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青年人来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像是一种双向拯救”｜文化纵横

【导读】9月4日至6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在全球化重构的时代浪潮里，非洲对中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仅涉及中国的对外发展空间，更关乎中国青年的未来发展方向。事实上，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早已与我们时代的气质与氛围、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本文开篇就指出：中国青年正深陷“内卷”，深陷一场“争做人上人”的“永远也玩不够的漫长游戏”。物质丰盈带来的生产过剩，让人们不再重视物质生产者，各类“后现代议题”成为舆论中心，各专业的“劝退学”都开始在互联网上兴起，越来越多作为物质生产者被培养起来的人逐渐发现，自己不再真正被社会需要了。随着中国大踏步迈向生产过剩的时代，一大批青年却似乎感到正被时代抛弃——选择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强，青年人感到失去了“广阔天地”，失去了“向上走”的方向。

本文的作者曹丰泽就是一位按“物质生产者”培养出来的工科博士。清华毕业后，他选择到非洲从事建设工作。结合自身的经历，本文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生产过剩”与青年人的“内卷”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回答：对于青年人来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像是一种双向的拯救。既是救人，也是救自己。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人们因生产过剩而烦恼——在身份认同、意识形态上内耗；或是在“内卷”与“人上人”游戏中内耗。然而，当30亿生活在较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深陷生产过剩的苦恼时，还有50亿人口正在为生存资源的不足而发愁。当超过半数的人生存资源仍匮乏时，我们可能还没有资格去妄谈“生产过剩”。发达经济体的30亿人由物质生产过剩而引发的一系列后现代行为原本情有可原，但对照50亿第三世界人民的绝对贫困来看，就变得荒诞可笑了起来。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希望在过剩与匮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欠发达经济体逐步进入良性的经济循环。曹丰泽在“一带一路”的实地建设工作中看到，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物质生产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物质生产是他们最需要的，而作为物质生产者的“我们”也是被需要的，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做出实际贡献的。在这里，“不论选择何种路径，何种事业，只要能够坚定前行，都是向上走”。对于已经一只脚踏进“后现代”社会的中国青年来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双向拯救。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8月号，原题为《假性过剩时代的双向拯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假性过剩时代的双向拯救

✪ 曹丰泽

中国企业驻外工程师

▍过剩时代

如今，“生产过剩”这个话题被炒得火热。的确，如果仅以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那“生产过剩”恐怕确实是个真命题。在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农业技术革命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推广，每名农业工人借助机械所能耕种和管理的农田已经达到了成千上万亩。如今，联合收割机和植保无人机将绝大多数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发达经济体中，工业制造业正在逐渐进入和农业相似的阶段。先是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产业工人被机械化、自动化的机器人流水线逐步替代；伴随着AI技术的快速崛起，程序化的脑力劳动者也正在被机器迅速替代。过去的劳动者尚且可以自嘲“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找个厂去打螺丝”，如今这个玩笑已经不再好笑：很快就没有厂可以给你打螺丝了，厂里都是机械臂。区区几名工程师就可以管理一间硕大的“关灯工厂”，生产出可供数以百万计人口使用的工业产品。这样的场景，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当前这种物质生产的过剩，与马克思那个年代的“悖论过剩”还有所不同。19世纪的“过剩”，很大程度上缘于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分配不公，生产力并非真的能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求，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当年，伴随着旧行业与旧就业岗位的消亡，新行业与新的就业岗位还在不断增加，二者的速率在总体上还算相互适应。

然而，如今的情况恐怕不同于19世纪。当今的世界固然也存在着种种分配不公，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已然不是简单的一句“分配不公”所能概括。不论是农业产品还是工业产品，但凡是人类生活所涉及的必需品，而不是私人定制的奢侈品和服务，生产效率都早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满足全世界人口的使用早已不成问题。由于高度的自动化，生产上述产品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已经远远小于人类的适宜劳动人口。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旧岗位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这种消亡的速度是新岗位的增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追得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发达经济体中不断发生的过剩，就是绝对意义上的过剩，是“真过剩”。

▍过剩的价值传导

物质层面发生的变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传导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物质过剩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就是物质生产者逐渐不再受到重视和尊敬。这倒并不是因为物质生产不再重要，而是因为物质不再稀缺，物质生产者的可替代性太强。这就像是空气比黄金对人类而言重要得多，但黄金十分昂贵而空气却是免费的一样，物质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力数量太少，可替代性太强，物质生产者也就自然如同空气一般不受重视了。

