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杀的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

高戈里 · 2019-06-02 · 来源：乌有之乡

　　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军人，说到自己的战功，几乎异口同声“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而今的社会，为某些开国战将战时的苦劳“争功”、战后的待遇“叫屈”之声，却不绝于耳。

　　难道我们的革命前辈在公众面前，人人都是虚情假意的谦谦君子?在组织面前，个个都是泯没“自我”的诺诺小人?

　　否!

　　因为，他们不是争雄逐利觅称侯的军阀，他们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不服务人民群众，他们一无是处!

　　因为，他们不是打家劫舍窜四方的流寇，人民军队靠人民，只有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才能打赢人民战争，不深入人民群众，他们一事无成!

　　因为，他们不是争强斗狠缺思想的打手，他们的功劳无一不建立在“走群众路线”基础之上，在功劳面前，他们首先想到冲锋陷阵的基层指战员，想到流血牺牲的千百万革命烈士，想到哺育子弟兵的亿万人民群众，不融入人民群众，他们一钱不值!

一、党中央、毛主席、蒋军将领如是说——百万民工支前何以保障战斗力

　　淮海战役功劳的归属，党中央早在淮海战役结束7天后就有过结论——1949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并明确指出：

　　【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

　　关于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陈毅分析道：

　　【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我军主要进行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雄厚的民力支援，淮海战场上的军力对比，实际上成为500万对80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术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5个师起义，1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500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中，中原人民支援我军弹药、物品的架子车队

　　——图片来自淮海战役纪念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作战目标的战役设想、聚歼敌人的战场预设以及战役展开的兵力规模，受制于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程度。

　　1948年11月8日，即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碾庄战役发起之前，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在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和立即放弃徐蚌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的两种方案后，强调了淮海战役的先决条件：

　　【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

　　同年11月9日，就粟裕提出的战役设想的前提条件，中央军委回电粟裕等：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同年11月14日，就战役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又致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同时部署华东局、中原局：

　　【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11月22日，中央军委再发一电，将调粮、弹药接济等支前任务，扩大到华北局。

　　史料记载，淮海战役期间，华东、华北、中原、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我军作战，共出动：

　　【民工约543万人，其中：

　　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随军服务两三个月以上)

　　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一般服务30天以上)

　　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一般服务10天左右)

　　担架20万副

　　大小车88万辆

　　挑子5.5万副

　　牲畜76.7万头(未含冀鲁豫行政区)

　　船8500只

　　粮食一共筹运96000万斤

　　其中：前方实用43400万斤】

　　战役最后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达到一兵九民，大大超过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仅筹集调运的粮食一项，若全部装上小车，车装200斤，这个小车队伍即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

　　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在根据地司空见惯，但在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的地区却成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史料记载：

　　【沂南担架团，在朝阳集附近时，群众看着民工穿的很破，以为这都是跟着部队出来混饭吃的，一个老大爷问民工高培忱:“你那里歉年几年了?”高培忱就主动和他解释好多问题，说明解放区丰衣足食，解放区大批给养日夜不断的向这里运，我们是吃着自己的粮食来帮助你们解放。

　　渤海四分区担架团，特等功臣杨丙信，在徐州北于村住时，在一家姓张的大爷家，他宣传了共产党民主政府怎样帮助老百姓生产，爱护老百姓和怎样实行土改等。张大爷的侄子张光明，在一旁听了，他站起来说:“怎么真的还有这样好事吗?”接着他就说起他今年18岁，12岁就没有父母，撇下了3亩地不会种也都卖了，他要求跟杨丙信一块去支前，复员后一块到解放区去，杨丙信对他解释说:“蒋介石快消灭了，这里很快和俺那里一样了。”当他行军走出十多里路时他又赶了去，指导员让他吃了饭，才把他动员回去。

　　很多新区群众不明白民工怎样来的，不少群众问民工:“是不是抓来的?”安丘县的一个18岁民工告诉他们说:“蒋介石在那里把俺糟蹋的和你这里一样苦，共产党领导生产救灾救了俺，俺支前都是自愿来的，打不倒蒋就没好日子过!”

