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夏日偶感：不可随便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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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足球队门将哈山·桑尼在中国一夜蹿红。

原因很简单：在6月11日晚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桑尼发挥出色，使泰国队仅仅以3比1战胜新加坡队，这一比分间接帮助同组的中国队从小组出线，晋级世界杯亚洲区18强。

于是，桑尼被视为“国足恩人”、“亚洲门神”，在中国引发追星热潮。

不客气地说，追星桑尼，其实折射了某种国民劣根性。

所谓劣根性，简单点说，就是文化和社会心理中某些不好、不健康的方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桑尼做为新加坡门将，尽忠职守，奋力扑救，这是他的本分而已，只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队出线，我们很难从中推导出他有牺牲自己，帮助中国队出线的意图。

把他人正常合理的利己主义行为道德化，强行涂上利他主义的神圣油彩，然后以此为理由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折射的正是小农无力掌握自己命运，时刻希望有一个善良的强者保护自己的弱势心理。

中国自秦汉以来，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是“皇权+官僚+自由小农”的社会结构，小农是社会的基础，同时又是最不稳定、最缺乏保障、随时可能破产的群体，他们由此而卑微、而自轻自贱、而缺乏自信、而无法建立自身的主体性、而总是想依附于某个强者。

另一个原因，是100多年半殖民地的历史，也在一些国人心中深深地打上了自卑的烙印。

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八十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多人又跪下去了。

02

不要以为仅仅是在足球这个无足轻重的体育、娱乐活动上才会出现“把他人的利己主义行为道德化”现象，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

比如，美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一直采取的是支持日本侵华，自己从中渔利的政策，这种政策差不多持续到珍珠港事件之前。

可以说，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中国造的孽，也有美国的一份“功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以比较大的力度支援中国抗战。

这种支援，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当然为了让中国拖住日军主力，消耗日本的战争资源，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困境，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这种行为，渐渐被道德化，被“涂上利他主义的神圣油彩”，本来中美两国共同对抗日本，是互为盟国，相互支援的关系——即便在互为盟友期间，美国仍在雅尔塔会议上背刺中国，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结果在中国的舆论中，变成了美国对中国单方面的恩赐。

美国获得了中国舆论慷慨赠予的这种道德光环之后，从中国获得多少有形无形的好处，现在恐怕已经很难统计了。

还有陈纳德的飞虎队。

这本是一支国民政府高薪聘请的雇佣军，结果在主流舆论中，也变成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飞行侠客。

至于陈纳德后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强夺“两航起义”的飞机和其他财产等恶行，就更没有人提了。

公知在美国明明暗暗的支持下大肆鼓吹这种论调，自然有他们的动机，但这种动不动就要结草衔环，感恩美国的调子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大行其道，无疑有这种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做社会基础。

类似这种追星新加坡门将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南亚或波罗的海沿岸的某个小国，倒也罢了，发生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确令人汗颜。

神州大地，到处都是陈纳德的塑像，简直要把他当护国之神了

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去除这种劣根性。

中国人要自立、自信、自强；要摆脱依附性，建立主体性。在国内，不卑不亢地对老板、对领导；在国际，不卑不亢地对一切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向任何国家下跪，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把战胜困难的基础建立在自身努力的基础上！

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就还是一个传统的前现代国家。

顺便说一句，我的这篇文字，并不针对桑尼。桑尼是个优秀的足球门将，我们可以欣赏他、喜欢他，但感恩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