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他，我的人生会怎样？

本来，我的命运应该是上山下乡当农民。

我少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出身的城市青年注定就是这么个命运。然后，如果运气好，在农村受几年“再教育”后获准回城，找关系“分配”个工作当工人，这就是那个时代城市青年正常且可以向往的命运。当然，我能出生在城市拥有城市户口、能出生在国营大厂双职工的家庭，已经属于那时中国前百分之二、三的最幸运的幸运儿了。那时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在农村，在人民公社里为吃上一口饱饭而苦苦挣扎。

虽然中国有很多农民，当农民并不是啥不光彩的事，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多少人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就当个农民呢？

但那个时代就这样。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姐和我。按那时的政策，每户只能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其他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必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就意味我和我姐必须有一个下乡。母亲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姐姐留城而我将来则要下乡。不仅仅是因为农村生活极艰苦，还因为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流传有下乡女知青为了获得返城资格被祸害的事——黑龙江云南等地已有多起公社或农场干部因奸污女知青被公开枪毙的案件。这更坚定了母亲关于女孩子不能下乡的信念。

那时读书学习不吃香，上大学靠推荐，那得有“关系”才成。好在姐姐天生就有文艺细胞，从小唱歌跳舞乐器无所不精，一上学就成了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母亲遂决定培养姐姐这方面的才能，争取长大了参军当文艺兵——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最向往最灿烂的前途了。

我们虽然是个封闭的内地城市，但姐姐要学音乐，盘点下来，竟然拥有极好的音乐教育资源——姐姐的声乐老师是某著名歌唱家的大弟子、东方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因本人和丈夫的历史出身问题及“海外关系”被赶出北京下放到我们市另一大厂的中学当音乐老师；姐姐的小提琴老师曾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教授——那个年代的副教授可不得了，当时我们这个重工业城市全市的大专院校里总共只有几个副教授而且没有教授——他在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厂劳动改造；舞蹈老师则是原中央芭蕾舞团的尖子演员，也因为犯了什么事儿下放到我们市某厂文艺宣传队惨淡度日。那个年代，知识精英们都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过活，有好学的孩子尊敬和求教、愿意向他们学习知识技能，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都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地教授，每星期都一对一上课，而且完全免费——那时普通人没有钱也不允许向私人付钱学什么，逢年过节母亲买些点心糖果做礼敬，人家就很高兴了，关键是尊重和信任，这是那个年代专业精英们最稀缺和渴望获得的东西。

有这样好的老师，加上姐姐又有天赋，她的声乐、舞蹈和小提琴演奏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三项都达到了专业水平。中学还没毕业，省、市和大厂文艺团体都向她发来邀请——那时候在“旗手”主持下，革命文艺如火如荼、样板戏风行于世，各地各行业各大单位都大办文工团以宣传革命思想，好的文艺人才极抢手，是个好饭碗，但姐姐从小的梦想是穿军装当文艺兵，于是婉拒了这些邀请。1976年，机会终于来了：部队来我们城市招文艺兵，姐姐经人推荐一考就被选中: 别人通常是只专长一项，要么唱得好、要么跳得好，而姐姐唱歌、舞蹈、小提琴都是专业级的，任何一项都能达到中央或部队大军区级艺术团体招录的水平，那还有啥说的，正是部队文工团最需要的人，招兵的同志考试完，简单问了问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情况——我们家出身没任何问题，爷爷奶奶是贫农、外祖父母是城市贫民，父亲母亲都是党员，他们的兄姊也就是我的伯父和姨母都是部队的老革命——当场就拍板决定招收，为了怕被别的文艺团体抢走，入伍手续还没办就忙不迭让姐姐先穿上军装去部队！

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方方面面发展都很落后原始、专业人才严重紧缺，那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被戴上右派反革命之类的帽子被赶到内地厂矿农村荒废专业干体力劳动，真是可惜，这是国家的不幸、这些专家的不幸。可另一方面，像我姐姐这样有心提升自己的“小城青年”却因而有了机会幸运接触到中国最顶尖专家并接受他们高水平的辅导，由此改变了人生。而现在的“小城青年”想接受这样级别专家的指导可就难了，不仅得背井离乡跑到北京上海，那上千元一小时的授课费也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