　　许多民工团队的和长长行列，经过徐州、蚌埠时，市民们都奇怪地说：“怎么这些伕子也没押着的他们不跑呢?共产党真是有办法!”民工答复他们说：“支前都是自愿的，消灭了老蒋才能过安稳日子!”】

　　淮海战役中踊跃支前的民工小车队

　　——图片来自淮海战役纪念馆

　　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有着震彻肺腑的感受。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他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等被俘将领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群众，靠优秀干部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军队，靠优秀将领统领指挥，才能打胜仗。

　　革命队伍不否定英雄，不能容忍的是“个人英雄主义”——1948年1月16日，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作报告时，曾痛斥：

　　【和党的利益相对立的，是政治上的标新立异，个人突出，个人的地位利益的权威观念。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我个人有没有威信、权力与地位，拼命地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建立自己的信仰，不管党有没有信仰。差不多在许多同志中间都存在着，这就叫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做了一些成绩，打了一个胜仗，就骄傲异常，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强调个人的功劳。其实，想错了，把个人的功劳太突出了，离开党，离开干部，离开群众，你能作出什么功劳来?在家里当工人，当农民，有什么英雄领袖?就是因为有党。工作有成绩应当全面去想一想，打仗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根据地，你个人无论如何不能打胜仗。打仗要靠干部，靠广大士兵，否则你就是再好的指挥也不能打胜仗。如果后方不支持你，人民不支持你，你也不能打胜仗。没有子弹、炮弹，没有兵员补充，没有粮食吃，也不能打胜仗。没有地方支持也不能打胜仗。如果有个人功劳的话，那么论功行赏，个人也只能放在第四位。第一是党，第二是群众，第三是士兵和干部，第四才是个人。个人英雄主义之所以没有根据，所以要不得，这是因为他和党的思想不相符合的。】

　　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将“个人英雄主义”斥责为“单纯的打手观点”。

　　在中原战场，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评更为严厉——《中原军区关于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与制度的训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严肃指出：

　　【“有些有能力的干部容易发展骄傲自大、个人英雄主义、不虚心、不民主、轻视政治、忽视组织和纪律等等倾向，因而障碍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

　　还要求各部队警惕其中少数人“发展了极恶劣的军阀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腐蚀了部队的战斗力”。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毛泽东统领的人民军队中，没有政治头脑、缺少政治觉悟的“打手”，通常是被帮助、被教育的对象——史料记载，中原野战军某部“在查整中曾暴露右倾军阀主义、贪污腐化、干部不团结、反上压下等现象，查整中用算伤亡账方法，及提出如何对得起太行山人民及党政的口号，激发了极大多数干部的反省与觉悟，不少高级干部在反省中，惭愧痛哭流涕，最后思想、作风、工作得到很大进步”。

　　8年前，笔者在《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为什么聚焦基层士兵》一文中曾有过如下假设：如果电视编导将《亮剑》中的共产党将领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对调，互换指挥对方的部队，在剧中，编导解读历史的逻辑依旧周延，人际关系表达的情理依然通达。但是，如果让现实中粟裕和杜聿明在淮海战场上互换部队指挥，肯定行不通！

　　为什么?

　　因为，电视剧宣传的是英雄史观，而现实中的人民战争靠人民，靠走群众路线！

　　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淮海战役来讲，若论个人的作用，非毛泽东莫属!当年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曾说：

　　【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

　　国民党嫡系将领对我军的评价更有意思——回顾曲折历史后曾著文“走毛泽东的道路就是胜利”的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临汾前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

　　【华野整理的蒋军七十四师调查材料……谈到，敌人批评我们是吃战略饭的，不是吃战术饭的。说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部队的战术动作，他们是很不佩服的。】

　　既要坚持人民史观，又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二者如何辩证统一，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过经典论述——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后，修改了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据熊向晖回忆，看到主席如此修改，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很不理解，于是，毛泽东与熊向晖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么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拒授军衔、拒佩勋章、拒绝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心里装的，是能够翻天覆地的亿万劳动群众，是已经血沃中华的千百万革命烈士!

