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举 | 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强国愿景的效用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理论与实践，亦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的新质态、新类型，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共同发力，在文化生产、消费、交换等领域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根基和精神引擎。鉴于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共同举办“加快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学术研讨会，围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理念、内涵特征、发展生态等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期冀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助力。本期择取此次会议成果刊发如下。

李凤亮教授指出，催生文化新质生产力不仅涉及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和未来文化产业、提升改造传统文化生产力，还包括发展所必需的政策理念、社会场景、消费环境的整体调整，即发展生态的持续优化。优化文化发展生态，具体包含生产要素变革、生产方式变化、生产关系优化三个重要维度。周建新教授通过对生产力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认为文化新质生产力不仅反映了对生产力认识的深化，也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结构的变迁和优化。所谓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体现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创新生产力，其核心在于文化的创新性。花建研究员指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色和实践路径体现为在先进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中形成、在数字化新体系的基础上培育、在全空间和多象限的开发中拓展以及对生态文明与社会责任的鼎力承担等四个维度。魏鹏举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对文化强国建设有准确的认知和把握。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既是新时代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巧妙支点。祁述裕教授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科技与文化双轮驱动的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关注科技因素，还应该重视文化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观念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土壤，文化需求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形成的新业态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高品质生活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目标。臧志彭教授从文化生产力迭代演进史的视角出发，认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面驱动文化领域的劳动者群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发生质的升维与跃迁，文化领域应主动融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加速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陈能军研究员从嵌入维度、效率维度和公平维度分析了新型文化生产要素加速形成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指出因地制宜是新型文化生产要素融合创新的关键策略。

​——主持人　高　原

新质生产力对文化强国愿景的效用

魏鹏举｜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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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鹏举

在国家战略层面，文化领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切实提升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和效率，以更快、更好地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对文化强国建设有准确的认知和把握。文化强国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强盛繁荣，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文化软实力与科技、经济等硬实力的有机融合，“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科技、经济以及军事等硬实力上，更在于拥有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历久弥坚的精神风貌。文化的强大是更为内在、更为持久、更具魅力的强国特质。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既是新时代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巧妙支点。

筑牢基础，以新质生产力保障文化传承发展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国家强大的精神底蕴，我们要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保障文化传承发展上的先进效能。人类社会显著有别于其他的生物生态，其稳定和强大特别需要文化认同的凝聚与创新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显著的连续性、统一性，形成超稳定的发展效应，正是基于中华文明显著的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内在文化价值与涵养特性。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道统说”，放在今天，就内蕴着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传承发展，这是维系庞大人类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聚合力与共创力。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基础就是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不断增强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格局中，新质生产力理应是一种具有美好生活品质内涵、以人民为本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文化强国建设上首先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是文化传承发展方面，这一点已经体现在国家的文化数字化战略部署上。当前需要着力之处是让新技术在生产力领域发挥作用，持续提升文化保护传承的实力水平。同时，文化数字化成果能够起到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用。

目前，中国已经很好地发挥了数字技术优势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优势，国内文化文物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但还存在需要大力补足的短板，即海外流散的中国文物亟待开展系统性的数字化整合回归。散落全球的中国文物数量巨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被收藏于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而海外民间分散收藏的中国文物可能是大型博物馆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这些巨大数量的海外流散文物，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饱受磨难的见证。积极整理并合理追索全球流散的中国文物，是当前需要着力推进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复兴工程，新质生产力就此大有可为。据中国文物学会估算，自1840年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散到欧美、东亚、东南亚各国，其中100万余件属于一、二级文物。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法律追索、商业回购、捐赠、谈判协商等多种途径，成功实现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海外流散中国文物的回归。但粗略估算，回归文物仅占海外流散中国文物总数量的1.5%左右。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文物数字化回归工作，但其成果在海外流散重要文物总量中占比仍不足5%。因此，亟待发挥新质生产力作用，创新社会化、市场化机制，为文物数字化回归提速增效。

中国高速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上展现出突出的竞争力，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中国的数字游戏、新媒体、国际电商等企业已具备良好的条件、能力与意愿，开展海外流散中国文物的数字化整合与回归工作。这需要中国政府机构的引导、鼓励和支持，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市场化、可持续的实施机制。可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包括海内外相关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参与的中国海外文物数字化回归联盟，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建共享。鼓励游戏及文化科技企业发挥技术、人才及市场优势，系统性承担海外流散文物数据采集与数据库建设的任务。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授权和保障社会资本市场化开发其所整合的海外文物文化数据资源，合法、合理地应用于游戏、短视频等文化产品或服务中。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或优先政策扶持，既促进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挥，又有效利用市场机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可持续的产业化造血机制建构国家文化数据库。

着眼发展，积极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

文化创新是国家强大的内生动力，我们应积极培育发展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草木的茁壮成长，不仅需要根深蒂固的基础，更需要枝繁叶茂、新陈代谢的旺盛活力。同样，一个国家的文化强大，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国民的精神家园欣欣向荣、不断革故鼎新。文化发展生机盎然、文化创新活力四溢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拥有深厚内生创新精神、综合实力显著的强国。文化强盛的国家，既要有能力和决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物质生活丰裕，满足基本均等的公共文化需求，还要能充分释放和激活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繁荣发展市场化、产业化的文化供给与消费，在开放环境下不断增强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以及竞争力。这是一种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更有综合效益的文化价值实现，也是更为积极的文化权益保障。

