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治文化中的殉道与革命

引言

想写一篇关于伊朗的文章很久了。一是因为自己亲身去过这个国家两次，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宗教、语言略有所知；二是因为今天中国互联网上无论是专家还是民间缺少对于这个国家富有洞见的认识。的确，伊朗同中国表面上看是那么的相似，以至于似乎每一个对国际关系、世界历史有所关注的人，似乎都可以迅速形成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和认识。然而，伊朗同中国最为深刻地不同却没有被我们的灵魂所捕捉，导致的结果便是视野的遮蔽。

北京时间5月20日，伊朗莱西总统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确认遇难，伊朗迅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飞机肇事的原因我在这里无意揣测，无论是遭他国暗算，还是由于自己的疏忽，伊朗都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往前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牺牲、殉难，恰恰意味着伊朗这个国家、共同体真正的延续。殉道，是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底色。

我在这里所谈论的伊朗的“殉道”，绝不是伊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它最为深刻着塑造着伊朗这个国家从古至今的历史，从上到下身份认同，它是一个解释今天伊朗的一切都无法脱离的概念。因此，从不存在某种殉道文化，殉道对于伊朗而言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

一、伊朗与中国历史的吻合

如果要找到一个跟中国历史脉络最为接近的国家，表面上来看，除了伊朗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这意味着多个要素同时满足。固然，这个国家需要有着丰富的古典文明，这种古典文明不是现代希腊之于古希腊、现代埃及之于古埃及的那种博物馆中的古文明，更不是指近代欧洲，而是我们时常说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从未断层的古文明。虽然不同时期凝聚伊朗的概念有所不同，伊朗作为一个共同体被唤起的观念亦经历了流变。但是，作为一个殊异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伊朗，也同样殊异于印度南亚次大陆的文明是始终如一的。这样的如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伊朗的核心疆域2500年来几乎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从亚契美尼德到萨珊波斯，从萨法维再到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核心版图南抵波斯湾，东部以俾路支斯坦的山脉为界，北达里海，西部以库尔德山脉、阿拉伯河为界。其次，伊朗对伊朗的土地和国家的感情亦始终如一，今天的伊朗人既认同伊斯兰教什叶派，也认同整个伊斯兰教以前的历史。

任何的古典文明，往往都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伊朗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在多元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和伊朗都遭遇了外来的普世宗教，同时也都沦为蒙古西征的受害者。同时伊朗和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也都是外族统治的王朝（1779年，来自东北部的土库曼人的恺加部落统一伊朗，建立恺加王朝）。

第二，表面上看，伊朗和中国几乎遭遇着完全相仿的现代化进程。19世纪中叶，英、法、美、俄、奥等列强敲开了伊朗的大门，恺加王朝被迫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列强获得了矿产、铁路、驻军等特权。然而，伊朗和中国都没有因此彻底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相比于列强在北非、叙利亚、伊拉克的予取予求，列强无法把伊朗变为彻底的殖民地。与此同时，恺加王朝也在谋求变法维新，本土工业开始兴起，同时开始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整合。然而，封建上层贵族同列强买办相互勾结，社会矛盾逐渐激化。20世纪初，几次全国规模的大起义很快就动摇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基础。恺加王朝覆灭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21年，将军礼萨·汗推翻恺加王朝，正式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从礼萨·汗到他的儿子巴列维国王，伊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与此同时，国家专制独裁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王室在这期间对内联和欧美列强，搜刮国内的财富，将石油与矿产的专卖权交予跨国资本；对外同以色列以色列交好，向以色列输送石油、帮助以色列攻打阿拉伯联军。

