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空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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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鱼

• 补充一点：明朝中后期的泰州学派，师承自儒家正统的王阳明心学。但他们是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者，王艮等人向贩夫走卒教授学问，何心隐大侠组织村社自治，结果因抗税被通缉，徐光启引进西方科学，这些务实而进步的活动，没有引起儒家的重视，反而淹没在其他儒家子弟的口诛笔伐中。说明儒家不是不可以出现科学与进步，但儒家自己拒绝了。

明朝的阳明心学确实值得一谈，关键是让儒家中兴的王守仁，是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人。但心学在明朝中后期确实已经偏离了王阳明心学的方向，一方面是明朝程朱理学影响力巨大，就拿何心隐来说，他是心学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提出“无欲”，“寡欲”的想法。这与阳明心学“心既理”的思想是相驳的，反而接近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其实这并不奇怪，何心隐代表的终究是地方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权利，所以他反对张居正的改革，扛税。

另外，心学后期从务实变为清谈，泰州学派的王畿也富有重大责任，王畿抛弃“致”与“格”的功夫，固守“四无”教法，把阳明的心学变成“顿悟之学”，追求“不为不欲”的境界，并且说：“无为无欲者，致知也”；他还指责同门罗洪先欲用“万死功夫”来致良知的做法为“矫枉之过”，主张“无工夫中真工夫”、“工夫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在讲到“知行合一”的时候，他更是说：“要之，只此一个知，已自尽了。”

因此，经过王畿的改造，阳明心学已经失去了脚踏实地的功夫，变成了藏修游息、静坐自守以求得无为无欲的顿悟之学。王畿也像魏晋玄学家一样，主张“贵无”，他说：“无者，万有之基”，所谓的良知不是“知是知非”，因为“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种主张大坏师门宗旨。

明末大儒顾炎武在回顾明亡这段历史时，对于心学清谈痛心疾首。他在《日知录》中说中国历史上，清谈误国的“正始之风”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西晋末年，人们清谈老庄，蔑视名教，导致五胡入侵、神州陆沉；第二次在北宋末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颁于学校，定为教材，养太学生三千人，致使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奔走公门，酿成党争，遭遇靖康之变；第三次则在明朝末年，士君子不重实务，整日焚香静坐，专谈心性良知，最终也是满清入关，国破家亡。对此，顾炎武说：“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所以说，有明一朝，理学也好，心学也罢。本质上是服务于地方豪强，为地方豪强瓜分国家财富起到了背书的作用。然而一旦到了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些地方豪强迅速投敌，并指望在新朝廷内延续自己的不法利益。这一点看一看《南明史》和了解一下清初江南四大案“明史案”、“江南奏销案”、“哭庙案”和“通海案”就能看的明白。清廷不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四大案就是借此打击江南地方豪族的手段。另外要说一句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曾多次做过深刻的反省，并提出了要“经世致用”，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儒家实用之学。但这也是昙花一现罢了，满清禁锢思想的手段相比朱元璋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面长达一百年的文字狱就又把儒家的骨头砸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