　　因为，他老人家坚定地认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由此，才凝聚了草根大众“粪土当年万户侯”“敢教日月换新天”之伟力，才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时代!

二、电影《大转折·鏖战鲁西南》一处败笔—— “即俘即补”何以形成战斗力

　　这些年来，“突出个人”淡化以至于藐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唯心史观”作品和“半截子唯物史观”作品越来越多，特别是影视界，就连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也不例外。

　　比如，电影《大转折•决战鲁西南》就有这样一幕剧情：邓小平视察前线，与一群刚补入部队的俘虏兵交谈时，发现一位俘虏兵正在战壕里睡懒觉，枪也不擦，都生锈了。当邓小平了解到这位俘虏兵在国民党军队就被称为“机枪大王”后，二话没说，立刻指示让其当机枪班长。接下来的剧情，是这位俘虏兵在羊山集战役中身负重伤后，一定要面见邓政委……

　　文学艺术来源于实际生活，应该高于实际生活，这是革命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

　　《大转折》编导的本意，也许是想突出邓政委的历史作用，但如此为“突出个人”而编导的剧情，却于无意间歪曲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抹杀了我军基层战时政治工作创造的五千年来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历史奇观——“即俘即补”工作，抹杀了“解放战士”的觉醒过程以及觉醒之后释放出来的巨大战斗力。

　　这不是一件小事!

　　“即俘即补”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

　　据江林平先生考证，作为我军独创的词汇，在解放战争期间流行起来的“解放战士”一词，早在1945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关于太岳军区野战医院一所政治工作通报》中就已出现，一般是指：

　　【“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这个称谓意义深远——本来，俘虏就是俘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明令各部队一律将俘虏兵改称“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被俘”是一种耻辱，“解放”却是一种新生。一词之改，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的孜孜追求。

　　解放战士在人民军队获得尊重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补充解放战士是我军占比最大的兵源。早在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的指示》就明确提出：

　　【“今后凡在战斗中俘获……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补充我之部队。”】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我军制定“十大军事原则”之第九条中，进一步明确规定：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三大战役之前，我军人数280万，占解放区现有人口1.66%，依照华北财经会议关于养兵应合人口1～1.5%之规定，已达到规定的饱和点。从爱惜民力、保证生产出发，1948年9月中央军委在部署“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时，明确指示：

　　【“不论增编部队或补充部队主要的来源今后均应取之于敌。”】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补入的解放战士逐年增加，到三大战役前，其大致比例，“关内许多部队，俘虏成分已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关外部队“解放来的一般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个别部队(如三纵)则达到百分之三十几”。

　　至于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补入解放战士的总数，周恩来1949年7月6日在中华全国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指出：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人民解放战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的伤亡一共是一百四十三万人，而消灭的敌人是五百六十九万人，就是说，我们伤亡一个人，消灭他们四个人。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

　　解放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提到：

　　【“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对于淮海战役中我军大量补入解放战士的意义，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1948年11月26日战况汇报会上指出：

　　【……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

　　淮海战役确实如此——按照西方的步兵战“崩溃点理论”，当进攻部队伤亡达到33%时，部队将崩溃。可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伤亡达到总兵力的28.4%后，非但没“崩溃”，反而连续作战，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到战役结束时，兵力竟然由36.9万人增至55.1万人。其原因，粟裕指出：

　　【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粟裕在1948年12月31日上报毛主席并中央军委、华东局的《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中指出，在紧张、残酷的淮海战役作战期间，由于有效开展了“即俘即补”工作，解放战士对于迅速恢复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

　　【……骨干及干部在此战役中伤亡极大，不少连队只剩十余人(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等在内)，一般班、排里每班只剩下一个至多两个老的(济南俘兵即算老兵)，而这剩下的老的在即俘即补后不是班长即为班副，其余全为新俘(碾庄圩打黄百韬的俘虏)。……至现在为止黄百韬部的俘虏(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这一时期的俘虏)不少当了正副班长，部分当了副排长，也有少数提升为排长。】

　　战役第一阶段的俘虏兵，到战役第三阶段就提升为排长，才一个来月啊!

