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专题 | 莫迪到底能不能如期取得大胜？关键得看这一群体！（上）

作者 | 苏尼尔·卡夏普（Sunil Kashyap）

编译 | 陈卓

审核 | 陈安澜

编辑 | 章钰珏 陈珏可

 编者按 

本文关注印度教育和经济状况最恶劣、印地语区基数最大的选民群体——“极端落后种姓”（EBC），并认为该群体是决定印度2024年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表面上看，种姓保留政策是针对其他落后阶级（OBC）的优惠政策，但实际上OBC类别下更贫困的EBC却并未因此受惠——真正的政策利好仍被OBC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控制。作者梳理了印度独立以来围绕种姓权利和相关政策的辩论，认为在1950年国大党政府时期，种姓保留政策就没有考虑为EBC赋予政治权力。2014年印人党政府执政后，该党虽给予EBC更多政治代表权，但政治权力掌握在上层种姓手中。2024年大选召开在即，印人党政府加大力度争取EBC选票。而在另一边，印人党口中“给点酒肉就能收买”的EBC正要求政府进一步细分保留制，而非继续将他们当作一个整体“选票仓”看待。作者强调，即便此举会冲击印人党精心设计的“种姓组合”，但鉴于该党对印地语地区的掌控力度空前，就算EBC内部政治意识觉醒，中短期内，该群体大部分选票最终仍会流向印人党。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大篷车》

一

1月23日——印度总理莫迪为印度教圣城阿约提亚的罗摩神庙揭幕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又发起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政治行动——向已故比哈尔邦前首席部长卡普里·塔库尔（Karpoori Thakur）授予印度最高平民荣誉——“国宝勋章”（Bharat Ratna）。消息一经公布，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在新德里向印人党党员讲话时赞扬了卡普里对落后阶层（backward classes）平权运动的贡献。沙阿说：“莫迪1月22日完成了‘罗摩事业’（Ram kaaj），1月23日完成了‘穷人事业’（gareeb kaaj）”。他表示，莫迪和卡普里一样属于“极端落后阶层”（atipichchhdi jati）——一个受压迫的种姓群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剥夺社会、经济、教育权利。

1月24日，在卡普里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莫迪罕见地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盛赞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莫迪强调卡普里的生活与自己如出一辙，其中最主要是卡普里的种姓背景和强烈反国大党的态度。卡普里的导师洛希亚（Ram Manohar Lohia）被称为印度影响力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和“非国大党主义”支持者。莫迪在信中写道，“卡普里不顾‘强烈反对’，坚持种姓平权”。然而，莫迪没有说的是，这些反对声音实际上就来自印人党前身“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

卡普里是一位“铁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战士，他是自洛希亚领导下的国大社会党（CSP，国大党内部的社会主义核心团体）开始步入政坛的。和他的导师洛希亚一样，卡普里也主张为被压迫种姓提供保留——这恰恰是人民同盟和国大党大多数高层种姓领导人所反对的诉求，这些种姓后来被称为“其他落后阶层”（OBC）。即使在OBC中，也有部分种姓极其贫困，用行政话语来说就是“最落后阶层”或“极端落后阶层”（extremely backward classes，EBC）。卡普里所属的纳伊种姓（Nai）属于EBC，其传统职业是理发师。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OBC领导人来说充满希望，尤其是在印地语中心地带。国大党在1967年大选中受重挫，这为非国大党（如洛希亚的政党）的崛起腾出空间。北印OBC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OBC政治家活跃在各政党和政府中。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未来的总理查兰·辛格（Charan Singh）、比哈尔邦未来的首席部长B.P.曼达尔（BP Mandal）、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Lalu Prasad Yadav）等——他们将改变印度OBC政治的性质。

OBC的崛起更加明确了这一目标——受压迫者中的中间种姓（the middle castes）要求种姓保留。虽然表列种姓（SC）和表列部落（ST）享有宪法保障的保留权，但当时国家层面并没有做到为OBC提供保留。卡普里推广了洛希亚派口号：“社会主义者誓言，所有落后阶层都将获得60%的保留名额。”(在洛希亚的定义中，“落后”一词指的是所有被边缘化的人，如被压迫种姓中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妇女）。洛希亚的副手领导了比哈尔邦保留运动，而农民领袖查兰·辛格则巩固了北方邦的农业种姓。

