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不幸都源于身高”？——“断骨增高” “医美热”与“身体资本”审思

编者按：近日，据央视新闻消息，一些“医托”利用身高焦虑等话题通过各类平台宣传“断骨增高”，一些对身高有“执念”的消费者，花费巨额费用去做“断骨增高”，却出现了“长短腿”、脚踝神经损失，甚至不能正常行走等问题。此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据医学专家介绍，“断骨增高”主要应用于骨科，适用于疾病导致的骨头缺损、病变、畸形等项目。原卫生部2006年也指出，肢体延长不属于医疗美容项目。但在实践中，“断骨增高”被打上了医美的标签，以“变高变美”的噱头大行其道，其本质受到扭曲。而事实上，不仅“断骨增高”，随着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的提升，医美在中国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一些“医托”更是利用人们的“容貌焦虑”，采取风险较高的极端医疗美容方法以期改善。那么，近年来“医美热”背后的社会逻辑是什么？如何理解当下看似“缺乏理性”却火热的医美实践背后的诉求、环境、资本规则、情感与身体认知？这需要我们思考。同时，“医美”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受众？它是否是一个属性消极的产物？大众通过“医美”实践想要在心理、生理等层面获取什么？“医美热”是否会有冷却下来的一天？这些答案仍然应当从“医美”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生关系中得出。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医美热”何以持续？ 

—— 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

郑叶昕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婷 |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

杨阳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具体内容以原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过去五年，中国医美市场的发展领跑于全球且预期乐观，预计2025年的市值突破3500亿元人民币。巨大的市场潜力背后，是创伤小、恢复快的轻医美所推动的医美“泛大众化”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医美热”的反思与降温。在既有的研究中，医美消费常常充满被动色彩。医美方掌握着赋予科学与专业意涵的整形美容方案，并内嵌于庞大的商业体系之中，借由大众媒体、社交网络等媒介渠道，不断引导大众审美，使得个体——尤其是女性——为追求美貌幻象，不自觉地走入这场精心设计的美丽游戏，成为被商业所愚弄的“文化冤大头”。

这套解释框架将个体置于被蒙蔽的受害者情境，契合了女性主义对医美的批判面向，但也引起了诸多研究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对主体性的追问。例如：为什么看似“缺乏理性”的医美行为仍然可以不断持续，甚至得到家人的支持？如何解释当前公共领域热烈的医美讨论，以及女性多元的、自我的身体实践？后者在女性主义的肯定性转向中，被视为女性掌控自我身体的方式与个人选择，并逐渐去污名化。

显然，医美的火爆不能被简化为个体长期的被动卷入，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化下消费者矛盾的主观诉求相关，呈现复杂的动态。为此，本文采用希林的“肉身实在论”框架，将身体视为具有生成能力的社会实在，置于医美实践的中心。一方面，身体构成了个体在社会的定位场所与互动中介；另一方面，身体又在经济、技术、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生成个体与社会本身。基于北京市某中高档医疗美容机构的田野调查，本文指出，正是当前市场化过程中所生成的同美貌相关的社会歧视性规则，不断抬高、激发了个体的美容意愿；与此同时，医美为最大化身体修饰的效益，则继续利用、强化这些歧视性规则。由此，在身体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中，社会歧视性规则得以再生产。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文化，则为这一过程贴上了“自由”与“赋权”的标签。这或许是当前理解“医美热”得以持续的核心。

下文将首先论述身体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有赖于社会不平等规则所形成的“身体资本”是如何得以凸显的，由此阐明个体在进行医美实践时的社会背景。随后，借由实证研究资料，厘清并细化医美所依附的歧视性规则在不同领域内的表现形态，论述美貌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如何实现优势累积。最终，尝试破解“医美热”得以持续的背后原因。