思想道德方面，巴列维国王几乎彻底抛弃了伊斯兰，废除一切宗教服饰，走向了完全放任，唯一在乎的只有国民对自己的忠诚。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尝试着将伊朗的国家认同从什叶派伊斯兰转移至对古波斯的认同。在文化、语言方面，伊朗自上而下进行了一场波斯语纯洁运动，清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词汇，清除以阿拉伯语命名的街道，统统改为波斯语。值得一提的是，1971 年 10 月，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庆祝居鲁士大帝建立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国建国2500周年。这场巨大的庆典活动旨在突出伊朗的古代文明和历史，并展示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取得的当代进步。庆祝活动强调了伊朗的前伊斯兰起源，同时将居鲁士大帝作为民族英雄加以宣传。然而，这次庆祝活动的铺张令人咋舌，这一切都同伊朗乡土与普通市民的赤贫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间接地蕴含了1979 年伊朗革命的火种。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意味着那个里通外国、民不聊生的国民党政权寿终正寝。1979，伊朗在几乎没有任何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就完成了政权更迭，时年79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了国家的最高领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教法学家、哲学家的霍梅尼生于印度，6岁才开始学习波斯语。从未有过任何带兵打仗的经历，一生都是在书斋与三尺讲坛上度过的，一生清贫。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前的最后16年，他一直在伊拉克、土耳其、法国等地流亡。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无法控制国内斗争的局势，宣布出国“休假”；2月，霍梅尼从法国回到伊朗，正式成为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精神领袖。

事到如今，这场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有着强大军队的巴列维国王的政权会迅速的崩溃，这之中至今依然有着许多的疑问。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伊斯兰革命得以实现，依赖的是传统的教士集团同社会主义左翼图得党的联合。革命成功的伊朗伊斯兰政权马上面临着伊拉克的入侵，两伊战争进行了整整8年。与此同时，新政权还面临着美国最为严厉的制裁，于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立刻开启了国产化的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建设。

大体上来看，伊朗的整部历史应当是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共情的。两个国家相似的历史进程几乎决定了两个国家都有着相似的政治光谱。首先，两个国家都有相当数量的海外流亡者或是不同政见者，他们大都在国内有着不愉快的遭遇。到了今天，这些人便在任何问题上，都同美国与西方的立场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两个国家的内部亦都有着数量庞大的不满的声音，不满的声音所聚焦的关键词亦都大抵相仿。

二、伊朗社会生活中的殉道元素

然而，在谈论伊朗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绕开，这个问题便是宗教。彻底置身于世俗社会的中国人若想对“宗教是如何塑造一个国家的”这样的问题有所理解、感同身受，必然需要通过自己的知识、智力、想象力进行一些逾越，而不是简单地用中国话语体系中现成的概念进行对应，例如说，把封建迷信、洗脑、外国势力、阻碍现代化、反人性等概念直接投射到对伊朗的理解中，跟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鹦鹉学舌，将世俗化与现代化、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彻底对立起来。

今年一月我在伊朗旅行，走在德黑兰的街头，一个现象令我无法忽视。在城市的主要街道，每隔一段，就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人像。走近一看，大体上可以通过简单的波斯数字和图案猜出，这些人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英烈。然而当地人进一步告诉我，这些烈士是在两伊战争时期牺牲的。仔细一算，即便从88年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35年。

更不用说，整个的德黑兰还保留着大量的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有关的印记，无论是宣传画还是纪念馆。比如说著名的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遗址，现今已经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教育基地。还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神圣守卫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展示了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的革命烈士，包括大量两伊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近来被以色列和美国暗杀的烈士，这之中就包括3年前在德黑兰近郊遇刺的那位核科学家和他已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的专车。当然，这里面还展示着萨达姆被捕时的经典场景。在清除萨达姆这个问题上，也许是美国和伊朗唯一一次的完全保持一致。最让我吃惊的是当我乘坐伊朗地铁的时候，我仔细盯着地铁线路图时，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有数十个地铁站，是以“烈士”（Shahid）结尾的，可以说，“烈士”是第一个真正触动我的波斯语词。