在中文互联网上，生产过剩的典型后果就是“劝退学”的兴起。所谓“劝退学”，简单来讲就是熟悉一个行业的人向外行和刚刚入行的学生揭示本行业的恶劣工作前景，包括收入低、发展空间小、工作环境差等，进而规劝新人不要入行或尽快转行。它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21世纪最初10年，一开始是生物学科，后来逐步扩展到化学、材料、环境等不容易就业的理工科，随后在2015年前后扩展到工作条件艰苦的土木、机械，最后是一切“传统工科”。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裁员的到来，连当年一枝独秀的计算机也难逃被劝退的命运。在2024年，当前找工作的热门选项是考公，因此与考公相对应的法学等学科暂时还算火热。然而，公务员能够容纳下多少就业？绝大多数的参与者注定只是陪跑，这是所有人心里都应该清楚的事情。

一两门学科的劝退或许是个别行业的问题，可能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用工需求而导致的暂时性资源错配。然而，全部学科的劝退恐怕意味着当今的整个就业市场都出了问题。或者说，也许并不是就业市场出了什么“错”，而是社会客观上就发展到这里了。

前些年，中文互联网上经常嘲讽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白左”，指责他们不关心物质生产，沉溺于种族、性少数、意识形态等“无用问题”的争斗，笑话他们是“认为食品是超市货架上长出来的一代人”。然而，尽管我们可以指斥这种社会形态的愚蠢，却不得不承认，这种社会形态恐怕是物质丰盈之后的某种必然。由于生产力的高度进步，发达经济体中大部分的人口确实可以做到，从摇篮到坟墓，都不接触生存必需品生产的任何一个环节，而只需享用这些必需品。美国甚至可以每天给大街上不参与劳动的流浪汉免费发放食物，尽管这些食品本质上只是大工业生产的残羹剩饭，口味和品相也令人敬而远之，但维持人的生存显然绰绰有余。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个社会中的人把物质供应看作理所应当，对物质生产者蔑视甚至无视，并转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所谓“对物质生产毫无益处”的事情上，恐怕并不稀奇。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形态如今也有走上这一方向的趋势。不光是食品，其他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品，包括服装、日用品、小家电乃至汽车这样的大件，如果你不关心它们的品牌和“面子属性”，只关注它的功能和实用性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价格都谈不上贵。想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实在是一道很低的门槛。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人的精力被从生存问题上解放出来，转而关注生存以外的内容是在所难免的。这些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下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国，它是种族，是LGBT；在中国，它是“人上人”，是“内卷”。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不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的持续进步而被消磨。种族的差异永远都存在，而“人上人”则干脆就是个相对概念。换句话说，这是个永远也玩不够的漫长游戏。

这也就是 “做题家”“内卷”这些概念，在当今引发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共鸣的原因。当今这个物质生产过剩的时代下，越来越多按照物质生产者培养的人逐渐发现自己不再真正被社会需要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他们还秉承着那种传统的“做工—储蓄—致富”的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人生选择，就会难以避免地在社会中变得多余，成为“需要社会靠以工代赈来安置的对象”。现在这个时代，稀缺的不再是物质价值，而是情绪价值。在网上“整活儿”，直播在美国要饭，铁锅炖自己，为社会中他人带来的效用反而比进厂打工、进行重复研发的科研活动还要大。相应的，社会对于这些提供情绪价值的人的金钱回报自然也比 “欲求参与物质生产而不得”的所谓“小镇做题家”大得多。网络小丑被社会需要，名利双收；而只会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则成了多余的人，这是当今时代发达经济体所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假性过剩

然而，上文中所说的“生产过剩”，真的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吗？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不仅仅关注我们眼前的这些发达经济体，而是望向整个人类社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生产过剩”背后的欺骗性。当30亿生活在较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已经深陷生产过剩的苦恼时，还有50亿人口正在为生存资源的不足而发愁。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区，人们普遍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包括食品衣物、充足的电力、清洁的饮用水、基本的医疗和教育等。在非洲工作生活的三年，每每在互联网上看到“生产过剩”这个概念时，一种深刻的内疚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时常感到自己对这超出半数的、正为稀缺所困扰的人类所肩负的责任还不够。