一、文献综述：

医美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生关系

既有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体医美动机的关注，加深了我们对“医美何以火热”的理解，但对“医美热何以持续”的回答却不足。本文认为，这一答案可能藏匿于医美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生关系中。早期对市场转型下医学社会化的批评指出，市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医患互动的展开提供了社会文本的背景，医生的诊断与治疗是现有生产与分配秩序的折射，整个医疗体制实际上是在医疗领域中再现和强化了不平等的市场秩序，这对医美同样适用。一方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加在身体之上的评价以及勾连的社会不平等规则，使得“美”超越了身体修饰的本来范畴，联结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这促使个体主动进行医美实践以实现自身的抱负诉求。另一方面，医美并未实现真正的“赋权”，反而以“自由”为名巩固、强化了使美具有效益的歧视性规则，从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一）现代社会中“身体资本”的打造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历史、经济产物，身体的价值由社会赋予其意义。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化转型、国家控制放松与消费文化发展，身体的装饰与利用成为社会转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与此同时，女性身体的商品化、性别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市场话语同传统儒家性别观念结盟，使得女性在公共劳动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并被男性化的商业和娱乐文化所物化。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容貌的大肆吹捧，突出并强调了女性气质的身体与其传统角色的价值，她们的能力却并没有获得等价的认可。

“身体资本”具化身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实际效用。在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高涨的当下，美貌作为一种信号，连接着不同的社会资源，并能转化为其他物质或非物质利益（如社会地位等）。身体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可供投资的资本形式，而外貌吸引力则作为一种实用型策略重塑个体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例如婚姻、职场等）。正如Talley 所指出的：“外貌对于理解社会差异与个体价值贬值尤为重要。尽管具有欺骗性，但外貌暴露了个人信息，决定了我们在社会关系和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是被外界贴上标签、区别对待，被歧视或是被尊敬的基本证据。”一言以蔽之，外貌被视为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韦伯所认为的“生活机会”。我们可以将社会上对于形象一般者的歧视视为一种偏见，这种社会歧视使得那些外貌不符合主流吸引力标准的人处于系统性的不利地位。在我国，美貌在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助益得到文献的广泛支持，包括亲密关系领域的婚姻匹配与关系质量、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美貌溢价”以及日常生活领域个人发展机会的获得等。

上述将外貌视为重要资源的观点在东亚尤其受欢迎。由于长期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与西方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对“美丽具有社会经济效益”的信念更为笃定。甚至，上述将外貌视为重要资源的观点已经在竞争大的环境下蔓延到男性，美貌成为人人皆渴望获取的资源。即便是作为某种纠偏，对内在美予以更多强调与青睐，也不会轻易否认外在美的重要性。

（二）新自由主义下个体医美实践的自主性

新自由主义兴起于终身雇佣制被打破、劳动力市场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个体被要求自主而灵活地谈判、选择和适应，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所持续带来的不安全感，而真正的社会歧视性规则却隐而不现。在这一过程中，包括身体资本在内的人力资本被强调，个体成为自我监管的主体性存在，需要基于经济理性的计算来做出利己性选择，并自担后果。与传统性别规范不同，新自由主义下的女性满怀抱负、积极主动，她们不断积攒资源以保证在生活的诸多领域获得成功——无论是教育、工作还是家庭生活。美貌成为她们试图控制不确定生活的一环，以及在竞争社会中实现自我抱负的重要资源。

由此，一方面，女性对身体的重视获得了合法性。身体成为自我表达、价值彰显与情感传递的通道，被赋予了文化转型下个体主义的意涵。女性被鼓励“成为你自己”，并借由对身体掌控力的炫耀，对抗与重塑性别规范，期待塑造出一种脱离男性凝视、寻找独立自由价值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对美和审美愉悦的价值肯定，使得女性自身的叙事得以被关注。“美”被理解为一种具体化的情感过程，一种向完美状态的自我无限接近，由此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审美体验。在更为实际的效用上，诚如前文所述，女性对身体资本的掌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对周围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这些研究进一步反对将女性视为商业文化受害者的观点，而主张将女性对美丽的追求视为一种策略性的投资行为。即权力是生产性的，它是由个体的主体意识、欲望、自我管理与行动所构成的。面对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增加身体资本积极应对成为女性进行医美实践的重要动机。