粗略的计算了一下，伊朗7条线路100多个车站中，有20多个是以“烈士xxx”的形式命名的。有学者、教法学家Mohammad Mofatteh；也有29岁的，在两伊战争丧生的旅长Mohammad Hemmat；还有被萨达姆处决的什叶派神职人员Muhammad Baqir al-Sadr。“殉道”，这个主题是伊朗社会的主要基调，如果我们随便翻阅一下伊朗的儿童图书就会发现，与殉道相关的主题占有相当比重，还有一些小英雄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比如说1980年在两伊战争中牺牲的，年仅13岁的法赫米德。他用一大捆手榴弹包裹着自己的身体，拔出别针，跳入敌人前进坦克的履带下，引爆自己，炸毁坦克。最高领袖霍梅尼更是直言：“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是我，而是那个13岁的孩子。他用他的小心脏扑向敌人，他比100个教士文人要有价值得多。”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着大量的烈士，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亦都是在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便为了崇高的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我们也许可以把伊朗的这位法赫米德等同于我们的黄继光。

然而，当中国人听见“殉道”两个字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些别扭，因为殉道的不仅仅有伊朗的这些为国捐躯的孩子战士们，还有那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kb分子。宗教就此同极端联系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猖獗的kb组织，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ISIS，无一例外，这些组织的基本意识形态是逊尼派的瓦哈比主义，并且这些组织极端敌视什叶派和伊朗。

在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整个伊拉克陷入混乱，恐怖组织丛生，这些kb组织并没有首先将武器对准美国入侵者，而是将武器对准了什叶派，尤其是位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什叶派的圣陵。伊朗朋友告诉我，当时苏莱曼尼将军率领圣城旅在伊拉克打击ISIS，守护着圣城，因此伊拉克的百姓也爱戴他。在今天，无论是伊朗还是伊拉克境内的针对平民的kb袭击，乃至全世界的恐怖活动，其根源统统出自逊尼派的瓦哈比主义。当今世界并没有任何一个什叶派的kb组织。

三、重审“文明冲突论”

但无论如何，伊朗的“殉道”，包括伊朗的革命，同中国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还是有着很大的分别。伊朗的“殉道”绝不是什么近代面对着外敌入侵才有的事物，其“殉道”所具有的最鲜明的特点正是在于，今天的伊朗将自己国家国民的身份认同以“什叶派”来完成整合。而什叶派恰恰自诞生伊始，所有的故事都与“殉道”有关。这样一来，伊朗这个国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以“殉道”作为主基调而建立的国家，同时，伊朗人所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殉道的历史。这样的特点几乎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我们需要理解，什叶派究竟意味着什么？

面对今天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总会有一些简单的想当然，这之中自然包括，把全世界70亿人划分成不同人种、宗教、文化，然后想当然地认为相同人种、宗教、文化的人是一个具有规范性意义的共同体，因此这个共同体自然应该联合起来。所有与文明的冲突有关的理论皆出自于此，无论各种理论家将世界划分成多少种文明，这样的划分也始终停留在学科理论层面，无法使世界每天上演的切实的战争与冲突变得可理解。原因很简单，这些区分都只是纯然外在的，进行这样的区分只是基于一种纯然的历史性，这样的区分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我们所运用的划分概念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具有一个概念的自足性，以及它同此时此地究竟产生了何种关系。

具体说来，今天世界的许多人会认为：俄罗斯是白种人，俄罗斯也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并且俄罗斯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更像欧洲，所以俄罗斯骨子里还是一个欧洲国家，他们想要融入西方。现在中俄的蜜月期都只是暂时的。然而，上述所有的论断统统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俄罗斯和西欧无论是人种、宗教还是衣食住行，相比于中国都同欧洲更接近，这种接近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然而，这样的说法无法回应任何一个俄罗斯未来会走向东方还是走向西方的问题，因为无论是白种人也好，基督教也好，统统不是一个与这个国家未来走向有关的问题。

