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殇：流亡的国际难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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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上难民的语言、肤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难民与当代的难民，在流离失所的方式上并无多少不同。

2015 年9 月2 日，在土耳其的海滩上，人们发现了一个小男孩的尸体。这名叙利亚籍的三岁男孩名叫Aylan Kurdi，在跟随父母一同从土耳其偷渡至希腊的途中，因翻船而不幸溺亡。这艘船承载的23 名难民中只有九人幸存，而Aylan Kurdi 的全家四口只有父亲一人活了下来。通过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传播，在地中海所发生的这一幕人间惨剧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因战争、灾难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关注。民族、宗教、内战、资源等因素不断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再加上此起彼伏的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使得难民问题更加突出。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当前全球有超过 6000 万人因为受迫害、战乱和灾害而流离失所，创历史新高。

叙利亚小男孩Aylan Kurdi之死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不乏流离失所、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身影。1951 年，在《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联合国将难民定义为：因为恐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等而受到迫害而离开自己的国家，并因这种恐惧而不能或者不愿意接受本国保护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因为战乱而成为难民输出国的叙利亚，在如何对待难民问题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比较慷慨宽容的国家。19 世纪，沙皇俄国征服高加索，大批穆斯林被驱逐，叙利亚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蛊惑，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以此为借口，对国内的亚美尼亚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又是叙利亚收容了约20 万亚美尼亚难民。1948 年，还是叙利亚收容了因以色列建国而逃离的10 万巴勒斯坦人。叙利亚在历史上的这种慷慨宽容的形象，与欧洲某些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却不肯收容难民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欧洲国家倾尽全力保护其边界，以防止叙利亚“难民”的“入侵”。下面，我们就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思考历史上的难民危机。

对历史上国际难民危机的简要回顾

人们如今在报纸和屏幕上所看到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不幸难民形象，在历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他们满面尘灰，衣衫褴褛，男人们愁眉不展，女人和儿童表情绝望，了无生机，他们只是随身携带着几件行李，利用任何可用的运输工具开始长途跋涉。难民们一路上面临着疲惫、饥饿、驱赶、袭击和疾病等种种威胁，短衣少食，缺医少药；即使他们能有幸进入难民营，暂时安顿下来，也只能从少数志愿者那里收到一些毯子或食物，得到一点可怜的生活与安全保障，却在他们到达的地方引起更大的恐惧和敌意……

尽管历史上难民的语言、肤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难民与当代的难民，在流离失所的方式上并无多少不同。

历史上最著名的早期难民大概就是犹太人，早在公元前1800 年左右，为反抗埃及人的压迫，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时，他们就已成了难民。中世纪以后，严苛的宗教政策、民族战争等原因，也曾造成了大量的难民。1685 年，法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先前允许新教徒获得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迫害胡格诺派新教徒。《枫丹白露敕令》颁布之后，许多新教教堂被摧毁，造成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派教徒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胡格诺派教徒都逃往国外。据当时的历史学家估计，在接下来的20 年内，大约有20 万新教徒被迫逃离家园。这些新教徒基本都逃往英格兰、荷兰以及普鲁士、瑞士、北欧和俄国等国家和地区。那些逃往国外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商业技能来谋生。

驱逐新教家庭的漫画

在17—19 世纪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进行的俄土战争期间，有500 万至700 万穆斯林逃至土耳其，形成了一股持续的难民潮。1828 年至1829 年，大约3 万保加利亚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1877 年至1878 年掀起了第二波移民潮，有75 万人加入移民大军，其中有1/4 的人死在了路上。战争的后果是导致了保加利亚1/3 的人口背井离乡，这直接影响了保加利亚的种族和宗教构成。188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因涉嫌被捕者中有一名犹太妇女，于是俄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反犹风暴，波及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许多东欧国家，大量犹太人遭到袭击、驱赶，甚至残杀，造成大约有200 万的犹太人不远万里逃往英国、美国等地。

显然，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难民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还应该说是20 世纪以后的事情。