文化产业在近现代随着工业化发展而兴起，虽然受到一些文化精英主义的批判，但它也得到越来越普遍的承认，成为有效实现文化生产力发展和大众文化权益发展的现代文化创新发展模式。文化产业出现之初被称为“文化工业”，这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基于文化精英主义立场对它的一种贬称，即认为高深神圣的文化被工业化技术及其生产消费方式简单粗鄙地抹平消解。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效率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新消费不断增长，文化产业成为后工业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成为充分满足社会大众多样性、个性化文化需求的基础性供给机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科技创新对文化创新的支持方式与力度不断优化提升，文化产业成为人民共享共创文化成就的平台。在机械化技术所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时期，图书出版业的规模化发展，带动了此前被权贵精英垄断的文献资源逐渐大众化的文化解放大势。在电气电子技术驱动的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时期，电影、电视、唱片、广告等多媒体文化娱乐业态繁盛，流行文化在全球风起云涌，使得普罗大众有条件和能力像曾经的文化特权阶层一样获得并享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对文化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革命意义。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文化中心主义的格局。基于电子电气技术的多媒体文化产业，虽然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态更为多样丰富，但从文化伦理意义上看，这仍是一种由精英专家、文化权威掌控的文化生产传播形态。文化消费者是单向度的受众，尽管有一定的反馈机制，但他们也只是为文化生产供给中心提供有选择的参考。而互联网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改善广播技术中心制、单向度信息传播模式而发展起来的多中心互联制、交互信息流通与生成模式，虽然仍产生了一些受行政权力、资本势力等控制的中心化平台，但在整体趋势上，普通大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成为能够进行自主信息选择、自我内容创作与交流传播的用户主体。相对于此前的文化生产力作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改善文化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同时，更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它让广大民众在技术与生产力的多个维度上成为文化创造与表达的独立主体。

互联网带动的全民文化共享共创发展，对于中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互联网技术的早期创新发展不在中国，但在中国巨大活跃的内部市场、改革开放形成的激励环境以及统一高效的行政体系等共同作用下，互联网的生产力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迅猛、最广泛的发挥。网络经济渗透至生产销售和生活消费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数字科技、智能科技带动的新质生产力创造了关键条件和场景。如果说在数智时代中国已经迈入与美国匹敌竞逐的全球第一方阵，欧洲或日本等正被甩在后面并且差距可能继续拉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显著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数据资产、算力储备、人才资本和创新投入。在当前数智时代的大潮中，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任务是要充分把握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推进文化创新方面的生产力效能，让文化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产生乘数效应，同时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建构“以人为本”的基石和“智能向善”的路径。基于比较优势和生产力效应，中国应该着眼于更具应用潜力的小参数模型人工智能的开发，这将更智能、更高效地辅助最大多数富有创造精神的普通人成为新时代文化创新的主体。制造业时代的中国人口红利，在数智时代已升级为更具创造力潜能的新人才红利。正如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在全球的强大市场竞争力所反映出的，中国的算法、算力、人力等综合优势，正推动数智文化产业在全球竞速赛道上赶超领先。

放眼全球，建设充满人文魅力的强大国家

文化开放包容是国家强大持久的生命力，我们要通过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视野，让新质生产力融汇人文魅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自强。”建设文化强国尤其需要开放包容，足够的开放才能验证一个国家文化强大的信心与定力，才能让一个文化强大的国家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和魅力。此外，文化强国绝不是自我陶醉，而是自觉自信与尊重接纳的双向强化。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强大的共同体，一方面体现为持续稳定的本体文化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体现为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得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认可、尊重以及融合接纳，这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不断强化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对于现代国家的发展繁荣，相较于传统社会更为重要，软实力的竞争也更为激烈和关键。在基于国际法的全球秩序得到普遍认可之前，传统的国家竞争总体上遵循军事意义上的硬实力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国家硬实力消耗严重，人心思安，因此自愿接受并参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构成的基本国际秩序。在战后国际秩序框架下，国家间竞争与合作日趋经济化和文化化，同时，也伴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影响力，成为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指标。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本身就体现了坚持民族振兴、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当前，要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大国和平崛起，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积极培育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中华文化保护传承以及创新发展中积极作为，维护和推动开放、竞争、合作的世界大市场体系，增强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水平，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往往是由其文化经济的“巧实力”决定的。美国是利用全球开放市场建立起经济优势和文化霸权的典型代表。在国家策略上，美国政府明确地将经济、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作为相互关联并相互赋能的外交工具和在全球推行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在外交策略上，鉴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竞争格局，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相对于硬实力（hard power）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2009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国会听证会上使用“巧实力”（smart power）来描述其外交方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到好莱坞考察时直言，娱乐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美国价值观，帮助美国塑造全球文化形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是紧随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国，但对于全球的文化影响力尚不能与自身经济地位相匹配。积极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动能的文化产业，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水平与质量，是促使中华优秀文化有机融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格局、实现有效可持续国际传播的现实途径。工业技术帮助欧洲实现了图书出版业的规模化发展，也助力欧洲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电子电气技术推动美国创造了大众流行文化的繁荣，并帮助其占领全球文化市场，进而建立了文化霸权地位。数字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硬实力正在潜移默化地带动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拓展。一方面，在欧美这样传统文化霸权根深蒂固的区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甚至部分地触发了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比如美国政府对于TikTok采取的封禁政策；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内的友好合作地区，中国的数字文化应用、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等都广受欢迎。2018年中东地区短视频和直播应用前20名榜单中，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产品高达15个，该榜单上的产品在当地苹果应用商店和谷歌在线商店的总收入高达1.07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应用收入约1.02亿美元，占比高达95%。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表明，中国将积极推进数字化国际贸易，提升文化外贸数字化水平，支持以网络视频、文学作品、电竞游戏、数字音乐为代表的文化内容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支持数字内容业态提升获客能力。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构建全球文明共同体的新国际秩序格局中，中国需要积极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并愿意与中国人民携手一道实现和平、有序、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与赋能，以增强中国的经济、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建设一个充满人文魅力的强大国家，并全面系统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