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学生的北大回忆

五月中旬，回北大传播学院参加了毕业十年的返校聚会，不出所料，现场娃儿满地跑，貌美的室友生了二胎后依旧美貌。唯有我，晃晃悠悠，同学客气道，“你一点也没变啊，还是在学校时那样。”

“嘿嘿嘿嘿当然！”爽死。

当年，同学们毕业时一个个奔进了体制内，那时觉得这帮人的职业选择真是无聊，现在才知道能稳定苟着就是胜利。原本羡慕着体制内的处长同学，结果陆续有几位同学说道，“你现在挺厉害啊，听说都职业作家了？” “你好像挺自由自在的，给自己打工，好羡慕。”

“我倒是希望自己是职业作家呢！书都卖不动，你们还不买一本！”我破防。

由于在校期间老浪迹五道口、上课摸鱼恍神，除了仍旧美丽的自家导师之外，完全认不出再返校聚会上出现的几位老师。倒是一位负责学生行政的老师让我认出了，啊，当年我来北大面试，接待我们的就是她！

港澳台学生，在北大校园里常常被认为资质不足、混水摸鱼、靠着港澳台联招进来的，但当年除了我之外，其余台湾学生倒是都认真刻苦，亦有拿奖学金的。刚进北大，惊喜的不是大陆同学之资质，而是碰到许多来自台湾大学的同学，蹦跳着跟家人报喜，“当年我分数离台大很远，现在还不是跟台大的当同学！”

我是2012年来的，大陆人或许会愤恨不平，觉得我们这些台湾人捡了大便宜（事实也是如此），但选择来大陆读书，在台湾社会是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仍是），在不少台湾中小企业眼中欧洲水硕可能秒杀大陆985。但是北大嘛，在台湾社会属于“小众中的极热门选项”，从2012年至疫情前，台湾人来北大的人数节节上升，据说后来很“卷”，毕业后仍有台湾学弟妹们来问北大的报考秘诀。

毕业后一段时间，每年五月四日，朋友圈总有人发文庆祝，回忆在校时期的青葱岁月，而我总是羞于发这些。有一年，憋不住了，朋友圈发文：“我其实很怕提及母校，因为总觉得自己不配。”

我原以为，只有我这种期末看名次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倒数看的学渣有这种心情，不料这条朋友圈炸出了一些在我看来很优秀的北大毕业生。果然，出社会的北大人，碰上冷嘲热讽“你是北大的，怎么这都不会”是其次，“我的能力与成就，似乎配不上这块招牌”之自我贬低与质疑，才是心魔。

我没有在公众号写过在北大的一些回忆，那就在毕业十年后，写写自己还记得的一些琐事吧。

毕业十年后回校啦

琐事一，猪肉炖粉条。

我第一次有“这个地方的政府可以养活十三亿人，真是厉害”，就是在北大食堂。

某个食堂的面特别便宜，根据荤素一碗从六七块钱到十块钱左右（年代久远，不正确见谅，反正我常去吃六元七元的面），第一次见到份量时惊了，只能吃下三分之一，一边吃一边看旁边的女同学。

她、吃、完、了！

大陆人好恐怖啊，这食量可以吃掉一个台湾人了。

后来因为永远吃不完这碗面，避免浪费，我就很少去吃面了。我常在食堂要关门之际去打猪肉炖粉条与白饭，那时大妈会把剩下的粉条全给我，沉甸甸一大盒，加上白饭也就七八块钱，但老吃还是会吃腻。

吃腻的时候，就去吃吉野家，二十多块。毕业后的一段日子，我非常穷，每每想到那时不吃猪肉炖粉条、跑去吃吉野家，就会在租住的小次卧里狂骂自己：那时多吃点猪肉炖粉条，不就省下更多钱了？！

直至今天，我在出差时碰到猪肉炖粉条，都会告诉同桌的人，“我在北大都在吃猪肉炖粉条！这是我学生的回忆，是我第一次对东北菜有概念！”

琐事二，单车。

北大校园很大，清华据说又是北大的两倍大。为了游走两校，入校不久我就买了一辆二手单车，是从另外一位台湾同学那里“继承”来的，八十块。

才骑一天就不见了。

我满校园找车，四处问“有没有看到一辆黑色蓝色相间的脚踏车”，满头大汗、火急火燎，偏偏遇见的学生都泰然处之，“没有”“不知道”。

又急又气，北大同学怎么没有丝毫人情味！

后来，一位实在看我可怜的同学提点我，“在北大，没有丢过单车的生活是不完整的。”

