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学者：为何说“南亚”作为地区已无现实意义？印应看向…

 编者按 

本文作者认为，“南亚”作为一个地区已经失去其现实意义，他主张印度应该在更广范围、更宽视野内构建其周边环境，而不再执着于在南亚地区的支配地位。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及南亚学界政界普遍认为南亚或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集团。然而，作者认为，当前南亚寻求区域一体化“不现实”——在区域力量失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和知识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已走向终结。作者指出，南亚区域一体化问题面临五方面障碍：一是区域力量失衡。二是南亚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阻扰区域一体化进程，甚至破坏当前有限的地区凝聚力。三是南亚域内贸易并不活跃。四是南亚各国人民加强联系的要求并不强烈。五是许多南亚国家利用中国平衡印度的主导地位。对印而言，投入大量资源争取南亚主导地位并无价值，而更明智的选择是将南亚视为其更大范围内的“周边环境”的一部分，在与中国进行一定的合作同时，也鼓励南亚中小国家更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更多借助域外力量塑造其周边环境。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2019年2月，印度准军事部队士兵在印度兰比尔·辛格·普拉（Ranbir Singh Pura）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境巡逻 图源：路透社

几十年来，西方政界、学界一惯将印度次大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地区的一部分:南亚。该地区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由八个国家组成: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该地区有多元的民族，使用数百种不同的语言，遵循众多不同的宗教传统，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包括英国殖民主义的经历，以及共同的文化联系，包括对板球运动和宝莱坞电影的热爱，种族关系，以及音乐和烹饪习惯。在20世纪后期，南亚领导人寻求深化区域内联系，其更大的目标是实现一体化，与邻近的东南亚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简称“东盟”)或欧洲在欧盟(European Union)的框架下所追求的一体化一致。他们认为，南亚也或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集团。

但那不会成为现实。在过去的40年里，南亚未能建立起任何形式的安全、经济或政策凝聚力。尤其是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怀疑与敌意，使得一体化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更糟糕的是，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属于南亚”的概念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吸引力。南亚人不再相互寻求联系与团结，而是将目光投向远方，如中东、东南亚或西方。除了那些数千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南亚人，很少南亚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南亚人”。如今，“南亚”一词不再代表一致的地区身份，而只是一种普通的地理划分，主要由该地区以外的人使用。统一南亚的梦想已然破灭，这对南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该地区的学界、政界尚未完全理解此点。

一、名字有何意义？

“南亚”概念的起源并不在次大陆。1947年印度独立后，西方学界、政界才开始使用“南亚”一词。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联盟关系较之于其与表面上保持非结盟立场的印度更为亲近，而“南亚”一词恰好使美国在提及该区域时回避印度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大学也纷纷效仿，学者们使用“南亚”作为中性词来描述印度及其邻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上流阶层也开始使用“南亚”一词，但很少有人认同自己是“南亚人”。

20世纪70年代末，孟加拉国的齐亚·拉赫曼将军（Ziaur Rahman）在1975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开始提出建立地区组织的想法。尽管地区小国迅速积极响应，但印度和巴基斯坦最初持怀疑态度，然而最后仍决定考虑孟加拉国的提案。1985年，该提案正式实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the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以下简称“南盟”)成立，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南盟旨在为成员国创造“更好的理解氛围”并促进合作。

约30年来，尽管程度各不相同，南盟在该地区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一方面，印度领导人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对南盟的态度更加积极，尤其是总理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Inder Kumar Gujral，1997-1998)、阿特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1998-2004)和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2004-2010)。他们持续推进这一组织发展，尽管许多印度人警告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竞争和争端将严重限制南盟的运作能力，更不用说其区域一体化能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领导人长期以来顾虑南盟或将成为印度施加影响的工具，但巴还是参加了与该组织有关的峰会和其他平台。该地区的中小国家，如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大力支持南盟。他们坚信，加入这样一个多边平台使他们拥有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但在经历最初的活跃期后，南盟已走向衰落，岌岌可危。迄今为止，南盟已举办18场峰会，其中6次是在该组织成立后的前6年举办。2005年至2014年间，该组织只举行了6次峰会，过去10年中甚至一次都未举行过。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鼎盛时期，成员国建立并探索了多个宏大项目，包括南亚自由贸易区（South Asia Free Trade Area ,2004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区域市场（common regional market）和共同经济与货币联盟（commo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宏伟的抱负已被抛弃。自2014年以来，巴基斯坦阻扰有关机动车辆协议的签署，实施自由贸易区方面取得的部分进展裹足不前。其它更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形式仍是空想。