单从技术层面来看，获取上述资源原本不应该存在什么障碍。非洲存在大量适宜开垦的土地，各种农业机械、化肥和良种的技术在发达国家早已成熟。然而现实中，这些土地并未得到合理的利用，上亿的非洲人仍然陷于长期的饥饿。在非洲，适宜修建水电站的河流峡谷广泛存在，水电站和供电、供水系统采用20世纪技术就可以轻松建成，几乎不涉及任何“卡脖子”技术。然而现实中，有超过半数的非洲人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得不到电力供应，与此同时，非洲每天都有价值上亿美元的电力被白白浪费，流入大海。非洲人身患的各种疾病当中，有很多都是简单易治的常见病，只需要经过简单的诊断，服用药物，就可以治疗。除开各种疑难杂症，绝大多数治疗常见病的药品生产的边际成本都不高，这些药品只要能够分发到人们手上，定期服用，就可以解决非洲相当一部分人的病痛。但现实是，大多数的非洲病人仍然深陷缺医少药的泥潭，在病痛的折磨中无能为力。

在超过半数的人类仍然面临着生存资源的匮乏时，我想我们还没有资格去妄谈“生产过剩”。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过剩，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而言确实是真过剩；但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尺度上来看，却是不折不扣的伪过剩。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时至今日并未过时，只不过理论的主体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人们，变成了世界上的不同主权实体。发达经济体的30亿人由物质生产过剩而引发的一系列后现代行为原本情有可原，但对照50亿第三世界人民的绝对贫困来看，就变得荒诞可笑了起来。

▍技术之外的阻碍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半个世界都广泛存在的绝对贫困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想，问题并不出在技术上和生产力上；而是出在技术之外，出在生产关系上。

首先，在当今世界，生存资源的占有与生存资源的需求是分开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有着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进而也就相应地占有着物质财富的分配权力。以各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客观上有着非常紧迫的生存资源需求，但却因为并不直接掌握生产力，从而无法决定社会生产，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精英阶层和统治群体往往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前宗主国。他们帮助前宗主国从本国获取矿产等资源，前宗主国获取主要利益，他们则获取次要利益。前宗主国负责对这一精英阶层和统治群体提供保护和支持。他们的统治结束后，往往会选择移民这些前宗主国，财富也一并转移。殖民关系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在实际上仍然通过既有的模式持续着。这些财富无论是到了前宗主国，还是到了本国统治群体手中，都无法转变为国家的财富，为国家的再生产做出贡献，自然也就无法用于满足本国普通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那么，这些前宗主国，或者说泛西方发达国家，对以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有援助呢？客观地说，确实是有的，这也恰恰是非洲发展陷于困境的另一层原因。每年，国际社会都会投入相当的金额用于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其中有食品、工业品，也有药品，品类不可谓不广泛。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援助品对非洲而言意义并不大，有时甚至适得其反。究其原因，非洲本身严重缺乏物质生产能力，这些援助的物资只是工业的终端制成品，并不能转化为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同时，非洲国家的生育率普遍很高。在缺乏就业和教育的前提下，过高的生育率难以抑制，这些援助的物资事实上只能不断推高非洲的人口，起不到任何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人口越多，所需要的援助物资越多；援助物资越多，人口增长就越多。非洲始终缺乏独立的造血能力，只能不断地接受输血。这样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非洲人贫困落后的生活得不到根本的转变，非洲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脆弱的本土工业还会被这些外来援助物资冲垮。

非洲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这些末端的工业制成品，更是靠近前端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如基建、电力、工业设施和基础教育。只有通过这些基础性的投入，才能让非洲人亲身加入现代工业循环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地接受救济。现代化的教育和就业可以培养人的现代意识，激发人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理性掌控自我人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才是非洲社会走向现代化最为急缺的要素。从长远看，对非洲进行系统性的工业投资带给投资者的回报，也将远远大于单纯地销售工业制成品。

有观点认为，国际社会每年对非洲进行的大量末端制成品援助，本身就是一些西方的跨国商业寡头的阴谋，意图把非洲的新兴产业扼杀在起步阶段，维持自己的产业优势地位。也有观点认为，蓄意扼杀非洲产业对这些商业寡头而言毫无意义，这种阴谋论式的观点并不能站住脚。不论背后真相如何，非洲的“援助破坏经济”都是现实，而有能力帮助非洲摆脱这一处境的我们毫无疑问应当肩负起改变现状的责任。这既符合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商业理性。