首先是白种人，白种人从来不能成为任何意义上构成共同体认同基础的事物。人种肤色作为错误的认同基础仅仅在19-20世纪活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回到了它无关紧要的地位。人种肤色不具备构建共同体的力量，更不足够让我们做出敌人亦或朋友的区分。这般不具有任何严肃性的概念无法将人聚拢在一起，更无法让人为此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去建设这个共同体。用最为简洁的话说，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只是皮肤同自己颜色相同，就感受到了一种命运共同体般的纽带，并将他视作同胞，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基督教这个概念具备构建共同体所需要的严肃性，但是今天的欧洲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算基督教国家，今天欧洲的社会与伦理道德恰恰无时无刻不在反对基督教，今天欧洲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源自中世纪基督教神圣帝国的裂变，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由同基督教伦理与政治秩序的决裂引出的。今天的欧洲虽然放弃了基督教，但是并没有丢弃那个要去捍卫真正的普世价值的姿态，因此欧洲/美西方的普世与同样捍卫普世的俄罗斯形成了对撞。以基督教为切入，我们恰恰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俄罗斯与西方为敌，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中美必有一战”这般的命题（特指世界大战规模的，而不是指小摩擦）是彻底的伪命题。因为中国与美西方能产生对撞的只有经济利益和发展模式，而全面战争必然是全民的，自下而上联动的。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得利带给美国的相对地位的衰弱无法让全美国，哪怕只是美国的精英阶层真正联合起来将中国视作敌人。

四、“什叶派”历史的殉道及其普世内涵

带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考察伊斯兰世界。我们总会好奇为什么在巴以问题上，穆斯林不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和西方？有人对此的回答是，波斯人与阿拉伯人是世仇，什叶派与逊尼派教派分歧很大，无法调和。穆斯林不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然而，真正严肃的问题其实是：究竟什么是“外”，什么是“内”，只要都是穆斯林就可以想当然地被视作“内”吗？在我们过往的知识中，我们往往会把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离或分别的表面原因归纳为：什叶派只信仰阿里是真正的哈里发，而逊尼派则认为四大哈里发都属于正统的哈里发。于是，我们便会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因为教义不同而进行的战争感到困惑和不解，并认为这样的行径是无意义的，荒唐的，野蛮的。这个问题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只是觉得谁是真正的哈里发无关紧要，并且认为这是一个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问题。很显然，如此理解伊斯兰便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视野，即如他人自我认识一般理解他人。

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划分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人来说，他们会不断地强调，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叶派与逊尼派之分，只有穆斯林。尤其对于那些其生活周边没有那些可以划分为“什叶派”穆斯林的人而言，他们甚至会对“逊尼派”这样的概念感到陌生，比如说中国或印尼的穆斯林。但这个问题到了西亚和中东地区就会变得尖锐，因为这些地区什叶派人数众多，并且分化最初正是由“什叶派”开启的，是什叶派首先说出——“我们和你们这些穆斯林不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说，什叶派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对于什叶派穆斯林来说，他们从小就习得了自己如何同逊尼派穆斯林不同。而逊尼派大都不会学习这些，逊尼派不会去捍卫“逊尼”，但什叶派则会去捍卫自己的“什叶”。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见“什叶派”国家或是地区往往可以形成强烈的组织力量和向心力，而逊尼派往往给人呈现的面貌是一盘散沙。

什叶派与其周遭穆斯林的分离，源于先知死后继任问题的分歧。先知死后，一部分穆斯林选择追随阿里，因为阿里最早跟随穆罕默德皈依，更重要的是阿里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部分人认为，为了确保自由与公正的实现，必须得由得到真主保护，并完美无误的人来担任先知的继承人，这个人只能是品德学养兼具的阿里。而其他穆斯林选择通过民主协商推举的方式选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此时，分裂的种子便已然酝酿于其中。

