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有关港澳工作指示现在仍然适用

　　笔者昨日提到，廖承志曾经批评过香港的统战工作「一『左』二窄」，这是见诸于由开国元老之一的铁瑛的女儿铁竹伟撰写的《廖承志传》一书（她还撰写了《百年恩来》、《陈毅传》、《霜重色愈浓》、《红军浪漫曲》等作品）中有关港澳工作的部份，及《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的回忆内容。

　　犹记得，当时任《人民日报》驻澳门记者站站长曾坤所作的《行走澳门》一书出版时，时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的白志健为其作序，引述了廖公当年对在香港工作的内派人员所说的一段话：「你们到香港去，要社会化、群众化、职业化，不要关在门里。我甚么时间到香港去，如果我看到你们就是楼上楼下老不出门，我就把你们赶出去，要么就把你们都调回来！你成天关在屋子里干，何必到香港呢？在北京就行了嘛！到香港就要到外头去，就要开展工作交朋友，不接触外头，不广交朋友，如何宣传我们的主张呢？我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见你们一次念叨一次。」白志健指出，这段话至今音犹在耳，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每一个在澳门工作的内派人员，要想履行好自身的职责，要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唯一的出路是深下去再深下去，始终保持同澳门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澳门社会各界打成一片，其他无任何捷径可走。「身入」就是必须到现场，「心入」就是要倾注感情，「伸入」就要有感悟，以辩证的方法去体会，去感受，去衡量，去思索。

　　白志健所引述的廖公的这段话，出自于《廖承志传》的第十二章《魂系香港》。在《魂系香港》这一章，还记述了廖公对本来安排出任廖承志办公室主任，但后却改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的祁峰的谈话内容：去香港，第一，不要把国内的那套搬到香港去，不要国内搞什么运动，香港也模仿。我对开「搬家公司」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任务不一样。国内是社会主义社会，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内我们是宣传社会主义，而香港只能是宣传资本主义社会。你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界限。第二点，不要把驻外大使馆的一套搬至香港去，必须从香港的独特情况出发，要接触社会，要广交朋友。你们的革命立场是不变的，但工作方法要改变，和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复杂越有名堂。下次我去香港检查，如果发现你们每天呆在家里不出门，我就把你们全调回来，我说话是算数的噢！廖公还一再对祈峰说，到香港后，一定要与各界交朋友，要了解和熟悉香港人的心理和习惯，熟悉香港的地理环境，切忌把国内的一套搬到香港。

　　廖公对何贤的态度，就体现了「和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复杂越有名堂」的精神。据《廖承志传》描述，建国初期，何贤虽然为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当时一些中央的港澳工作人员却看不惯何贤与三教九流都能称兄道弟，都讲哥们义气，更看不惯他的生活方式，一人讨几房老婆，吃喝挥霍无度，认为这样的人太复杂，太腐朽，太落后，不能信任，更不应交往。但廖公却不以为然，他支持澳门的同志继续与何贤交朋友，话也说很坦然：「又不是发展共产党员！何贤若不复杂，若只是个老百姓，还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嘛。只要何先生愿意，请他来北京，我请周总理接见他！」

　　对于港澳地区的爱国新闻出版工作，《廖承志文集》收入了《努力搞好港澳地区的出版工作》、《香港出版工作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新时期港澳新闻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廖承志传》也有不少篇幅有所提及。在《魂系香港》一章中，廖承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说，「对香港的宣传上要坚持爱国主义，但不要照搬国内，搞社会主义宣传。否则就会树敌太多」。「中新社成立，就是要为搞好港澳宣传，要区别于新华社的宣传口径，我最憎恶的就是开『搬家公司』，把国内的一套照搬到香港去。」

　　为此，廖公特地组织干部总结研究《晶报》陈霞子的经验，「好好把老先生的经验总结一下，加以推广。把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更活更有声色嘛！」而陈霞子的做法，就是他在撰写评论时，明明是赞同共产党的政策，但话经过他的笔端落到报上，没有毛泽东的一句话，没有共产党怎么说的字眼。只有孔子怎么说，孙中山怎么说的，故而应该怎么做。这样的文章，不要说是港英当局，就是与大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台湾当局也觉得有理，也能接受。于是乎，在严禁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进入台湾的时代，《晶报》却能畅通无阻。周恩来总理常读《晶报》，总理办公室曾几次打电话给中央外办港澳组，夸奖陈霞子的言论写得真绝，真妙。廖公也曾夸赞陈霞子文章写得好，「我们不方便说的话，不大好说的话，他说了，而且说得非常好！他怎么对我们的政策了解这样深？怎么能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据说，有次陈霞子病了，请某人为《晶报》代写头版言论，于是报纸销量顿跌。陈霞子的办报经验，在港澳宣传会上推广过，确实大大提高了中共在港澳的报纸的趣味性、客观性和可读性，发行量大增。谁料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把这一套全盘否定，老人身心受到极大损伤……。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是《廖承志文集》，还是《廖承志传》，都没有收入或描写一九七八年间中国新闻社复办时，他对中新社负责人的一个谈话内容。当时笔者在所居城市业余兼职参加「市对台宣传报导小组」的工作，曾听到这个讲话的传达，深受影响，至今仍是笔者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座右铭，因而在撰写述评文章时，一是以客观分析为主，尽量避免「表态叫口号」，二是尽量使用普通读者都能容易听得进去及听得明白的语言，避免「讲耶稣」式的「党八股」。

　　因时间久远，当时笔者也未作纪录，廖公的这番谈话内容，已记忆得幷不全面、完整，但其主要精神相信是没有记错的。廖公说，中新社复办后，不要照搬新华社的「新华体」。因为中新社的任务，是向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发稿。经过「文化大革命」，海外华人、华侨对我们的祖国有很多误解。中新社宜采用软性笔调，通过报导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及建设新貌，来进行宣传教育。而至于有关党政工作的宣传报导，则由新华社去承担。廖公还指出，陈霞子在《晶报》所撰社论的笔法就很好。无须太红，也无须照搬照抄《人民日报》，只须摆事实讲道理，在当地易于为读者所接受，更能发挥影响作用。中新社的评论笔调，宜多学习陈霞子。廖公更进而指出，中新社的文稿如能做到这一点，相信香港及海外以「中华民国」为纪元的报纸，就能乐意于多采用。而《东方日报》、《星岛日报》由于可以进入台湾，故其刊登中新社一篇文章，其所起的作用就比《文汇报》刊登一百篇要好得多。

　　澳门回归后不久，中新社香港分社社长章新新及香港中通社社长田宝林等人来澳，与澳门报界座谈时，笔者忆述了廖公的这段谈话内容，他们都证实确有其事。而韩正在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长时，对港澳宣传工作有一个指示，大意是必须采用港澳居民喜闻乐见及看得懂的语言。看来，这是回归廖承志提倡的务实文风，值得庆幸。

　　廖公的思维作风，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建交时，蒋介石幷未按惯例宣布与法国「断交」，客观上形成「两个中国」。周恩来总理指示廖公设法解决，廖公透过黄文放找到当时「亲国民党」《星岛日报》的总编辑周鼎，发表了社论批评蒋介石此举，台湾当局当即宣布与法国「断交」，解决了戴高乐在决定与中国建交时，因不欲「伤害老朋友」而不愿主动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因而在「建交公报」上幷未写上「一个中国」原则的棘手问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香港和澳门也已经回归祖国，时空背景与廖公当时完全不同。但廖公上述谈话及做法的精髓，仍然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