现代国际难民危机概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现代难民问题的开端，尽管“一战”之前的战争也造成过大批的难民，但无论是从难民的数量上还是从难民产生的范围上，都无法与“一战”相比。“一战”后，大批多民族国家解体，如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并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如奥地利、立陶宛、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新建立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建立稳定秩序，进而树立“他者”，对其他民族进行打击迫害。再加上科技、经济的发展，使得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出现质的转变。据估计，大约有200 万波兰人以及100 万德意志人被迫从俄国、奥匈帝国逃往波兰和德国。在德国入侵比利时期间，造成了大约 100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近1/4 逃到了英国，而英国政府也友好地接纳了他们。

1915 年，在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以及西方国家的默许后，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驱赶和屠杀，这也被认为20 世纪第一次“民族大清洗”，大约200 万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或流离失所。除了战争难民以外，政治难民也是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保障国内秩序，实行了驱逐反苏共分子的政策，导致俄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政治难民。

1915 年死于“民族大清洗”的亚美尼亚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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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难民问题持续时间较短，很多难民在战后陆续返回了家园。尽管有的难民可以很顺利地融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但绝大多数难民在战争结束后还是选择返回家园。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难民问题就严重多了。就“二战”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把那些被驱逐者、撤离逃难者、集中营里的囚犯以及战俘也算作难民的话，那么有数据表明，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数年，有多达6000 万的欧洲人被迫背井离乡，成为难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进行种族灭绝计划，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极致，大约600 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犹太民族不得不逃离原住地，流落到世界各地。又如在中东欧，1939 年至1948 年，就有大约4600 万人因逃离、疏散、强迫安置或驱逐出境等方式而流离失所。又如在德国，到战争结束时，超过2500 万人（含盟军、苏军俘虏后被转为强制劳动力的那些德军战俘）滞留在异国他乡。大批难民难以在他国找到避难和栖身之所，又无法返回本国，使难民问题成为“二战”后世界各国的难题，尤其是在欧洲。

1992 年至1995 年的波斯尼亚战争，造成了20 万人死亡，迫使270 多万人逃离家园，成为“二战”以来造成欧洲无家可归人数最多的事件。其中，波斯尼亚的流亡人数占据了其总人口的1/2。数以万计的难民逃往欧洲其他国家，庆幸的是大部分难民得到了美国和德国的庇护。另外，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因1991—2000 年的南斯拉夫战争而流离失所，据估计大约有70 万名塞尔维亚人申请国外庇护。尽管战后整个巴尔干地区有250 多万人已经返回，但仍有62 万名难民和国内无家可归的人在等待联合国的帮助。还有南美洲爆发的哥伦比亚冲突，也产生了约400 万国内流民。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尤其是利比亚，出现了70 多万难民，而利比亚难民加剧了此次难民危机的严重性。2011年叙利亚冲突爆发后，叙利亚难民逃亡首选的目的地是邻国土耳其和黎巴嫩，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就近从邻国返回自己的家园。许多叙利亚难民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资助，可以在难民营中躲避战火，或者一旦在联合国登记为难民，就可以享受所在国微薄的生活津贴。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专员办事处）统计：叙利亚冲突爆发后，产生了410 多万的叙利亚难民，其中200 多万居住在土耳其，100 多万居住在只有450 万人口的黎巴嫩。自叙利亚内战以来，近800 万难民被迫逃往他国，其中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经陆路和海路，以希腊为跳板，逃至欧洲，而去往德国的数量最多，使得欧洲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潮流。

越过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难民

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后，西亚以及北非地区部分阿拉伯国家政权遭到破坏，社会持续动荡，使得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激进武装力量“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势力趁机坐大。2014 年6 月，该组织开始在叙利亚、伊拉克进行大规模战争。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中东民族国家边界，企图在中东建立一个统一的酋长国。随着恐怖势力的扩张，难民人数不断增加。黎巴嫩、土耳其等邻国的难民承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很多人便试图辗转逃往欧洲。保加利亚是难民前往欧洲的捷径：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坐汽车，仅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欧洲的保加利亚。但叙利亚难民一般不愿意留在这个贫穷的欧盟成员国，而是常常借道保加利亚到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安定、社会福利更加优越的其他欧盟国家去。为了防止难民由土耳其一侧蜂拥入境，保加利亚政府在边境建立了一道铁丝网。这道铁丝网加大了难民从陆上逃往欧洲的难度，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选择海路逃亡。从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到希腊的莱斯沃斯岛、科斯和罗德斯岛的途中，许多难民溺亡在地中海。这正是本文伊始所看到那幕惨剧的根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