阿里短暂继任哈里发不到五年的时间后便去世，死后穆阿维叶通过政变与阴谋诡计，篡夺了本属于阿里的儿子，第二位伊玛目哈桑（Hasan ibn Ali）的哈里发，开启了倭玛亚王朝的时代。自此也开启了穆斯林多数派迫害什叶派的历史，即什叶派的殉难史。阿里的追随者继续追随第二位伊玛目阿里的儿子哈桑，然而，穆阿维叶仍不善罢甘休，买通了哈桑身边的人给哈桑投毒，哈桑殉道，时年47岁。随后哈桑的弟弟侯赛因继任第三任伊玛目，他拒绝效忠穆阿维叶的儿子叶兹德，叶兹德决定对侯赛因进行追杀。在伊斯兰历61年（公元680年），穆哈拉姆月的第10日，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道，先知家族的所有成员除了伊贾得以外，全部遇难，连同哈桑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侯赛因的两个未成年儿子。自卡尔巴拉以来，什叶派开始作为一个成体系的，有组织的教派形成。什叶派的内涵变成了先知后裔的追随者。这般先知后裔的概念不是任何凭习俗意义上的血统论，事实上来看，先知后裔承载着殉道的精神，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一点任何穆斯林也不会反对。在今天，对于什叶派而言，虽然麦加是任何穆斯林都要去朝觐的圣地，但对于什叶派而言，更为重要的圣地则是卡尔巴拉。

然而，坚守着这条道路，便意味着更多的殉道者。第四任伊玛目萨贾德遭倭玛亚王朝的哈里发毒死（伊历95年，公元712年）；第五任伊玛目穆罕默德亦惨遭毒害（伊历114年，公元732年）；第六任伊玛目贾法尔惨遭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迫害致死（伊历148年，公元765年）……不用进一步叙述历史，除了最后一位隐遁的伊玛目，十二伊玛目中的十一位都是遭敌人毒害或杀害殉道的。

第十二伊玛目，在什叶派中又被称作“第十二伊玛目马赫迪”，马赫迪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引领者的意思，也有救世主的意味。他并不特指第十二伊玛目，而是在伊斯兰历史中广泛出现的一个与“救世主”有关的概念。什叶派和逊尼派共同认为，马赫迪的降临将使人类社会达到真主的完美。自第七第八伊玛目以来，在什叶派中便流传着是第十二伊玛目即是马赫迪的谕令。第十二伊玛目马赫迪继位后，他突然开始隐藏起来，仅通过代理人同外界交流。随着代理人的离去，马赫迪宣布了自己将永远隐遁下去。于是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伊斯兰正延续着“大隐遁”时期。“马赫迪的隐遁”在什叶派传统中，可以被视为最严肃的信仰。马赫迪仍然活着，而他的消失，是因为真主已经为世界准备好了十一个伊玛目，但是全部都惨遭人间的杀戮，似乎没有人在乎他们。于是真主所幸命令第十二伊玛目彻底隐遁下去，马赫迪的重新降临，需要等待人世间为救世主的到来对此做好准备。

对此，法国的哲学家、伊斯兰学家科尔班（Henry Corbin）在晚年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对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切——伊斯兰什叶派做出总结：

“在我看来，什叶派是唯一一个通过信仰伊玛目制保留并延续了人与真主之间神圣指引联系的教派。犹太人认为，作为人与真主之间真正纽带的先知身份在摩西之后就终结了。他们不相信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基督徒也没有超越耶稣。逊尼派也止步于先知穆罕默德，认为随着先知身份的终结，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只有十二伊玛目什叶派认为，这种联系通过马赫迪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至于马赫迪为何在就任伊玛目后立即消失，这几乎无需解释。真主以他的智慧如此安排就足够了。与此同时， 所有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都有责任为建立一个以正义、美德和虔诚为基础的世界秩 序而坚定不移地努力创造适当的氛围和环境。他们不仅应根据伊斯兰教义和崇高理想塑造个人的生活，还应努力在集体和社区层面建立伊斯兰秩序。他们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信仰服务，并做好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救世主。这就是伊玛目们告诫穆斯林继续等待马赫迪的意义所在。”