以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长期陷于贫困还有一层原因，就是现代组织模式的缺乏。以非洲缺医少药问题为例，治疗常见病的药品本身并不昂贵。如果只是把这些药品从生产厂家运输到各个非洲国家的首都，成本并不高。但是，如何才能把这些药品层层分发下去，送到需要它们的人手中？让什么组织来负责此事？这层层分发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如何应对？常见病的诊断和药品发放或许不需要太多的专业医生，但是至少需要大量的具备初级医疗知识的卫生员，这些人员从哪里来？原始状态中的百姓不信任现代医药，与医务人员冲突又该怎么办？就算暂时把这些常见病治好了，那么下一步，又该如何教这些百姓预防疾病？这些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要比简单的分发药物难得多。

再比如，大多数的非洲村落都没有井，取水相当困难。村里的妇女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顶着水桶去附近的河流边打水，一遍一遍循环往复。有些村子距离水源地相当远，往返一次要花费数小时，但她们仍然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循环往复前去打水，不觉丝毫不妥。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打井，即使客观条件完全允许。举个例子，有个村子的经济条件还不错，距离我们项目比较近，项目不仅给了他们钱，而且很多村民都来当了工人，赚到了工资。他们拿着这些钱盖了一些红砖房，但仍然想不到要去打井。我甚至见过有些村子，在一些外部组织的援助下打了井，但是根本不维护和清理，很快就废弃了，完全没有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由奢入俭难”，仿佛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河边打水是一种带有神学意义的使命一般。有些中国人来到非洲之后，看到非洲人不打井、有井不维护放任水井荒废，把这归咎于非洲人“懒”。可是如果真的是因为懒，那不是更应该好好维护水井，免得每天大老远地赶去河边打水吗？归根结底，这种所谓的“懒”，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的缺乏，他们想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有井，为什么井需要维护，为什么要把去河边打水的时间和精力节省出来。这种意识的缺乏，才是非洲社会中真正值得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地方。

要想让这样的百姓逐渐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需要教育去一步步地推广普及，这注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座水井的背后尚且涉及那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那一座水电站呢？一条铁路呢？它们的建设过程所涉及的阻力，足以让一个标准的私人资本望而却步。在非洲，要想做成一件事，技术之外的阻碍才是最严峻的。

相比周边的国家，坦桑尼亚的现代化进程相对顺利。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尼雷尔总统时代，坦桑尼亚在全国建立了具有一定功能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或许不够完备，也不能面面俱到，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它们至少有效地将坦桑尼亚大多数的人口成功地纳入了国家的管辖之内。在此基础上，国家的行为和意志可以输送到末梢的基层组织上，国家治理中出现各种问题至少可以逐步着手解决，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欠发达国家不直接掌控生产资料；末端制成品的援助破坏了工商业的起步；现代组织模式的缺失阻碍了现代化要素的传导。此三者结合，共同促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物质过剩与物质不足的矛盾局面。一边是极端的物质富足导致发达经济体的人民丧失对物质进步的兴趣，转而在种族、性别、“人上人”等后现代内耗议题上消磨掉多余的精力与生产力；另一边则是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使得落后经济体的人民身处前现代困境中，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而能够将二者衔接起来的，工业的扩散，资金的流通，以及一种脚踏实地的生产与分配努力，却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受到阻碍。

▍解决尝试

面对这样不公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课题。这种极端化局面的形成并非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它背后的成因也根植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坚定与这种局面长期共存斗争的决心，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这种不公。

在国家层面，我国正在持之以恒地推进这项工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在我看来，“一带一路”的各项举措和尝试正是在尽力地弥合这两个极端。它并非试图在区区数年或者一代人之内彻底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尽可能地将两个极端衔接起来，利用发达经济体现成的产能帮助欠发达经济体逐步渡过危机，进入良性的经济循环，在过剩与匮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在这项工作的实际开展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同在一个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情也相差巨大。有些国家政局相对稳定，政府行政有力，社会矛盾可控，人口循环相对良性，已经在本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开了个好头，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更为友好；而有些国家则政局相对混乱，政府统治薄弱，社会矛盾激烈，人口陷入恶性循环，工业化、现代化遥遥无期，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风险巨大。

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情各异、风险各异的不同非洲国家，进行大水漫灌的投资，可能并非最好的选择。或许更好的方式是，在每个区域内，选择少数几个本身投资条件相对较好、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进行重点的“滴灌”投资。

从工业发展的效率上讲，将同样的资金用于对少数优秀国家相对集中的投资，远比大水漫灌的收益要更加丰厚可靠。所谓的“集中投资”，指的是在不违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对对象国的基建、能源、支柱产业进行相对大规模的投资，确保这些项目平稳落地，并进行一段时间的扶持，让其产业能够从0到1初步成形。