1978年，卡普里任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并领导人民党（Janata Party）政府——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人民同盟组成的联盟，该党反对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领导的中央政府。卡普里根据蒙格利拉尔委员会（Mungerilal Commission，1970年由比哈尔邦政府任命组建，旨在研究该邦落后种姓问题）的报告实施保留配额制。卡普里授权在比哈尔邦的行政部门和教育机构中为其他落后种姓保留20%的名额。其中，上层落后种姓，即拥有土地的主要种姓，如亚达夫（Yadavs）、库尔米（Kurmis）、科尔里（Koeris）能获得8%的保留名额，其余12%则留给主要由无地工匠种姓组成的EBC。保留名额的分化至关重要——它承认在其他种姓中EBC人数更多，并且社会和经济地位更低下。

比哈尔邦爆发了由上层种姓领导的抗议活动，他们认为政府此举轻视了上层种姓。人民同盟支持这些抗议活动。最终，人民党放弃支持，这导致卡普里政府1979年垮台。不过，卡普里任期还是给印度的种姓政治留下了深远影响。他助力了EBC在比哈尔邦政府中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从而削弱了国大党未来几十年中在比哈尔邦的地位。在政治术语中，为OBC和EBC保留名额的二分法开始被简单地称为“卡普里公式”。

某种意义上，为卡普里颁发“国宝勋章”对印人党政府来说的确非同寻常，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印人党政府一直避免表彰那些与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一致的领导人。但是，对于政治分析人士来说，印人党发出这一信号非常明确。在OBC运动的先锋领袖中，卡普里是唯一一个来自EBC种姓的人。莫迪专栏文章中把将印人党政府“支持为经济弱势阶层单独保留名额”（一种只针对上层种姓的基于收入的配额）的举措比作卡普里公式。他列举了印人党政府针对OBC所做的努力，包括技能培训、财政激励措施。例如，“世界工匠”（Vishwakarma）计划、总理MUDRA贷款计划，以及赋予其他落后阶层委员会宪法地位，这些都继承了卡普里的遗产。

2024年大选召开在即，莫迪政府正在以更加显而易见的方式力图争取印地语区最大的选民群体——EBC，而这一群体在印度政治和社会中一直被忽视。印人党暗示EBC，该党将致力于“卡普里方案”。

二

人们通常认为OBC是铁板一块的选票仓。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时曼达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主要工作是确认印度社会或教育落后阶层）宣布为这些群体保留27%的名额，使得这一认知更加根深蒂固。这是一种误解——占主导地位的OBC社群和非占主导地位的OBC社群（或EBC）之间差异巨大。占主导地位的OBC由拥有土地的强势种姓组成，如亚达夫、库尔米、科利、贾特等，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多，经济条件也更好。EBC主要是无地劳工、工匠种姓、为上层种姓和占统治地位的其他种姓提供服务的种姓，包括从事理发和捕鱼等职业的种姓。许多EBC种姓，包括受压迫种姓穆斯林，都是熟练的工匠——陶工、铁匠、木匠、裁缝、泥瓦匠等等——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自己的种姓职业所限制，也没有多少机会接受教育。

卡普里·塔库尔20世纪70年代两度担任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图为他在 联合社会党（SSP）党代会上发表讲话。塔库尔是一位执拗的社会主义者，主张保留印度社会受压迫群体的权利。他出身于EBC种姓背景——奈伊种姓家庭。图源：《大篷车》

与上层OBC相比，EBC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历来更接近于表列种姓，这一事实促使巴胡詹（Bahujan，指达利特）领导人康西·罗摩（Kanshi Ram）将EBC划分为“共同受压迫阶级”（co-Depressed Classes），低种姓领袖安贝德卡尔（Ambedkar）用“受压迫阶级”（Depressed Classes）一词来指达利特人。在印度独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北印EBC一直没有切实的政治代表。他们在种族上分为数千个亚种姓，但分散在广袤的印地语带，因此很难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卡普里在演讲中说，EBC在“心理、身体、经济上被剥削”（manheenta, tanheenta aur dhanheenta）。