　　史料记载，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二连战士宋琨峰，是9月17日早晨在济南外围常圻屯战斗解放的，当晚参加我军后，于商埠战斗中俘敌4名、缴枪4支。11月中旬，宋琨峰在徐东阻击国民党第八军的吴窑反击战中，主动接替相继伤亡的正副班长实施指挥，缴获敌机枪2挺。此次战斗结束后，全班同志一致推选宋琨峰接任班长。紧接着的进攻刘楼战斗，宋琨峰率全班攻占敌阵地，缴获六○炮1门、机枪1挺、电台1部。次日，上级发动战士推选干部，大家一致推举宋琨峰任副排长。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张志礼淮海战役时任华野第四纵队十师二十九团一营营长，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碾庄战役期间，他和教导员汪涛带着全营打剩下的“十几个位骨干接收了本营和兄弟营刚抓来的二三百俘虏，很快又编足了一个营。这些解放战士来不及换衣服，必须立即投入战斗。……结果，他们打得真的很英勇，我们一鼓作气猛冲猛打，攻下了刘家河，为我们营争了光。”

　　我军战时的“即俘即补”工作，不仅是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是绝无仅有人文奇观，甚至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学理创新，都有着珍贵的思想资源方面的学术意义。

　　这盖世无双的历史奇迹，靠给个“机枪班长”当当，是创造不出来的。我军也不可能腾出那么多的班长位置，给刚刚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

　　那么，“即俘即补”奇迹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

　　1947年9月下旬，时任华东野战军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的奚原，根据莱芜战役至孟良崮战役期间在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蹲点的调查，结合其他各纵队书面报告材料，综合研究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并归纳了“改造新解放战士的三个基本经验”。该报告经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夫主任钟期光审定，以《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为题，刊登在1947年12月出版的《华东前线》增刊第十一期，印发各部队。

　　奚原报告收录在《奚原九十文选》一书中

　　捧着这份5万余字的珍贵历史文献，能让我们感慨万分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感慨之一，是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抓住重心开展调查研究，太深入了，太细致了。

　　奚原的这份总结报告，把思想改造作为俘虏兵改造工作的重心。为此，首先按照俘虏兵的“出身成分、社会经历不同，参加旧军队的方式及伍龄长短不同，其所在就军队的性质(杂牌、伪军、嫡系、精锐、土顽等)不同，任职(兵等、兵种、班长、勤杂人员等)不同，所受欺骗教育深浅不同，解放的时机不同”等等特点，将“新解放战士的糊涂观念”，在归纳为3个大类、21个小类的基础上，列举了94条具体的思想反映。

　　然后，根据上述思想反映，又将俘虏兵“组织上入了伍，思想并没有翻身入伍”之“两条心”“半条心”，归纳了5种表现，并列举了22个具体表现。

　　再后，奚原报告在大量列举事实的基础上，归纳了各部队在审查俘虏、优待俘虏、巩固解放战士、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宣传鼓动等7项溶俘工作中，好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如此深入细致地把握新解放战士的思想脉络，又何愁解决不了俘虏兵的思想问题?

　　感慨之二，是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解决问题“走群众路线”太扎实、太有成效了。

　　俘虏兵应该如何改造?

　　办法，不是来自于上级机关闭门造车的“顶层设计”，而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将群众“摸着石头过河”开创的经验集中起来，形成领导机关指导全局的“顶层”部署，再回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丰富发展。

　　据奚原报告，

　　【“一年来各部队改造解放战士创造了许多方式方法，如通过文娱活动、组织群众(驻村老百姓)教新俘、发动立功竞赛、开展王克勤运动、宣扬进步解放战士典型事迹、吸收参加俱乐部活动、联名发表反内战宣言”】

　　等等。

　　但群众创造最主要、最有成效的，是下列三个方法：

　　【方法一，群众性的个别教育——主要是发动连队的老战士(包括班长、积极分子、老参军战史、老解放战士)经常地面对面地教育帮助新解放战士。

　　方法二，实例对比教育——根据各部队新解放战士的一致反映，下列十大事实对比，使他们最受感动：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友爱团结，学习进步，立功运动，军民一致，忠诚爱国，战争胜利，土地改革，俘虏政策。

