神及身份/文化认同诉求。这就要求品牌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欧美日企业的品牌溢价往往都带有这方面的因素。这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积淀。 

沿着这个路径确立之后，自然也能建立护城河。中国市场是开放的，外国品牌一定能够存在，而且可能有很大的市场。但中国品牌将永远有一席之地，而且是有相当份额的一席之地。             

19.初期，中国企业/品牌“出海”的选择往往以贸易为基础，即把在中国制造的中国品牌产品销到国外市场。企业所需解决的只是在国外建立销售渠道，构建配套的物流体系。最“高维”的做法，是在生产制造上依托中国供应链，在销售/渠道上依托海外建立的2C平台，将两者联通，最大化价值（典型如Shein）。

20.逐渐的，伴随海外业务规模变大，企业也有动力选择将供应链外移，即在海外投资建厂，雇佣工人，在海外市场完成生产、销售。这时，价值链的大头还在中国企业，比如品牌是中国的，设计是中国的，工艺是中国的，核心价值掌握在中国企业手里，但“中国制造”也将变为外国制造。企业外迁供应链往往有多方面的考虑，最常见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和便利，另一个近年来常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例如为了规避美/西方对中国制造的限制/制裁。但无论如何，供应链外迁一定也会带来价值链的外迁：即一部分价值被海外生产基地所在经济体拿走。

21.过去四十年，从“中国制造”的发展、到“中国供应链”的发展，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大大受益于外国企业对中国的FDI及在地生产。因此，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我们发现，在不少欧美国家，很多人反对全球化的，并且往往其他东西一起反：左翼是连同资本主义、“大企业”一起反，右翼是夹带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因素（例如反华）。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大企业在海外设厂投资，最终将工作机会转到了海外，让海外工人受益，本土却出现工人失业、制造业中空的问题。他们一度是“贸易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最终却是“资本全球化”（FDI驱动）的受害者。这种思维、思潮、意识，是导致中美冲突的深层次经济原因。

22.目前看，中国是充分享受全球化各方面的好处的，一来，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生产，中国享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好处；二来，我们把中国制造（包括中国品牌以及外国品牌）卖给国外市场，又受益于贸易全球化。但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情况未必永久持续：举例，如果中国企业大规模地将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则又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新的挑战。   

23.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中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把制造仍然留在中国，坚持以贸易的形式向海外市场销售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还是中国自主品牌的产品。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是有可能实现的：依托强大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供应链基础、有力的政府支持，以及强大的本土内需市场（使得贴近本地市场的生产始终有意义），最终保证“中国制造”始终比海外FDI拥有成本优势、质量优势、稳定性优势。有人问，“人口红利”没有了怎么办？答：利用中国的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去填补。最终，让制造业最大程度的留在中国。即便在自由市场竞争之下，也有可能产生这个结果，并让中国“吃透”全球化的价值。

24.要看到，在经济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最终会演化成地缘政治问题，变成各种形式的贸易战。所以，为了让全球化能够长期持续，中国或许还不能寻求价值链上“通吃”，而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方共赢形式。

25.最后，回到本文的原点：中国制造的发展成熟，配合本土消费趋势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为中国大消费产业的本土企业/品牌提供了一个空前的、系统性的百年机遇。当下，供、需两侧的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乐观来看，只要顺应市场自然发展，中国企业应该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可以迈向国内国际长期发展的轨道，庞大的本土产业链（及背后的劳动者）可以受益其中，经济可以自然地找到结构转型的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