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大众认识全红婵，董倩教教你好不好？

如何展现运动员风貌，是从巴黎奥运期间开始，就在社交平台上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这项工作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媒体从业人员去做。但从最近几次涉运动员的负面舆论传播上来看，我们中国媒体从业者中有许多人缺乏专业性。

我先来讲一个正面的例子，央视新闻的主持人、记者董倩，她在自己的节目中采访了全红婵和陈芋汐。这档节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很多平台都有，这个堪称“有效采访”的典范，有力地打破了许多对于我国职业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董倩在采访后，也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她直言道全红婵是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小孩子，能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最通透的人生道理。

之前在社交平台上对于全红婵的一个焦点是，某位记者试图教她英语，被全红婵拒绝。这变成了某些群体围攻全红婵的一个点。然而说到底语言只是个工具，在翻译软件已经相当先进的今天，仍然把这个当做某种凸显身份的“贵族符号”，彰显个人优越感，是一种社会意识极其落后的行为。如果运动员主动去学习一门语言，那么值得鼓励，但就算是不学，也不会有损其职业精神。

经常有人说运动员退役之后如何如何……这话该问顶尖运动员吗？你们是不是对现今的顶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和退役后的收入状况太缺乏想象力了？大不了请个翻译嘛，你怕人家付不起钱吗？

另一个刻板印象是，运动员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至少对于顶尖运动员来说，没有一个优秀的大脑，不建立起对运动的科学理解，根本不可能成为顶尖运动员。苏炳添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高学历运动员。他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以及该高校2017届国际经贸硕士研究生。

可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顶尖从业者，脑子都不可能差。而且许多我国的竞技体育的冠军选手，都拥有远超普通人的意志和决心。职业体育必须要争冠军，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了赢，日复一日地争强，那么有些运动员表露出的性格，就会显得有些桀骜不驯，甚至在外人看来有些咄咄逼人。这也很正常，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每时每刻都要克服训练的极限疲劳轰炸，以及比赛的巨大精神压力，我们不能要求运动员能够平和得像一只绵羊。

有些人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畏畏缩缩惯了，漫不经心碌碌无为，混成了一根老油条，这辈子从未拼命干好过一件事。他们就觉得运动员也该跟自己一样龟着，不该有棱角，不然就是性格有缺陷，是巨婴。我看到现在有媒体从业者在社交平台上，正在这样攻击潘展乐。其实这么想的人才是性格有缺陷，同时大概率也没经历过什么像样的竞争。

客观来说，由于互联网软硬件技术的发展，不管是正规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更容易报道大型体育赛事了。副作用就是出现了许多为了蹭流量而报道不专业的行为，尤其是在议程设置方面。在媒体从业者个人行为愈加自由化的当下，媒体纪律对从业者个人的约束，变得都不再那么严肃。

此前，某从业者私下里参加网络直播，评价全红婵向外国运动员展示金牌是“疯疯癫癫”，以及“你不跳水以后像一个白痴一样能行吗”。这些充满“爹味”，高高在上的傲慢评价，给网友的观感极差。而网友对于我国媒体从业者采访运动员不满的另一点是，不会问问题。许多从业者只会问运动员什么“你的偶像是谁”，“喜欢吃什么”，这与职业体育的关系很大吗？与运动本身相关的专业问题在哪？

这说到底是不专业，而且设置议程的能力非常差。这对于塑造我国运动员的舆论正面形象，极其不利。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保护好我们的顶尖运动员，还能指望谁来干这件事儿呢？

要知道，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舆论的环境中是遭到围剿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废物并不愿意相信，中国运动员可以不靠无脑上“科技”，不靠“九龙拉棺”，仅靠天赋和科学的训练，就在成绩上超越打药的白人运动员。就我个人经历来讲，美国职业体育的药物滥用是从下至上一刻未停的。我在美国上高中的时候，体育老师就不断跟我们强调，别用药，别用药，用了真死人，还给我们介绍了许多美国高中生削尖了脑袋搞体育，结果打药把自己打没了的案例。这种环境下培养出的运动员能健康吗？能干净吗？这种环境待久了，他就会觉得我都干了，你怎么可能没干？

我们无法要求媒体从业者们都有能力从生物科学上，揭露西方运动员都用了什么药物，这个过于要求跨学科能力了。但如果想要报道职业体育，那么最好拓展一下自己的知识面。要么你自己去好好练一些体育项目，打打民间的正规赛事，理解一下竞技体育是什么，多少缩短一点与职业运动员间的鸿沟。建立初步的共情能力后，你自然就能理解，什么是对运动员的有效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