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王伯承｜人们为何迷惑又彷徨

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二十九期

你为什么如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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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你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还记得那个放松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被现实推着前进。工作、学业、生活，四面而来的压力使人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交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巨大压力。原本期待着一场欢畅的闲聊，却意外收获了对比、炫耀、暗中较劲，羡慕和嫉妒几乎让聊天每每铩羽而归。我们渐渐成为了“话题终结者”，拒绝打开心扉，复杂的内心却难以平静。这背后透露的焦虑，正成为描述公众心理状态的标签词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国家治理创新报告》指出，如何降低民众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聚焦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指出我国35.2%的公务员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可以窥见焦虑正在社会中蔓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越年龄，存在于不同职业与社会阶层，并体现在职场、婚姻、恋爱、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为何感到焦虑？中国人的焦虑具有独特性吗？或者说，这种焦虑是“现代性的焦虑”还是“中国式焦虑”？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本期邀请上海海事大学讲师、社会学博士王伯承谈谈时下焦虑。

一、焦虑源于主体性的丧失

我们处于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没有时间驻足来欣赏身边的风景——稍不留神，春夏秋冬就溜走了。焦虑，正成为很多人心理状态的标签。中国人的焦虑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发展，我们太过注重物质层面的享受，却忽视了精神上的“索居离群”。

那么，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存在什么不同？就普遍的焦虑而言：一方面，现代社会个体脱离了由血缘、地缘、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纽带，传统邻里关系中的守望相助观念逐渐淡漠，物理距离虽彼此相近，而社会心理距离则相距甚远——“远亲不如近邻”早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社区中居住的尽是“熟悉的陌生人”，原子化的个体越来越反映出社会的支离破碎，心理与精神的归属早已变得贫瘠不堪；另一方面，在网络社会中，没有权威，没有统治，剥离了一种所谓的地位恐慌，从而为人类的个性张扬创造了契机，在解放了个性的同时也实现了“网络社会扁平化意义上”真正的平等。然而，网络社会确实又是“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传导因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虽然网络上，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解放了个性，凸显了自由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其代价却是规范的丧失。没有规范约束与共享价值，人又怎能不迷惑和彷徨。

另外，网络看似让你懂得更多，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你的内心也收获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干扰。因此，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同时这种现象也受到网络社会的推波助澜。在网络社会中，个体常常被动地等待客体――网络的自我呈现，或简单享用客体的现成属性，而难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追求，去发现和发掘客体对于自身的有用属性，做出恰当的评价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主体性又在网络社会中消失了。

丧失了主体性，人们没有了判断的标准，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感，所以人们迷失了，焦虑就如病毒一样弥漫开来。

二、“流动的现代性”

To王伯承：

1.在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审视网络科技发展对文明和秩序的冲击？如何重塑人情社会的原始温度并战胜焦虑？

2.您提到现代网络社会中主体往往被动接受客体的属性，那您可以进一步阐述主体自我判断能力弱化的原因吗？

王伯承: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智慧，有道德，有价值；但是我们说，这些东西在网络社会中已经被肢解了。鲍曼把后现代性看作现代性的自我进化，并用“流动的”现代性指代它，这恰恰是网络社会的特征—— 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冲破，实现网络空间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时因为网络空间是流动的，它无法建立起一套权威的秩序体系，进而产生了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网络社会的这种后现代性体现的是一个原本“意欲”摆脱被固有价值或真理统治状态的社会；然而原本给予人自由的网络科技现在反而成为控制人们的新手段。譬如在消费领域，个人为了追上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的步伐，为了获得不再焦虑的能力，总想与最新的消费趋势保持一致，然而个体的能力却似乎永远赶不上。无尽的物欲逐渐膨胀，消费作为人们回避现实不幸的避难所的同时，异化为生活的终极目的。网络生活也抹杀了真实的个人需求，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虚假的自由和快乐。同时，网络信息自身的膨胀，以及难以企及的目标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也进一步加剧了焦虑的产生。

网络科技的另一个面向是公共空间的控制，人们的心理、意识、思维也都被操纵了。微信、微博、推特上的绝大多数的“公共话题”，最终都会“堕落为”猎奇围观和茶余饭后的谈资。网络平台上热点事件从曝光、发酵到无人问津，周期愈来愈短，正如一时爆红的乞丐大师回归正常生活后，大家也都逐渐消停了。总之，焦虑就是人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感的一种反作用力——“流动的现代性”将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冲破而使得社会解决自身矛盾与问题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牺牲宝贵的自身资源去处理社会问题。

窃以为，现代社会应对焦虑的基本对策之于个体，应该是：慢下脚步，脚踏实地去做当下该做的事情；深刻追寻生命的意义，延缓幸福感的即时体验；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事、去生活，或许就能减轻很多焦虑感。就好像《慢慢喜欢你》歌词里面唱的：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三、慢下来塑造工匠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邓雪:  

王老师，您说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价值多元化导致我们的内心都受到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请问如何才能排除干扰，找到自身的价值追求？ 

王伯承:  

慢下来，专注于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方老师所说的——精心-静心。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社会，按照一定的节奏去做事，去生活，就能减轻很多焦虑感。用比较时髦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匠精神。 

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AMA项目组成员方曼:  

感觉我与王老师的观点殊途同归了。慢，就是不二的选择。原本中国人的生活就有这个闲适和自在的面向，而焦虑是由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就像Ulrich Beck提及的，风险社会最终会以个人症状表征出来，模糊掉社会建构等制度性议题。所以，在个人层面消解焦虑也是我们个人对于社会的一份贡献。我们文化里消解焦虑的元素和智慧太多了，只需要连接上古老传统里那个喝茶作诗、寄情山水的部分，便可安然了。 

四、焦虑，我们逃无可逃

当接到这个题目后，就和几个朋友简单聊了一下，关于缘何会焦虑的问题，他们的回馈是——“好久，都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感觉了”；“社会发展太快，生活节奏太快，信息化时代，每天都有新变化，害怕跟不上节奏，害怕落伍，害怕与社会脱轨” ；“想要的东西太多，然而不可兼得”……

针对焦虑的问题，每位嘉宾也都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有非常鲜明的学科特色，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特别是点评老师的分析更是鞭辟入里，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然而我还想就自己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角度作进一步的阐释：缘何“中国人”特别焦虑?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把一个贫穷国家发展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贸易与全球化的领头羊。我们毫无疑问地欢欣鼓舞于这种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化成就。当然，我没跑题，我想说的是—— 经济体量的增长可以跨越式发展；然而，社会的发育及其文明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则难以逾越。

那么“中国人”特别焦虑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的社会价值、道德理念、素质文明，包括福利制度乃至社会的公平正义远远滞后于我们物质欲望的限度。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底色本身就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焦虑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个体遭遇，我们逃无可逃；谈论焦虑，并非是要根除焦虑本身，而是让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焦虑的源头活水在何方。当焦虑无处遁身了，那么，焦虑纾解对策之于个人，便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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