这种被认为是反思性、有计划的自我优化，体现了女权主义所认为的“残酷乐观主义”的积极一面；其对社会歧视性规范的强化，以及对女性个体所期盼的“赋权”的背离，是下文将要论述的另一面。

（三）医美实践下社会歧视性规范的巩固与加深

身体之美成为个体在求取发展过程中冲破既存障碍的一种手段。但正如对医学社会学的批判所指出的，这种手段并未实质性地触及根本的社会歧视性规则。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优化逻辑是以前瞻性心态为主导，强调对核心收益的持久性关注。与此同时，对“主体性”的鼓吹一方面无限放大了个体对未来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在任一环节遭受失败时的自我归责。这使得当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系统性问题被淡化为个体应当自行适应外在环境后，个人挑战既存社会规则的动力被根本性地削弱，而精密的、步步为营的紧张心态被不断放大。由于发展前景的未知，个体对于自我发展的艰难追求使其难以承担失利的风险，并促使其将社会歧视性规则视为可供利用的脚手架向上攀登。然而，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场异化，不仅使其更加背离了最初希望达到的公平、自由的社会环境，而且在“赋权”的口号中模糊了实质。正如麦克罗比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主体所信奉的行动主义与主体性，往往对现有的权力结构与性别不平等‘视若无睹’。”

市场规则与性别不平等的勾连是医美实践中最为典型的现象。一方面，对于女性情感主体性地位的关注是以其身体为前提的。在商业系统中，提高女性自信心最直接的方式集中于改变其自我形象上，并且将传统、理想化的美，作为女性提高自我能力的途径。这种商业术语尽管暗示了女性争取独立自我的需求，但并不是用来推进女权主义事业，而是以商品消费为衡量，鼓励女性在生产和消费中作为经济主体来证明自我。如此，个体理性与父权规范等同起来，并产生了一系列与女性初心相悖的行为。例如，不得不表现得美丽，否则会失去竞争力；无法真正决定自己喜欢的样子，而是需要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等等。可以发现，当前最热门的医美实践正是以其所承诺的美好生活为贩卖，以各领域社会歧视性规则为依托，聚集了大量对自身发展进行管理的个体。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加大对不遵循身体理想之美者的惩罚，以巩固和加深既有的性别不平等。出于对自我管理理性的强调，新自由主义将偏离正统审美者所面临的一系列歧视重新定义为自我疏忽导致的后果。这加大了东亚女性的压力——她们有对家庭幸福与事业成功的抱负，却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薄弱的家庭支持以及长期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当女性不断加强对自我的审视，借由医美努力争取有限的发展资源，满足社会与内在的多重期望时，性别弱势得以再造。与此同时，当女性需要借助身体资本的彼此竞争以争夺父权制度下的资源时，女性内部的团结力量也会受到损害。

借由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由于存在与“美”相关的社会歧视性规则，“身体资本”成为一种可以改变自身生活境遇的重要资源，被当前的医美者有意识地利用。同时，在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我管理浪潮中，个体被要求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管理。如此，个体成为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与进行无尽消费的新场所，可以被无限优化，成为更“成功”的人。医美实践以“赋权”的口号，鼓励逐利的经济理性个体进行身体资本的投资。然而，为了避免损害收益，真实的社会性歧视规则不仅没有受到挑战，反而被加以利用，成为资源争夺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运作处于最为中心的位置。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考虑到医美实践中社会结构与身体运作的相互作用力，本文采用希林的“肉身实在论”作为后续论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将身体置于理解医美实践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核心，关注身体的生成性特征与社会的约束性特征之间长期的互动，并采取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视角明晰化这一概念。具体而言，“肉身实在论”一方面肯定了社会结构（如经济阶级、科层体系、社会规范等）对于个体的形塑，另一方面强调了身体独立存在的地位，主张身体所具有的感觉、性情与具身性意识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该理论关注了如下两类互动：第一，已确定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个人身体行动的背景，并有潜力地形塑人们的身体行动与习性；第二，具身性主体的生成性能力如何与这些社会结构展开切实互动，再生产出这些结构，或加以转换。“肉身实在论”完整保留了个体身体对社会产生多面向影响的可能，更加贴合当前复杂社会情境下的医美实践，也为后续的深入分析提供了基本范式。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共10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其社会人口信息如表1所示。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岁，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表1：受访者基本情况一览）