五、天启宗教与什叶派的双重区隔

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别绝不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争斗，因为十二伊玛目与哈希姆家族无一例外都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从民族成分上来看，伊朗人所敬仰崇拜的自然是阿拉伯人。但这在任何意义上不意味着波斯人屈服于阿拉伯人。无疑说，伊斯兰文明中伊朗之于多数派的海湾阿拉伯世界的处境，可以类比于基督教文明中俄罗斯之于西方多数派的处境。双方敌对的必然性在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共有的天启宗教的敞开与普世性。这般的普世性并不意味着非要将全世界同化成同一种宗教，但这样的天启宗教总会为这些文明带来一种善恶感——这种善恶感是超出任何习俗与传统的，它会立定文明与野蛮的分别，并内在的含有激烈的以殉道的方式，以暴力与强力抵抗恶的倾向，其具体的表现依然延续着什叶派从穆斯林中分化的趋向。首先是自我区隔，自我区隔必然面临外界多数派的迫害，于是走向殉道。20世纪的伊朗又在这条道路上走了下去。

对于今天的伊朗而言，同逊尼派的分立不能被理解为教派斗争，而是应当被理解为什叶派历史记忆的延续。今天的海湾逊尼派国家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君主专制的国家，王室的生活奢侈、荒淫无度，同倭玛亚与阿巴斯的哈里发毫无区别。与此同时，它们几乎都是美国的盟友，在对抗以色列的圣战中早已放弃了抵抗。伊斯兰对于这些逊尼派国家而言，仅仅意味着一套过去延续至今的习俗与律法。

而在近代伊朗的历史中，伊斯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重区隔，这重区隔意味着自己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了坚定地切割，并自信地认为只有伊斯兰才代表真正的文明。当西方的“船坚炮利”叩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对于现代西方文明根本道德品质有所反省的知识分子，只有一些例如像林纾、辜鸿铭之类的我们称之为“腐儒”的晚清遗老以及此后的学衡派。这些人主要对抗的是“打倒孔家店”，对儒家进行全盘反对的新文化分子。除此之外，中国最主流的声音还是关心救亡图存，自立自强的问题。

然而当西方的“船坚炮利”叩开近代伊朗的国门，自19世纪末以来，以近代西方的思想来反对伊斯兰与古兰经的社会思潮几乎从未出现过。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伊朗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在使用着“西方之毒”（Gharbzadegi，Westoxication）这一概念来形容西方，伊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与什叶派教士对待西方的态度与基本立场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共识。相比于传统的教士，伊朗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20世纪西方的思潮，革新、圣化伊斯兰传统。我们可以说，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表面上看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但是其宗教复兴的基础是以解放神学更新传统，将伊斯兰与殉道，伊斯兰与守卫文明彻底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这三位思想家都在伊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六、解放神学如何更新传统

那么伊朗是如何使使这样的革命与殉道精神，真正深入人心的呢？

在伊斯兰革命期间，作为解放神学的伊斯兰被推向了高潮。如果说中国在建国后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新人”“人民当家做主”“民族独立”等概念，建立人民主体性，那么伊斯兰便是通过对古兰经与伊玛目历史的神圣阐释，将整个社会灵性的革命力量彰显到极致。以下的讨论基本上出自20世纪伊朗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沙里亚提的思想，但这绝不仅仅意味着沙里亚提一个人的思想，恰恰相反，沙里亚提对于伊斯兰的理解奠定的是整个20世纪伊朗的知识分子对伊斯兰理解共同的基调。

沙里亚提为神学注入力量首先源于其所处时代的20世纪60-70年代伊朗神职人员的堕落。伊斯兰神学彻底被磨平了棱角，要么变成了伊朗国王的奴婢，要么则如同今日世界一般，成为了仅仅在神学院被教授的学问，亦或者说将宗教同迷信、互联网娱乐、心灵鸡汤进行联姻。伊朗在60-70年底也面临着相仿的处境。

沙里亚提首先控诉，在当今世界，伊斯兰教与小资产阶级完成了一场不伦之恋。在这场联姻中，神职人员让市井小民安于宗教 ，而市井小民则让神职人员安于世俗世界。的确，这样的情况古已有之，伊斯兰教总被用来为地主的权力辩护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伊斯兰教纵容集市商人的权力。沙里亚提尖锐地指责这些伊斯兰教士们将伊斯兰内部所蕴含的不断改革的生命力阉割为家长制与威权主义。