南盟成员国于2010年在新德里创办的南亚大学，如今已沦为设想的泡影。签证限制与资金短缺阻碍其发展，该机构也未像创始人设想的一样，通过高等教育促进区域身份认同感。南亚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如南亚自由媒体协会和南亚人权协会，the South Asia Free Media Association and South Asians for Human Rights）或智库（如战略研究中心，the Regional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等途径，试图在该地区推动区域主义，然而收效甚微。南盟与这些组织表达了南亚精英阶层希望加强南亚各国间联系的愿望，但其未能使该地区产生有意义的一体化。

二、缺少核心

南亚的部分问题在于其不平衡性。印度是该地区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主导地位对区域结构的发展产生矛盾的影响。南亚的核心由印度及与其接壤但彼此不接壤的六个国家组成。(阿富汗除外，其与巴基斯坦接壤，但不与印度接壤。) 就此意义而言，南亚主要是印度及其邻国之间互动的总和。

印度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新德里并不总是看到构建区域性结构的价值，因为这些结构无法增加印度在该地区已经享有的主导地位。尽管多位印度总理认识到南盟的潜在益处，但印度的行政官僚体系和战略规划部门始终未能被其价值所说服。他们一直担心建立区域结构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印度在自家后院的主导地位。由于南盟运作基于共识，印度在次大陆事务上的投票权将与不丹和马尔代夫等该地区最小国家的投票权一样多。因此，就印度决策者而言，支持建立恐削弱印在该地区影响力的结构毫无意义。这种观点在印度战略家和外交政策分析师中得到了必然体现，他们认为南亚固有的冲突将使其严重承压，并目光投向了区域外。

南亚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这不仅削弱进一步区域一体化的可能性，甚至或将破坏当前有限的区域凝聚力。在近几十年里，中国在印度邻国中建立其影响。例如，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向其提供了修建公路、机场和港口的贷款。在孟加拉国，中国通过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来扩大影响力。中国在孟不仅与印度竞争，也与美国竞争。2021年，美国对孟加拉国的一支精锐准军事部队实施了制裁，指控其侵犯人权及实施非法处决。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23年斥责该政策并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孟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总而言之，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标志着其在建国之初将该地区留给印度的决定发生了明显变化。

南亚域内贸易并不活跃：仅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5%。相比之下，东盟成员国间的区域内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25%。此外，中国与南亚快速增长的贸易使印度与邻国的贸易黯然失色。

近几十年中，中国已在印度的邻国中建立了影响。南亚各国人民加强联系的要求并不强烈。事实上，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并不一定产生牢固的联系，而经济发展也不会必然加强联系。印度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南亚并无兴趣，也不认为自己与邻国人民有太多共同之处。在这个拥有约 4.3 亿人口的有雄心阶层（其中许多人与西方、中东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散居社区有联系）看来，印度应有比邻国更大的抱负。

该地区的文化交流正在减弱。2019年，巴基斯坦禁止在当地电视和FM广播频道上播放印度有关内容。在该情况下，土耳其的电视节目逐渐填补此空白。在印度，宝莱坞影业几乎没有巴基斯坦艺人，巴基斯坦板球队员也不再参加印度最赚钱的印度超级板球联赛。

南亚各国民众前往区域内其他国家工作学习的频率降低。自1990年以来，区域内移民持续下降。例如，尼泊尔工人长期以来热衷于赴印度务工，但现在则前往海湾国家和马来西亚，通常仅将印度作为中转站。该地区的人们前往可获得较在南亚更高工资的地方，如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东、西欧和北美。

除了印度，很少南亚人前往区域内其他国家学习。印度的外国学生半数仍由南亚学生组成，但该数字在过去十年中已然停滞。2020年，布鲁金斯印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赴印留学的南亚学生的年增长率从2011-12学年的30%降至2018-19学年的仅9%。相比之下，赴华留学的南亚学生人数剧增。报告指出，2011年至2016年，来自印度邻国的在华留学人数增加了176%。例如，2016年，在中国学习的孟加拉国人数是印度的三倍。