琐事三，空调战争

我的貌美河南室友，透过我认识了台湾。在她眼中，这位台湾同胞很奇怪，比如竟然没看过龙应台。“什么？你这年纪的台湾人不看龙应台？”

台湾同胞：我们看藤井树和九把刀。

比如这位台湾同胞在澡堂洗过几次澡后，就大言不惭地断言：“大陆女生胸部好小。台湾女生比较大。”

比如这位台湾同胞很爱看乡村爱情故事，说这是认识大陆的方式。

不久，宿舍内就爆发“两岸冲突”，因为一台空调。

我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开空调的房间必须关好门窗，不然很浪费电。而作为台北小孩，我们从小住家里，连读大学时都无法幸免（谁让台北这么多大学），结果我严重缺乏与人同住经验，把家规当绝对正确的标准。

某次我回宿舍，窗户大开，冷气大开。我疯狂唸叨，这很浪费电怎么能这样开冷气要关窗不是基本常识吗～

貌美室友大怒，我对不起你行了吧！你这家伙！

刚来大陆的台湾菜鸟，是特别容易讲出“大陆人都怎样怎样”的时期，讲电话时不忘跟家人吐槽，“气死，大陆人怎么开冷气不关窗户啊？很浪费欸！”

那两年是我目前人生中唯一跟人同住一间房间的时期。毕业后因为发展不顺，我租住的小次卧没空调，所以都会跑去隔壁主卧蹭大陆室友的空调，并跟他们说：

“开空调不要关门啦，我从小在家开空调都不关门的。台湾人是这样的。”

琐事四：我的美丽导师

野心勃勃、狼性十足、冲劲百分百，这是台湾学生对大陆学生的普遍印象，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至少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同学们不光发言踊跃，选导师时更热衷于选大牌导师，汲汲营营想接项目、一展身手。

而我在选导师时，唯一打听的就是：哪位老师最不用干活？

结果，选定导师之后，我的导师竟然接了一个大项目。但有鉴于我实在混水摸鱼，她对我呈现放弃状态，甚至某次问我，“今天去五道口吗？老师顺路送你去？”（那时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五道口酒吧的常客）。

我的毕业论文写得出奇顺利，因为那时已经开始在豆瓣连载《台北女孩看大陆》的我，选了一道论文题：台湾人对大陆的认知转变。这题目处于传播学院老师们的“认知盲区”，他们只能听我滔滔不绝、胡吹海吹，最后发表“恩，这种题目挺有意义”之评语。

轻松通过。

虽然我自诩那篇论文写得挺认真，但对照那些严谨的论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混”过去的。

毕业后我鲜少回母校，印象中第一次回去，是去送自己的第一本书给老师。

那是2016年了，年代久远，与老师聊了些什么已经忘记，只记得她说，“其实你的论文差一票，就能得到优秀论文。”

写这篇文章时我努力回想当时情景，不确定老师是安慰我、还是我记岔了，但貌似是这件事，让我从“我是个混毕业的”之自我谴责中稍稍解脱。

北大的图书馆，我只进去过一次；北大丰富的资源我也没怎么用，如果时光倒流，我不会再浪费。

我确实不是个好学生，是个用惠台政策混进去的幸运儿——2012年时，台湾申请北大的人数还是少，赶上时代红利。

但北大的经历、与那时碰到的同学，是我日后能在大陆生活十多年的根源。那时我们不畏惧与对方交流一切“敏感议题”，意见不同不会立刻谴责或质疑，而是分享彼此的成长过程，讨论不同观念之形成背景。

2015年开始从事媒体，并在出第一本书后与许多涉台人员有所往来，我的沟通方式仍尽可能地延续“北大风格”。这几年，两岸情势变了，我不知道北大的台湾学弟妹，是否还如我们那时一样？

我与北大多数同学，已经成为“朋友圈”之交，甚至连彼此现况都一无所知。但我无比幸运，在刚来大陆的时候，就体会到了最真诚的交流方式。

也因为这份真诚，往后数年，直至两岸政治日渐陷入僵局之际，我都碰上了那么些愿意“以真心对真心”的大陆朋友。

朋友问过我，以后我回台湾，换个环境后，会怎么跟别人说大陆？我笑，好坏都可以说，但不能太夸大，好歹我得顾及一下我的大陆朋友吧！

这是北大给我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