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革命打造新欧洲：因为交通而发达（下）

    如果说欧洲的近世大致始于公元十三四世纪，而东亚——相对于西洋，亦可说是东洋——的近世则可以确信始于十世纪中后期的宋代，那么，东洋在一段时期内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就不容置疑。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东洋和西洋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此类现象，究竟是单纯的平行，还是有着内在的关联。

    在以往的史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将东洋和西洋视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完全孤立的世界。在近来的历史研究中，虽然逐渐认识到两个世界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但仍未完全认识到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既然已经提到东洋的文艺复兴要比西洋早三个世纪，我们不妨先假设，东洋世界的文艺复兴对西洋世界产生过某种启发和影响。

    东西在地理上远隔万里，然自古以来商贸往来不绝，而在蒙古大帝国横空出世之后，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使得东洋和西洋之间的联系达到了空前的紧密。介于东西之间不仅有草原荒漠，还有有如关卡隔断般的伊斯兰势力，在蒙古时期此势力则趋于崩溃，东西之间的交通障碍得以清除，东西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畅通。

    当时，旅行到达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西洋人可不止马可波罗一个人。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我们无法低估交通带来的重大作用，进而寻找东洋的文艺复兴对西洋世界产生了某种影响而留下的印迹，而这种影响恰恰在绘画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蒙古帝国的征服，中国的绘画传到了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占有波斯的蒙古伊尔汗国，密画美术呈现出空前的发达景象。由于伊斯兰教原本极度排斥偶像崇拜，因此，在西亚，不仅是人物，甚至连动物类的绘画和雕刻也为人们所忌惮。然而，蒙古的征服让这些地区一时间摆脱了很多束缚，以此为契机，中国画的技法传入了西亚，因此而产生的色彩艳丽的密画，作为一种装饰出现在波斯的文学书籍之中。由于长期受伊斯兰教规影响，人们在壁画或镜框画这样的大幅绘画前犹豫踌躇，而通常不会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插图或袖珍画因此兴起。这种新的美术形式，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复兴中也得到了默许，成为西亚、印度伊斯兰文化圈内的一种特殊艺术，获得了长期繁荣。

    伊尔汗国的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第一期。接着，在西亚帖木儿王朝的密画艺术登峰造极之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姗姗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由此看来，我们无法否定西亚美术和意大利绘画之间有着文化波动上的因果关系。

    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绘画是最能体现个性的创作，要想在题材或者笔法这些方面来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物的服装上有不少来自西亚的元素，从诸如此类的现象上来推测，两者之间必定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而西亚的绘画又是在东洋的影响下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东洋绘画向西方传播过程中的一波。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种种科学技术中，罗盘、火药、印刷术等，大多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而这些科技最早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在东洋或非欧洲文化圈中。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这些新的科技以及美术等，都是以非常之势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可见，世界绝不是分成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互不接触的地域，人们也绝不是生活在彼此自闭的社会。

    也不可否认，西洋的文艺复兴中有着各种东洋所不具有的进步因素。尤其是西洋的科学实践力，要比东洋胜出一大截。朱子知道大地是球形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要用学理去证明它，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天是围绕着地在转。在这些问题上，他远远不及伽利略的地动说准确。

    究竟是什麽屏蔽了朱子先贤们进一步的思考，以及勇于对思考的实践检验？千古之问也许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产生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欧洲文艺复兴，带来了启蒙运动，很快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引导社会迈向了更高阶段，即工业革命。

    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西洋的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使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东洋也好，西亚也好，虽然都产生了文艺复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良，但无论是工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没发生彻底的变革。而经历了革命的西洋文化远远地将其他世界抛在了身后，独自向前突飞猛进。

    工业革命绝不可能是欧洲独自的历史，工业革命也不单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其背后需要有资产阶级的兴起，需要有与东洋的贸易，从中实现资本的积累。机器要转动，单有动力也不行，还必须有作为原料的棉花，更需要销售产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方，尤其是市场。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没有与东洋的交通，欧洲的工业革命是难以发生的。

    法国革命的背景也不止于欧洲。成为革命原动力的法国庄园主式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兴起也得益于来自荷兰的、通过东洋贸易积蓄起来的资本。不仅如此，在革命中具有指导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也有来自东洋思想的影响。

    此前，欧洲历史的发展一直以来是以其基督教思想与西亚伊斯兰教思想的对立为契机的。与基督教世界对立的伊斯兰世界，两者持久的对立似乎已成为一种宿命。不是伙伴便是敌人，不是真神便是恶魔，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世界中，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当欧洲人开辟了直接通向东洋的新航路后，在这里发现了第三世界。欧洲人惊觉，这个世界的人们，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属伊斯兰教徒；既不是伙伴，也不是敌人，他们不是因为野蛮而中立，而是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是一个他们过去熟悉的二元对立世界之外的中立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崇尚的儒家世界观，令因宗教原因而长期苦恼无法解脱的欧洲人羡慕不已。

    于是，东洋儒家式的世界观在孟德斯鸠（1689—1755）等一众启蒙思想巨人那里被空想化，被理想化，在鼓吹革命、打破现状的征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否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这一抽象宇宙观，就可如实地推演出定律：两个人是形成不了社会的，有了三个人才能开辟新社会。

    革命思想家思考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于现实中的东洋世界，这一点并不重要，而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开拓，尤其是与中国社会的接触，给欧洲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带去的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

    法国革命不单是对旧制度的粉碎，也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结果，这也是没有与东洋的交通便无法成功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两场革命最终打造了一个崭新的欧洲，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欧洲开始了横扫地球。

    文艺复兴以后，虽然以葡萄牙、西班牙为先头的欧洲扩张势力波及了东洋，但其势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南洋在他们的面前很容易就屈服了。在印度洋、南洋人的眼中，这样的事件只不过是出现在亚洲边缘地区的偶发事件，而在此前一百年前，明朝的大舰队不也同样在印度洋上扬威过吗？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成功称霸后，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征服是脆弱的。继续东进，当他们遭遇中国的强大势力后，便不再像印度洋上那样顺利了。明朝正德年间（1521），葡萄牙舰队在广东海面与明军对阵，蒙受巨大打击而不得不后退。在刚刚抵达文艺复兴阶段的欧洲新势力面前，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充分的抵抗潜力。

    欧洲人对日本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葡萄牙同样引起了日本的反感而遭到驱逐。得到日本好感的只有荷兰，在时不时地表示出屈辱的姿态后，得到的也只不过是获准与日本进行贸易而已。

    然而，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以后，形势为之一变。鸦片战争（1840—1842）和“亚罗号事件”（1856）的这两次交锋，证实了处于文艺复兴阶段的东洋已经不是经历革命以后的西洋的对手了。

    交通在历史上的意义，本来就不止于把两者联系结合在一起。交通不是一种礼仪，不是月老用红丝线把男人和女人牵连起来就可以实现的交易，而是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随之转动。将世界上的人类看成是同一种高等生物，这样或许更加恰当。这种生物有如候鸟一般在世界各处都能扎根，在一处吸收到的养分，可以马上循环到别的地方。在东洋所吸取的养分结集到了欧洲，在那里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动力，不知不觉地促成了欧洲的“蜕变”。

    “风物长宜放眼量”，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个养分一定会再度成为新的活力，它带着渗透滋养整个世界的荣耀返回到母体，并将促成母体更新，这一天正在向我们走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