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文明的毒刺——《辽史》及《俄国史》摘抄

    读元人脱脱修撰的《辽史》，读到一段特殊事业——告密的发展史。虽谈不上光明正大，它却是文明发展过程诞下的产物；在大契丹部落文明化进程中，起初被严禁的告密一步步发展为受到统治者认可，并大加鼓励，加以应用。尽管大辽两百多年的国运毁于旦夕原因错综复杂，但无可置疑的一点，告密的兴盛是撂倒这个发达古文明的一枚致命“毒刺”。

    古代世界常常是主与奴的世界，也是主治奴的社会。奴婢不得犯上，更无权告发其主人，是那里的一则不可逾越的金规玉律。兴起于唐末草原游牧部族的大辽国，建国后很长时间仍严格遵守这则朴素法则。辽景宗（948—982）是大辽第五位皇帝，在景宗保宁三年（971），吴王耶律稍被其奴告发。官吏请求审问，景宗最后拍板，说：“我知道奴婢诬告，如果按问，恐其余奴婢效仿。”命斩奴示众。

    辽圣宗（972—1031）时期，接受汉文明熏陶的大辽其经济社会飞快发展，同时加快官僚法制的进程。983年底，圣宗有诏令全国官员当秉公尽职，不得阿谀顺旨。明确要求各县令及佐理官员如果遇到州官与朝廷使者非理征税索求，不要畏惧曲从。朝廷要经常听他们的意见，并以此作为确定政绩好坏的依据。同时，另有谕示，民间有父母在世而分开户籍别居的，由其邻里检举，加以责罚。一边倡导新时政风，一边弘扬古制美德，这些诏令遂成了辽国解禁“奴告主”的先声。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诏主人除非犯有谋反叛逆和流放死罪的，奴婢不得向官府告发；如果奴婢犯有死罪，允许送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言外之意，主人若犯反叛等死罪的，奴婢可以告发。鼓励奴婢大胆揭发，还特别给予奴婢一定的人身安全保障。其中，有文明进步的一面，也闪现“君主专制”的灵光。

    圣宗长子兴宗即位，兴宗重熙十七年（1049年）二月，有诏令士庶上言论国家便利之策，不得谈及私事；奴婢若有所见，允许告诉其主人，转呈皇上，不得亲自陈述政见。诏令显示告密事业似乎开了历史的倒车，这间接说明“君主专制”在北方草原要找到适合的土壤并非易事，至少不像它在南方那么水土相服。

    重熙二十四年（1053年）秋八月，辽道宗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巩固权力，即位之时便下了一道诏令，说：“朕以菲薄之德，接受遗诏，居万民之上，深恐才识有所不及，无法取信于群臣；尤其担心妄兴赋敛，赏罚不平，恩泽不能广布天下，下情不能达闻于上。所有尔等士庶都应直言无讳。正确的意见则选择采纳，不正确也不以为过。群臣应领会朕的心意。”

道宗时期辽国疆域示意图

    官民的反映也许达不到预期效果，同年十二月，辽道宗指示掌刑狱兼领上达下言之责的重要部门——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重申圣意，说：“朕这样年轻，便继承了大位，昼夜忧惧，恐不能胜任。诚心想听到直言规谏，以匡正朕的过失。朕即位至今已有数月，却未见有人能符合朕的心愿，充任朕的股肱耳目。要命令内外百官，任职期满时，每人上书言事。再次晓谕各部，不分贵贱老幼，都可以直言无讳。”

    “不分贵贱老幼，都可以直言无讳”的最新指示赋予了辽国告密事业全新的发展动力。1058年秋七月，道宗再诏：凡是掌管官府内库藏的官员盗窃库藏两贯钱以上的，允许其奴婢告发。此前一年，朝廷颁布法令，禁止官员从官府内借贷金钱从事贸易。作为君主集中和收紧国家经贸大权的配套举措，“奴告主”获得了进一步突破。

    于是，告密之法展现出它作为文明毒刺的一面，深深扎进大辽帝国的社会机体，掀起权斗的血雨腥风。

    大康元年（1075），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专权用事。宫婢单登等诬告宣懿皇后，耶律乙辛奏报皇上，皇上下令核查，乙辛奏称实有其事。皇上发怒，将乐人赵惟一灭族，斩杀教坊艺人高长命，皆没收其家，仍赐皇后自尽。

    大康三年（1077）五月，耶律乙辛上奏，据右护卫太保查剌等告发，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为帝，有所顾虑的道宗以为证据不足，而不加以治罪，让萧速撒等三人离开朝廷补任外官，护卫撒拔等六人各鞭打百余下，徙于边境。几日后，诏令对告发谋反之事的人，重加赏赐。

    六月，耶律乙辛指使皇上身边的近臣、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诈称自首，交待曾参与速撒等阴谋，并全部告发密谋者的姓名。道宗立即命令耶律乙辛等人调查此案，杖责皇太子，并将他囚禁于宫中。杀了三十多人。又杀了速撒等人诸子，没收其全部家产。随后，有人伪造太子口供文书，奏报皇上，皇上大怒，废太子，徙于上京监狱，耶律乙辛暗中派人到狱中杀害了太子。道宗仍不醒悟，朝廷上下纲纪大乱。

    时隔30多年，至天祚乾统元年（1101），凡是在大康三年被耶律乙辛所害的人，均官复原职，籍没为奴的人都释放出来，流放的人都回归乡里。第二年，复仇大爆发。先是发掘耶律乙辛等人坟墓，剖棺戮尸，诛杀其子孙；再是耶律乙辛余党子孙减死罪，徙于边境，其家属奴婢都赐给被害者之家。但有一部分耶律乙辛党人中尤为凶顽狡猾者，均以行贿得免。此时距大辽在亚洲东方的倾巢覆灭仅剩20年了。

    此后，赏罚无章，怨声载道，盗贼蜂起，叛亡事件接踵而至。最终酿成大辽西去的历史宿命，大辽西去深刻影响着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的历史趋向。

古罗斯贵族群像

    近日，读著名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教授（1841—1911）的五卷本《俄国史》，发现古老的罗斯法典里也有类似的“奴告主”禁令。在一份13世纪雅罗斯拉夫王公们签订的联合条约中，起初规定：王公的法官不经奴仆的主人同意不得审判奴仆。后来部分佃农加入了奴仆的行列，这一条就不大行得通了，修改后的新约法仍强调了“不能相信奴仆对其主人的告密”。随后，这一条新法扩大了，适用于农人。

    16世纪，随着莫斯科君主专制的兴起，“告密”法令遂成了君主集权的一把称手利剑，专制君主之下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皆为“奴仆”，他们知道，“只要有人检举他们不服从命令和谋反，甚至只要有这方面的嫌疑，他们就会被下狱”。同样，告密事业使得古代罗斯世界人人自危，为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崩溃埋下了祸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