三、亲密关系领域中的医美实践

与性别关系的再生产 

东亚社会长期存在的父权制度以及两性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貌的人力资本价值，并驱动着具有争议性的医美实践。身体吸引力被视为女性魅力的来源，在婚姻市场上格外受关注。而“郎才女貌”的理想婚姻形态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结合，进一步赋予了女性外貌以“家族兴旺”的象征意义。这些因素同当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性别观念彼此调和，成为个体进行医美实践的重要驱动力。

（一）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在当地，女性无需过分节俭、贤惠，但需借由特定的生活方式同普通家庭区隔开来。美貌成为家族的“门面”，是物质主义渗透下的某种炫耀性物品。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

尽管安安依照风水先生的建议进行了面部调整，也收获了来自丈夫的重视与疼爱，但医美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善安安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力位置。对于安安而言，医美起到了“改善生活状况”的积极作用。正是丈夫的肯定与自身婚姻生活的持续向好，使得安安对于毫无主导力的医美甘之如饴。实际上，医美并未触碰婚姻中性别不平等的实质，相反，它利用了个体对于家庭权力不均等的屈服，以身体改变为代价加深并巩固了既有的性别不平等，重申了家庭内部丈夫的主导权，从而完成了身体实践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二）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相较而言，娇娇的经历似乎更具自主性。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

这种对于医美的新认知，使得医美从传统认知中对女性的剥削，转向对女性的赋权。医美增强了娇娇的外貌吸引力，使其更加符合主流的审美，并帮助她在与异性的互动中取得主导权。医美作为一种身体改良的有效手段，能够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修饰，增强其在两性关系中的影响力，乃至实现对男性的“支配”，帮助女性成为性别关系中更加积极主动的一方。

如果说这一关系的扭转是由医美带来的，那这一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外界对于个体外貌的评价。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诚然，对与外貌不安全感作斗争的个体而言，医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应对亲密关系的变化。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社会规则并未被完全打破，女性主动提升自己身体资本后的“待价而沽”也依然是传统观念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体改良后的欢愉不可否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个体对美的自由追求，以及对于男性压制的小型抵抗。但更加凸显的是医美以“美貌”之名掩饰了原本赤裸裸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被抬高了的女性美好婚姻的身体改造成本。在市场话语的构建下，医美以增进女性自主权为诱饵，增强了女性接受物化、迎合物化甚至主动物化的风险。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更加隐蔽与复杂。

四、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本偏好、外貌管理

与规则强化 

在公领域，尽管女性受教育年限不断攀升乃至超越男性，但女性在教育上的成就并没有顺利转换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 。由于性别歧视、职业隔离与母职惩罚等因素，女性在就业机会、收入提升等方面均落后于男性，并面临着更大的职场压力。性别不平等与转型时期福利保障的削弱、物质主义观念的上升相耦合，使得女性需要依靠其自身资源，为更好的生存采取不同策略。外貌作为身体资本的一部分，逐渐为人所重视。

（一）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在镁光灯簇拥的影视行业，美丽压力无所不在。受资本与流量红利的影响，以演员、模特为代表的高薪岗位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是“赢者通吃”、淘汰率极高的赌局。女性的容貌和身体承载着重要的消费价值，也因此承担着被挑选的压力。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尽管璐璐深知，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尽管影视行业“流量至上”的泡沫正在被吹散，但身体资本的概念却得以保留。面对高度不确定的职业竞争与缺乏保障的职业发展，医美以“投资”为名安抚着个体焦虑的内心，却也在暗地里迎合不断变化的审美趋势，加深并巩固了以“颜值”为基础的行业规范。相较而言，在文化建构中，女性更可能处于性别化展示的位置，美貌通常是女性的标志性资本。这也使得女性需要对自身外表投入更多，严格地遵循父权主义与商业文化的规范，并承受着更加严苛的评价与挑选。然而，资本推动下的容貌收益并没有抵达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对于女性身体的严格审查无处不在，并最终落入一个用金钱来衡量、由资本所创造的不平等社会中重新排名打分，歧视和偏见从未消减。