他的结论是：由于伊斯兰神职人员已经拱手将普及开花民智的使命转交给了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他当前的使命，就是将伊斯兰教从现实权力手上彻底解放出来。

沙里亚提对古兰经与伊斯兰历史的神圣阐释首先意味着，将作为一种习俗意义上的宗教伊斯兰，变成一种先知带领人民反抗世间的罪恶与落后传统的宗教。沙里亚提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智者、贤者，从孔子到释伽牟尼，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来自舒适的贵族阶层。然而，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的，他出生于贫苦人家的人间使者。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先知们无一不是带领人民揭竿而起，反对权贵、富人和骗子。 解放神学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就是服从那个最高的真主或/上帝。而我们所需要服从的只有先知那永恒的，不断同恶抗争的精神。

然而，当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伊斯兰迅速回到了古莱氏的部落文化的轨道之中。倭玛亚王朝的荒淫无度、背离真主，这样的论断并不是派系分别所致，而是任何是否真主的信仰者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沙里亚提看来，作为先知的继承人，随着阿里的离去，伊斯兰教的精神在阿里的子嗣那里得到了继承，他们继承的方式就是殉道。殉道的方式无外乎以自己的生命抵抗世间的罪恶与不公。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shahādat）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意义是永恒的，如同耶稣的道成肉身一般。这样一来，伊朗内部所蕴含的伊斯兰革命的种子绝不仅仅发生于1979年，恰恰相反，伊斯兰革命的种子自阿里的时期就已经孕育于其中了。伊朗现在的道路，真主的道路，只是需要遵循着先知的后裔。

七、理解“教法学家治国”

今天世面上流行的说法是，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一切权力归为最高领袖，宗教掌管一切。然而这样的说法恰恰意味着对其宗教之中解放神学维度的无视，将这般的宗教等同于习俗、教法意义上的，同现代化相抵触的墨守成规。

今天伊朗的全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们如何理解今天伊朗共和国这样的概念？难道这只是一个幌子？基于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伊斯兰革命将自己对巴列维国王的反对，同十二伊玛目对倭玛亚王朝君主制的反对看作是什叶派一以贯之使命的延续。作为解放神学的宗教意味着，反对把宗教视作为国家合法性作辩护的那种意义上的公民宗教。宗教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最为深刻地，更新社会，不断革新的超越力量。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一直都存留着。在沙里亚提看来，伊斯兰教通过圣战、人民的斗争和努力发展起来的文化和思想，却成为了倭马亚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倭玛亚王朝时期，大量的清真寺都变成了多神教，成为了压迫、欺骗和愚弄百姓的支持系统。如果我们再看看今天的逊尼派国家便会发现世上并没有新鲜事，伊斯兰教与世俗政权彻底地融为了一体，为世俗统治背书。然而在伊朗，伊斯兰依然保留了其作为宗教的，极为强大的解放神学的力量。一种并非凭借习俗的，而是凭借自然正当的对现实的反对与不满。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见在伊朗有着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游行示威。前两年，伊朗由于“头巾事件”立刻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头巾”的抗议运动，但于此同时，全国也同样掀起了一场“守卫黑袍、守卫头巾”的全国人民大串联。很显然，这样的画面绝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已然失去了革命动力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的绝对君主制国家。

在此之中，我们该如何理解今日伊朗的“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体制呢？的确，今日伊朗的大阿亚图拉有着最高的权力，但其实质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将宗教作为习俗的全权统治，将精神权力变成世俗的权力，而是代替已故的先知，监督着这个世界的发展运作，以防这个世界走向邪路。在此基础之上，自然有很多的灵活处理的情形，无论是发展经济科技、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等这些我们视作现代性标志的事物，统统不与伊斯兰相冲突。其实，今日的“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制度，符合每一个什叶派心灵深处的一些共识：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缺少统治者和领袖的组织化社会。先知穆罕默德不会忽略这一点，因此必然会指派一位继任人。

