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对中国商品严厉课税，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图源：Lila Bart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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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商品严厉课税，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

全球化浪潮正在消退，至少从美国海岸开始。连续两任美国总统都坚定站在关税而非贸易协定这一边，认为那是管理国际商务的首选机制。

历史表明，我们理当谨慎行事。尽管增加关税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理由，但美国新的保护主义立场将提高价格，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并危及我们未来的增长。

以往积极且广泛征收此类关税的做法表明，限制贸易给美国和其他受影响国家的经济繁荣造成了严重风险。

在其任内绝大部分时间里，拜登在这方面保持低调，但上周，他宣布了一批针对特定中国进口商品的新关税，那些商品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钢铁和铝。虽然那些关税仅覆盖18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但目的是阻止电动汽车等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样，很大程度上，他使自己的贸易政策向前任唐纳德·特朗普看齐了。

其中原因不难理解。虽然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尽管慢了一点），继续创造就业（速度很快） ，但美国人并不满意; 民意调查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美国经济状况“很差”

寻找罪魁祸首时，人们的目光经常转向日益增多的廉价进口商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商品。毫无疑问，几十年的贸易增长已经造成了一些输家。从家具到电子产品，从玩具到自行车，国内制造业整体上已基本消失。眼下，我们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新领域的竞争能力受到严重质疑。

此外，随着与中国的政治紧张关系加剧，人们对贸易影响国家安全的担忧也在加剧。中国是锂和钴之类关键矿物的主要来源，这些矿物是许多电池的基本成分。此外，对中国半导体产品提高关税只是旨在支持国内芯片制造的一系列政策中的最新一项。芯片是从汽车到军事装备等各种产品的关键组件。

在这一背景下，拜登先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新关税中，至少一部分有道理的。但其他一些，比如将某些铝和钢铁产品的关税从零到7.5% 提高到25%，似乎是因拜登先生希望在 “铁锈地带”的摇摆州包抄对手而发起。那些关税将为美国工业增加这些材料的成本，妨碍我们重建制造业实力的努力。

此外，拜登政府宣布，将延长特朗普时代对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家具、服装和鞋类等商品在内，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尽管拜登先生对特定中国产品相对外科手术式的攻击远比特朗普先生疯狂的粗放手段更站得住脚，但过去七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急剧逆转带来了对增长、通货膨胀和美国就业总数的合理担忧。

在经济学导论课上，每个学生都会学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专注于它们可以最高效生产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样国家可以变得更加富裕。

紧接着1929年股市崩盘，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尽管被宣传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护工人和农民的一种手段，这部法律的通过仍引发了一波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加剧了大萧条，据估计导致全球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

汲取经验教训之后，贸易自由化启动，相继实施的协定大幅度将低了关税，通常是降到最低水平。随着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盛极一时。

正如宏观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随后的贸易增长为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带来了更便宜、往往事更优质的商品，帮助激发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适度的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学家忽略了微观经济效应。贸易固然有助于整体繁荣，但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失去了工作机会，或发现自己的工资减少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与他人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冲击”使美国失去近100万制造业工作岗位，总计失去240万工作岗位。受影响工人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帮助。

毫无疑问，特朗普先生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帮助他赢得了2016年总统选举，他也不失时机，实施了自己的议程，甚至矛头指向了来自日本和欧洲等盟国的一些进口产品，包括钢铁和铝、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

关税的一般问题在于，一个又一个研究表明，关税对消费者而言推升了价格，而且可能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尤其是在受影响国家实施报复时。

当中国承诺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时，特朗普先生宣布了胜利，但中国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眼下，特朗普先生正将一揽子挑衅味道浓厚得多的关税方案作为他竞选活动的核心。他提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至少60% 的关税，对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口产品征收10% 的关税。本月，他将对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加征200% 的关税加入了他的保护主义政策清单中。

我不是在预测另一场大萧条，但假如落实到位，特朗普先生的贸易议程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比拜登先生更加量身定做的方案严重得多。

​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已令达成进一步贸易协定的前景陷入僵局。华盛顿内部人士开玩笑说，美国贸易代表一职，理当改称为美国反贸易代表。目前的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上周错误地表示，关税导致价格上涨的证据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错误的”。

不是这样的。2019年，拜登先生为这场唐吉坷德大战风车式的贸易战批评过特朗普，那时他是正确的。拜登先生在一场竞选演讲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可能认为他对中国态度强硬。所有他兑现了的结果是，美国的农民、制造商和消费者损失了更多，花了更多钱。”（戴琪女士后来收回了她最近的评论。）

高盛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18年初到2020年初，关税目标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约4% ，同时非关税目标商品的价格下降了1% 。大量研究发现，价格上涨几乎完全由美国公司和消费者，而非中国出口商承担。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一项分析得出的结论，特朗普的关税导致16.6万人失业。

作为征收关税的必然结果，报复措施已经开始。《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帮助刺激了欧洲在其新的绿色基础设施法案中增加了自己的“购买欧洲货”要求。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数据，2020年，全球保护主义贸易干预的数量大约增加了一倍，且依旧居高不下。

我们需要更妥当的方法。关税可以用来临时庇护新兴的国内产业，就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时提出的那样。它们可以被明智地用来因应不公平的交易行为。当国家安全确实处在危境之时，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但我们也必须恢复消除贸易壁垒，而非增加。此外，我们还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发挥作用，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拒绝批准该组织上诉机构的所有候选人，并选择单方面行动，而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我希望，当今年的总统选举尘埃落定时，我们可以回到大卫·李嘉图两个世纪前已经解释得相当清楚的事情上。

（作者生于1953年，是美国商界人士，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财政部顾问。本文原题“Biden’s Get-Tough-on-China Tariffs May Backfire”，见于《纽约时报》网站，2024年5月21日发布。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