　　方法三，控诉教育。】

　　控诉教育，是改造俘虏兵工作最核心的内容。对此，奚原报告指出：

　　【控诉教育是一年来改造解放战士工作中新的创造之一，根据各个部队经验，这是所有各种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是整个改造解放战士工作中最基本的环节，其功效不止于教育改造解放战士，因为它不仅可以把各种教育解放战士的方式方法融合进去，成为改造解放战士思想提高其阶级觉悟政治水平的一把锁钥，奠下巩固解放战士的基石，而且可以进一步教育老战士和干部，继续改造他们的思想与作风，同时可以把许多工作(如党的工作、审俘工作、宣传政治形势与我党我军各种政策主张及连队各种组织的加强等等)渗透进去，使这些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

　　控诉教育，之所以成为改造解放战士诸多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以及诸多工作中“最基本的环节”，是因为对解放战士最根本的改造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标是提高阶级觉悟，而绝大多数解放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这苦水，就是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

　　笔者在采写《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过程中，先后采访了230名历史亲历者(含135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22人、士兵99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凡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无人否定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甚至一些坐过共产党大牢的军官也不例外。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草菅人命。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被抓壮丁，补入荣誉第二师。“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整日挨打受骂就不说了，最残忍的一次，是在向越南开拔的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中暑)走不动路了。冉副排长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当着全连的面，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

　　这不算最残忍的。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一八四师某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到3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3名逃兵被拖上前台先打了一通军棍，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人后，团长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据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二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回忆，抗战末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防时，他所在营抓住一名逃兵，全营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据记载，个别军官甚至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笔者在云南石林采访的原国民党士兵刘益，抗战期间在云南屏边驻防时，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说，那一次军官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据记载，在绥远某国民党军队，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

　　蒋介石嫡系部队一样令人发指——胡宗南所属第七兵团的士兵揭发：

　　【其四三○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四七三团副营长王××接新兵时，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

　　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一五八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三四九团二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史料，在第一四四师的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本人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枪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昏死过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这2451名士兵在旧社会，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解放战争中我军某部的诉苦大会

　　奚原报告记载，

　　【“任何一个诉苦会上，都可以听到许多骇人听闻的惨痛的申诉”。】

　　在华野独立师二团二营的控诉大会上：

　　【——解放战士舒善宽，诉到在家卖妻还账，又被抓丁，当兵挨打，便泣不成声，再也听不清下边讲的是什么了。

　　——六连莱芜解放战士张任中，起立发言，一开口就蹲下，摆手摆头呜咽起来。

　　——五连解放战士魏三，上台说几句就哭得说不下去，坐在一边哭去了。

　　——苏中解放战士周德华，诉到父亲被乡长逼粮纳欠无奈自杀，自己做小生意又被八十三师抓去当兵，因为出操不好就挨了四次痛打，也激动的满脸泪汗，诉后脸色苍白，不能自持。

　　——广西解放战士罗采光，因为讲话别人不懂，有苦难申，急得顿足俯墙痛哭。

　　——苏中解放战士黄友卿，全家被恶霸申长民陷害，大哥、二哥受刑后气死，三哥坐监死在狱中，自己又被抽丁，边说边哭。

　　——二排长王永福，诉到欠财主的债被迫用妻子顶债，妻子走后狠心将一岁多的爱子摔到沟里，至此，禁不住痛哭失声，全场哭成一团。

　　……】

　　正是基于残酷的阶级压迫，解放战争期间数百万国民党官兵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教育”，于控诉运动的历史瞬间，抛弃遗传千年的奴性，完成前所未有的人生启蒙和亘古难寻的灵魂裂变。

　　而当一个个解放战士于控诉运动中觉悟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是亿万人民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苦根”时，也就在他们身上焕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当毛泽东主席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八旅“诉苦三查”运动后，高兴地说：

　　【“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