姐姐当了兵，我的命运注定就是下乡当农民了。其实我小时候也有文艺天赋，乐感和嗓子都很好，但父母实在没有力量培养我了。父母的规划是，中学毕业后先下乡，然后再找找关系想办法回城，回城后再想办法找门路进厂当个工人——那个时候，普通人生存所需要的几乎一切是操在各种各样机关和大小权力人物手中的，都是由别人“分配”和摆布的，你要获取点任何东西都要有“关系〞、生活做出任何改变都需要别人“点头”。这样的安排就是那个时代城市青年不错的出路了。我也听天由命做好了当农民的心理准备。

就在我已经认命踏实等着将来下乡当农民建设美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历史发生大转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小平复出；当年底，恢复高考；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普通人终于有可能依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而不是仰人鼻息靠“分配”靠巴结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大小官吏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了。

而我，正好天生就有适应新时代本领。我从上小学第一天起就是好学生。当时吃香的是“白卷英雄”、电影中正能量人物都以“我是个大老粗”自证清白和自豪，可我天生就是个学习的料，不费力就能门门考第一。现在想起来，我初中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都是名校毕业，对学科有深入研究说他们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绝不过分，我的语文老师则是个自学成才的诗人兼历史学家，知识极为渊博，他们的教学水平之精湛都是现在的中学老师根本没法比的，当大学教授也绰绰有余；我的英语老师是解放前旧上海美国教会英语电台的主持人，他的英语水平比普通美国人英国人还好，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上海外语学院调他去当了老师，还是在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的父亲帮忙办的调动——当时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后来他很快当了教授。他们都是或因家庭历史问题或因当了右派，沦落到内地的国营厂矿子弟学校当老师，现在的中小学根本不可能有这样高水平的老师。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几乎都是工人的孩子，可惜的是，他们绝大多数在学校都无心向学，一天到晚调皮捣蛋只对每周都有的学工学农劳动及大批判感兴趣；当时正大批“师道尊严”学张铁生和黄帅，他们不好好学老师自然不敢说他们，只能把心血全投入到教授少数几个像我这样“好学生”，所以也只有我这样占比不到5%的学生真正享受并受益于这样稀缺优异的教育资源。

我不仅学习好，而且天生有组织才能，能说能写能组织活动，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长、校红代会委员，后来是团支书、学生会主席。那时候，父亲一想到我的未来，私下时不时会叹气，说这孩子要是放在50年代妥妥的是优等生，上名牌大学甚至留学苏联都不会有问题，可惜赶上文革只能当农民了。

但父亲没想到，我赶上了好时代，真的考进名牌大学并且后来真的到苏联留学！我所在的省公认是高考最悲催的省，人口大省却没有任何一所重点大学。高考那年，我们省有上百万考生，可包括中专在内文理科只招收不到3万人。但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那时候我们省的高考要考两次，先是由省出题的预考，把大部分考生刷掉，剩下不到三分之一通过预考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全国高考，我高考成绩全市第一、在全省名列前茅。填报志愿是在公布分数前，我和父母正为填报志愿犹豫，南京大学招生老师找到我说，你报考我们学校，肯定录取，专业随你挑。于是，南京大学成了我的母校，我也开启了与初始预期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的命运本来是当农民，但小平和他开启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我真正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今天是伟人的诞辰日，很有感慨，写上这么几句。

话说回来，尽管赶上了改革开放和高考，但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没考上大学。他们大多数都是接了父母的班——80年代为解决年轻人就业困难曾出台过这样的政策——进国企当了工人，后来赶上企业改制，不少人下了岗，生活一度困顿，有人去做小生意，个别人还当了小老板，现在也陆续到了退休年龄。不管世人眼里混的如何好或不好，但所有人的生活肯定要比他们父母当年好太多，留在那个内地城市里的同学们，现在都拥有宽敞舒适住房，许多人还不止一套，出入有汽车，吃穿住行都不错。但内地城市经济不好、政府财政困难，许多人手里的钱紧也是事实。人比人气死人，各人境遇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时代变迁的看法，可能并不像我这么积极正面，这也不奇怪。

但是，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普通人的选择自由也更多了，这是肯定的。希望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也能继续生活在好时代，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