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前景更好，对其进行集中投资，资金的利用效率会更高，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浪费和破坏会较少。对于对象国而言，这一批短时间高强度的投资，可以帮助其跨越现代化过程中最艰难的起步区间，让其至少成形一个产业，形成良性循环。对于投资者而言，则可以在该市场建立起产业优势，资金的回报率会更高，也能排除掉一些潜在的破坏势力。

对非洲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域外国家，文化相隔。我国与那些殖民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际上无论开展何种工作，都必须建立在完全尊重他国内政的基础上。因此，即使我们的经济硬实力相对强大，也很难越俎代庖，在非洲直接发挥影响力。如若我国能够在一个区域内，帮助少数两三个国家建设成为本区域内的发展样板，那就可以形成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国家可以作为工业化的种子，为区域内国家提供稀缺的工业基础，帮助它们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同时在文化上，也可以引导周边国家逐步摒弃混乱的零和斗争泥潭，走向安定和发展。

同时，“滴灌”也意味着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投资的规划固然离不开市场化的调节，但完全自由市场环境下的投资往往带有一些盲目性和短视性。那些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较高的能源、基建类项目，往往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落地。而轻工业项目若没有这些项目的依托，发展前景也有限。大量新建的电力设施可以轻易地带动用电工业的大规模投资，新建四通八达的宽阔街道可以促进居民更多地买车，但这些结论反过来却不能成立。如果能够有更高层面的协调力量，对投资进行统筹和引导，让基建、能源、普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行业的投资比例趋于协调，那这些投资就可以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投资者和投资所在国而言都是有益的。在合理的产业规划下，重复建设、过剩建设、不合理建设的情况也能减少，宝贵的投资更不容易被浪费。在长期中，这种“优先集中，逐步放大”的投资模式，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双向拯救

对于青年人来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像是一种双向的拯救。既是救人，也是救自己。对于落后经济体中生活的人们而言，没有人喜欢食不果腹、疾病缠身的生活，我们口中所谓的“过剩产能”对他们而言或许恰恰是求而不得的救命稻草。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与非洲人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或许不同，我们每个人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各不相同，但我想，人至少要拥有选择的权利。人可以选择终日躺在河边的树下晒太阳，不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但那应当是在他已然经历过多种不同的生活之后出于本人的意愿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自出生起就懵懂迷茫地被迫重复这同样的人生。

对我们自己而言，这也是找回价值感的一种方式。或许你也会有和我相似的体验：工作本身带来的疲惫感，是容易通过简单的休息消除的；真正难以消除的痛苦在于，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整日沉浸在无休无止的后现代议题中消耗自己。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工作中清晰地看到，对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来说，物质生产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物质生产是他们最需要的，而作为物质生产者的我们也是被需要的，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做出实际贡献的。

只不过，要想真切地为这个世界发挥出我们的价值，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产，不仅仅是工时的简单投入和技术的单纯进步。它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革新和改良生产关系，需要我们对国际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更需要我们面对无数个细碎难解的问题锲而不舍但又不失灵活地转圜面对。

在长期中，我们很难回答非洲的现代化进展是否存在一个无法突破的天花板，也不知道这个可能的天花板在哪里。对现在的我们而言，谈论这个问题未免过于奢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非洲的未来究竟能发展得如何，与我们的努力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推进非洲的产业发展，加快现代组织形成的速度，非洲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安定下来，步入发展的正轨，过快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就能更快得到遏制，由于物质匮乏导致的悲剧就能少发生一些。不论非洲的天花板位于何处，当今的非洲都与这层所谓的天花板相隔万里。这是一片万物萌始的大陆，不论选择何种路径，何种事业，只要能够坚定前行，都是向上走。这里的一切都异乎寻常的艰难，但也都异乎寻常地饱含希望。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国，也不能幻想历史的终结。发展就是这样，它就像人的成长，我们焦头烂额地解决了一个问题，紧接着就要涌现出成百上千个问题，令我们应接不暇。我相信，随着非洲的逐步发展，在未来，也会有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在这片古老的大陆上不断涌现。这些问题中有我们在自身的发展中曾经经历过的，但更多的恐怕是我们也未曾经历的。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肉体凡胎的我们自然不敢妄下结论。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80亿人的智慧，肯定会强过30亿人的智慧。届时，一个“真性过剩”的社会想要突破藩篱走出一条新路来，一定比现在这个“假性过剩”的社会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