于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真正的分歧在于：“这个世界在穆罕默德以后，依然需要一位看护者，并且应该持久地永恒地需要一位看护者守卫正义，亦或者说穆罕默德在降示完真主的教诲之后，我们只需要在字面意义上遵循古兰经与圣训，一个正义的世界就将来临。”

伊斯兰对于今天的伊朗而言，首先是意味着解放神学，然后才意味着沙里亚律法。而作为解放神学，其自然需要输出革命。这般的输出革命，对于任何安于现代秩序，为现代秩序合法性论证背书的人来说必然无法接受。然而对于那些认定既定秩序有着根本的恶，因而需要被铲除的人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对于伊朗而言，以色列是根本的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时常说的不同宗教的分歧，因为古兰经中先知给予了犹太人和犹太教足够的肯定。数千年来，犹太人与波斯人和平共处。

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视为根本的恶，同以色列作为侵略者，与其作为一枚美西方势力安插在中东的棋子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同时冲突的烈度亦不止于此，美西方对于伊朗而言，还意味着不仅仅是外族，更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渗透到毛细血管的精神毒素。其根源与现代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品质有关：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反宗教、谋杀上帝/真主的基础上。现代西方文明纵容个人的欲望和享乐，彻底无视一切的共同体与道德。在此基础上，它为人类带来了最为深重的苦难，奴役了人类的心灵。于是，伊朗所激活的另一场圣战，也可以被称作是对“肉欲”的圣战。纵容肉欲，鼓励放纵的文明就意味着根本的恶。

归根结底，在伊朗知识分子心中，即便是伊朗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斯兰与西方之间也毫无任何妥协的余地。其实，无论我们将近代史称作西方化也好，现代化也好，西方-现代与伊斯兰在一个维度上是相同的，即可以“化”一切事物。无论那高远的神学、科学、艺术、哲学，还是今天人们喜欢谈论的文化、人种、民族、习俗，更不用说日常的世俗生活衣食住行，一切人间的事物，我们都可以称作是伊斯兰化的，或是西方-现代化的。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任何的调和与折中只意味着其中的一方将另一方降格为一种历史、习俗、文化、工具或一种趣味。在伊朗看来，以西方为代表的反宗教的文明之所以邪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习俗、文化、工具或一种趣味而邪恶，而是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可以容纳一切精神的西方现代文明而邪恶。

结语

本质上来说，我们是否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恶，它是绝对根本的，它先于一切的因素，无处不在、不可妥协，我们必须要抵抗到底，抵抗的方式也许可以灵活多样，但最终总是通往殉道。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有着同今天伊朗相似的社会文化，这样不可妥协的恶叫做资本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

即便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国亦同样面临着和伊朗相似的处境。例如说台湾尚未回归，美国依然深深的扎进了东亚的深处，美西方的文化、教育、意识形态依然无孔不入的渗透进我们社会的肌体中。然而，这一切对于中国而言，是否是不可妥协需要对抗的恶。很显然，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灵活的，我们有着更为务实的认识。事实上，我们灵活处理跟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处境有着高度的关联性。虽然我们尝试着通过教育、文化宣传等方式来保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保留的革命先烈的记忆，但在这一整个以“发展经济”、“人人奔向自己美好生活”为主要基调的时代，在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以后，一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本上可以说统统是苍白的。

当伊朗今天的宪法将什叶十二伊玛目派定为国教，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当伊朗的孩子们学习这些伊玛目的事迹时，心中会燃起什么样的火焰。这样的火焰可以迅速同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苏莱曼尼殉难了，但必然会有千千万万个苏莱曼尼，在今天的伊朗，苏莱曼尼已成为了新的精神领袖。可以想象的是，无论莱西总统的坠机事故最终同什么相关，它延续的是伊朗的殉道精神，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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