南亚人面临着明显的区域内的旅游障碍：严格的边界控制。只有对游客友好的马尔代夫为所有南盟成员国提供落地签证。不丹和尼泊尔与印度有免签旅行协议。然而，在这些特定协议之外，区域内的跨境流动面临重重障碍。考虑到印度作为连接该地区多数国家的地理纽带，新德里关于开放或限制边界的决策对南亚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具有决定性影响。南亚区域内在贸易、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度下降，而这一空缺正被中国所填补，这体现在中国与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在这些领域连通性的显著增长。印度对南亚的忽视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提供了机遇。这种情势并非零和竞争；对中国而言，几乎是一种不战而胜的局面。对于印度来说，重新确立其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可能为时已晚。

三、未绑定的区域

由于许多南亚国家决定利用中国平衡印度的主导地位，该地区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以印度为中心。但矛盾的是，随着中小国家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逐渐远离印度，印失去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的重要性下降。换言之，曾经希望从更大的区域一体化中受益的南亚中小国家使区域一体化更不可能。通过利用中国平衡印度，它们破坏了南亚的连贯性和潜在的团结。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和知识范畴的终结意味着，其影响超出了那些或需重新构思其议程的大学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尽管印度在域内占主导地位，印度思想家已认识到，纠缠于南亚地区限制了该国的雄心壮志。在过去十年中，印度已将战略重点从巴基斯坦转向中国，从大陆转向海洋。通过与更远的国家，如瑞士，签署并磋商多项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印度开启了更广阔的经济之旅。印度致力于拓展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范围。在现代印度的战略构想中，南亚至多被视为一个次要的舞台，而在最不利的情境下，则被视为对印度雄心的一种制约。

印度在考虑其资源配置时，对于在一个地缘政治上相对弱势且受限的空间内，重新确立其独占性的主导地位或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其战略价值并不显著。尽管印度对于中国不断扩张的影响力所持的关切在战略上是合理的，但是试图急切地恢复对南亚的影响力或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印度面临的另一个策略选择是与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合作，这亦符合印度多数邻国的意愿，然而，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试图将印度边缘化，降低其在南亚地区的地位至次要大国。事实上，印度已经在与邻国之间划定和执行界限方面遭遇挑战，例如，近年来中国侦察船只在斯里兰卡的停靠事件便是明证。

印度的战略思想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过度牵涉于南亚事务可能会限制印度的国家抱负。因此，对新德里而言，一个更为睿智的策略是拓宽视野，将南亚视作其周边环境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种视角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印度应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活动放任自流。相反，印度应积极倡导域外国家和组织在南亚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例如，印度可以邀请与本国关系良好且经济富裕的海湾国家参与南亚地区的合作项目，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或在灾难发生时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印度可以在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安全合作机制。印度可以探索四方机制与南亚较小岛国如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以及内陆国家如不丹和尼泊尔之间的合作可能性。印度还可以主动与日本、美国、欧盟等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具有相似理念的国家联手，通过提出与中国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叙事，并提供透明的替代发展模式，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通过这些举措，印度不仅能够扩展其对自身地缘政治后院的认识，还能够有效地抑制中国在南亚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企图。这种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印度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实现更加均衡和多元的地缘政治布局。

“南亚的终结”是该地区的一个历史性关键标志，为印度及其伙伴创造了地缘政治机遇。就印度而言，最终放弃南亚地区并不再担忧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将使其能在南亚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地缘政治关系。这不意味着印度应停止与邻国交往，而是应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它们，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恰好共同位于次大陆上。

美国及其盟友也应当如此。尽管他们认为南亚中小国家与其更广泛利益无关或次要，但他们应当明白，孟加拉国及斯里兰卡等国深陷广泛的地缘政治竞争中。鼓励南亚中小国家参与到更大的联盟与机制中，例如“四方安全对话”，将有助于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同时给予这些国家除了中国提供的政治及经济支持之外的其他选择。南亚地区的连贯性可能不高，但在未来几年内，该区域将在亚洲力量平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简介：哈皮蒙·雅各布，尼赫鲁大学外交与裁军副教授、印度智库“战略与防务研究理事会”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