（二）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这种习得性的容貌自卑容易带来女性人力资本的贬值，反而增加了医美的效益。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企业往往会招聘同自身文化契合的员工，借由对外貌及一系列身体展演（如着装仪表、处事风格等）的严格把关，将员工塑造为“品牌增强剂”或“行走的广告牌”以增加自身竞争力。身体展演成为公司风格区隔以及个体寻找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如此，身体实践与物质世界形成了互构，并实现了经济与市场对社会关系的嵌入。

孙娟与璐璐对外貌的投入，利用了男性审美下的传统文化规范试图将她们的女性气质打造为一种具有价值的资本，因此其行为具有策略性。在传统认知中，社会构建的性别规范通常是，女性身体是比男性身体更有价值的一种资本。然而继续将女性的身体作为资本，可能会延续性别不平等，并背离女性渴望自我发展的初心。首先，这一行为强化了身体和女性主体性之间的文化关系，延续了男性/头脑和女性/身体的二元认知，可能会进一步将女性排除在男性占主导的更有权威、地位更高、报酬更高的领域外，并加固其性别化展示的地位。例如，国内外研究发现，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当前，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的范围正在扩大，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医美并没有触及资本的底层逻辑，反而成为资本的控制工具，进一步巩固、加强了美丽的霸权地位。

五、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身体“完善”

与自我管理 

随着身体成为现代社会中自我建构的重要来源，“完美”——一种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高度的自我调节形式，也在不断拉高社会对于身体的要求。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文化下竞争性个人主义精神的渗透，“完美”正在成为当代女性气质的共同标准。即便是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实践也嵌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共同书写。囿于严苛的美丽理想，个体需要自律地进行自我管理，对个体资本进行精细计算，并保有对可能损失的恐惧。尽管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身体实践不像在婚恋与职场领域中那样具有目的性，但由于其影响长久而深刻，成为揭露“医美热”何以持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

数字时代下视觉文化的流行，使得身体“美”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占据主导地位。身体的“完美”已经成为生活的某种理想道德，个体借此来判断自己的好坏与成败。但美的理想愈发遥不可及——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真的变成个大怪物，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

作为社会感知的源泉，身体同自我意识相勾连，发展出特定的具身性认同，这是医美发挥作用的关键。由于“自我”“社会”和“符号秩序”都是通过身体的工作而构成的，因此一个受到良好评价的身体就展现出它的价值。然而，当前过分强调身体与自我意识相勾连的流行文化，并没有使得自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反而增加了来自身体方面的束缚。就何丹而言，身体的改变成为个体渴望寻求新生活时不可绕开的仪式性存在。

（二）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以及经济独立能力的上升，使其医美动机有所改变。女性的身体实践也被认为是个体自由的、个性化的政治表达，展现了现代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掌控力。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多岁还没结婚时，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我过得真的很好。” 

晓岚的医美实践契合了第三次女性主义对医美的乐观判断，即在“悦己”消费的热浪中，女性开始关注如何用身体来表达自我，不管这一过程是否受限于消费主义。女性以身体为象征进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女性试图从男性的控制中索回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要求。与此同时，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彰显个体品味，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但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个体的消费目的并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呈现自我生活、构建社会关系与完善社会认同，女性的身体消费是内化于消费社会文化之中的，并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得以验证。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六、总结与讨论：“医美热”何以持续？ 

基于北京市某中高档的医疗美容机构的田野研究，本文剖析了不同医美者的身体实践。本文认为，后工业社会的身体已经走向前台，并在新自由主义文化的鼓吹下同竞争性个人主义精神内核相结合，引发了个体“主体性”的医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转型的诸多系统性问题被淡化为个体应当自行适应外界环境，而美貌在不同领域中借由歧视性规范所积累的优势在市场化的背景中得到默许，医美成为个体彰显个人价值、谋求自我发展、争取向上流动的自我管理策略。但医美并没有实质性地触及前述歧视性规则，反而深深利用、加强及巩固了这些规则，并不断做出“自由”“赋权”等虚假承诺。在这一循环下，身体实现了同社会歧视性规则的互构，使得“医美热”得以不断持续。

关注社会歧视性规则，而非停留于关注微观层面个体的动机，这一转向旨在回应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彼此辩论与反思，即新自由主义文化下个体对于竞争失败的恐惧是如何以性别特有的方式运作的，以及这些方式如何削弱女性自身力量并且影响至更多社会不平等的领域。诚如前文所述，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而新自由主义对于两性的影响并不均衡。美貌通常是对女性更有价值的一种资本，或至少这一资本的可兑换性因性别而异，这使得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一方面，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医美的效用最终需要回归对身体价值认定的社会规范之中。也正是这种微观层面上个体医美实践的矛盾，使得本文希望可以将既有对个体的关注转移到更具讨论意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产业的逻辑中来，以便更深入地关注、识别当前社会中既存的同“美”相关的不公平规则。这些歧视性规则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性失灵，却在新自由主义的粉饰中成为职责个体化的一部分。而当这些不公平的规则被弱化为个体自行面对的情景时，群体的力量也将被削弱，个体依照其各自的资源进行策略性的应对，并自担后果。医美不仅未曾撼动过社会歧视性规范，反而以此为噱头，成为个人“自我优化”的重要方式。那些无法接触医美或不愿意承受身体改造代价的大多数人，要么无休止地忍受“美”所带来的个体境遇的差异，要么另起炉灶在其他领域开拓疆场。医美则以身体改造为代价，不断鼓吹竞争环境下个体利益管理的重要性，以延续当前的热度。

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觑。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形成了一种超级个人主义，宣扬个体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但也塑造了一种极端完美的、不现实的女性形象。作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最脆弱的缺陷，社会再生产责任没有得到妥善的阐释。这使得作为这一职责最主要的承担者，女性一方面需要为平衡公私方面的抱负而过度负载，另一方面也在竞争性文化的鼓吹下加剧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美貌被调动出来，作为塑造完美女性的材料。女性在不断追求所谓“更好的自己”， 需要不断保持警惕和自律，并担心一切折损美丽、伤害自身“价值”的事件。而在对“完美自我”的无限追逐过程中，自我满足与自我贬低常居两侧，唯一实现的是将父权规范视为理性的“性别的再传统化”。这不仅无益于推动真正的性别平等进程，还会在女性内部建立起新的基于美的等级制度，并最终形成一小部分“明智”的、自我投资以增强自身“价值”的女性群体，以及更多的可用于比较、牺牲与剥夺权力的女性群体。由此，个体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终将成为自身的对立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本文是基于北京市某中高档医疗美容机构进行的田野调查，受访对象均有较长的医美诊疗史，因此可能无法全面涵盖普通、短期医美消费者的情况。但在田野中也会发现，长期医美消费者的医美动机一定程度上是短期医美消费者医美动机的综合与放大，同时，短期医美消费者也存在受社会情绪扰动与市场话语激化而进行医美的情况。其次，由于本文旨在深挖医美实践所依附的社会歧视性规则及二者的互动，微观层面个体的差异性无法涵盖至论述中。例如，在实证中发现，不同阶层的医美诉求存在较大差异。相较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更了解如何最大化“美”的社会效益，对于医美的诊疗方案要求更加个性化。本文没有就此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有必要指出这种差异。当前“美”的定义中的阶层化正是身体资本在不断进行“区隔”的体现，有可能进一步加大阶层差异，并巩固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秩序。这些可能面向有待后续的研究与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