对EBC来说，争取代表权的斗争不仅是与上层种姓斗争，也是与占统治地位OBC斗争。即使是20世纪60和70年代，那时落后种姓的政治意识高涨，占统治地位的OBC在政党和政府中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但EBC仍几乎不被关注。立法议会职位、政党领导层、内阁职位、高级政府职位、高等教育机构职位等，都被占统治地位的落后种姓占据。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实施曼达尔委员会改革后，上层OBC进一步巩固了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力。

独立后的70年间，印度成立了许多委员会（一些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些是邦委员会）来定义何谓“落后阶级”，并相应地提出保留政策。这些委员会发现，在几个邦中，EBC占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但在政府服务、行政管理、政治、教育机构中却没有他们的身影。罗希尼委员会（Rohini Commission）2023年报告指出，近千个EBC种姓群体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行政职位，也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超95%的保留职位和席位被25%的OBC（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OBC）占据。

有观点猜测，授予“国宝勋章”是印人党回应“在野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种姓普查”一事。2023年10月2日，人民党（联合派，尼蒂什领导）（JD<U>）和国家人民党（RJD，亚达夫种姓主导）领导的比哈尔邦政府公布了近期出炉的全邦种姓普查数据：EBC占邦人口的36.01%，主导地位OBC占比27.12%，表列种姓占19.65%，先进种姓（未列在表列种姓和部落、OBC保留名单中的种姓）占15.52%，表列部落占1.68%。显而易见，EBC在该邦居民中占比最大。OBC占总人口的63.13%，远远过半。

比哈尔邦种姓普查刺激了一直宣称在全国推举种姓普查的在野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种姓普查一直是“INDIA”最大的承诺，也是唯一的承诺。种姓普查诉求若能够兑现，此举恐重创印人党。因为种姓普查的理念是，被边缘化的种姓可以根据其在人口中的比例要求保留席位。这可能会威胁到上层种姓——他们是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核心支持者——垄断印教育、行政、商业、政治等各个方面。

比哈尔邦的数据再次说明，在印地语中心带成功的政党一直以来认识到，OBC以及其中的EBC对选举结果影响巨大。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近几十年来没有一届政府是在没有EBC支持的情况下执政的。笔者研究了北方邦和比哈尔邦过去二十年的多个重要内阁，以及种姓政治后北方邦的立法议会构成，结果很清楚——谁能让EBC在立法机构和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谁就能赢得他们的支持；谁赢得了EBC的支持，谁就在邦层面站稳脚跟。从人数上看，EBC仍是北印最大的票仓，他们不再满足于与上层OBC混为一谈。

印人党及其盟友（如尼蒂什）近期离开在野党联盟，并重返印人党的全国民主联盟（NDA），他们都非常清楚这其中的种姓算计。NDA——包括印人党、人民党（联合派）、比哈尔邦几个小党——通过拉拢EBC领导人并让其加入内阁从而稳住政权。在过去十年中，印人党在印地语区慢慢赢得大多数OBC的选票，其OBC选票支持主要在北方邦，但也包括中央邦、拉贾斯坦邦、恰蒂斯加尔邦。绝大多数EBC都将选票投给了印人党。例如，根据印研究机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数据，在北方邦议会选举中，投票给印人党、占主导地位OBC的比例从2007年的12%上升至2022年的33%。据估计，EBC占北方邦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07年至2022年，投票给印人党的EBC人数占总EBC人口的比例从19%跃升至惊人的60%。在比哈尔邦，自2005年以来，NDA在每次选举都赢得了超40%的EBC选票。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这两个邦将共选出120名议员，而其体量最庞大的投票群体显然更倾向于印人党。

印人党如何获得这一成就？这当然不是通过向EBC提供保留席位。事实上，印人党只是通过慢慢“稀释”保留席位，并根据给经济弱势群体（EWS）的配额提供高种姓保留席位，从而削弱了平权行动政治的遗产。人们还很容易联想到，EBC（他们大多贫穷且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是被“印度教特性”（印度教民族主义核心概念）征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60和70年代OBC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由巴胡詹领导的政治运动为印人党提供了经验教训。这些政党曾成功地吸引这些群体，但却无法获得他们的长期支持。印人党为EBC提供了婆罗门主导的国大党和占主导地位的OBC政党从未提供过的东西：代表权、权力、尊严。最关键的是，印人党做到了不破坏印度教等级制——高种姓印度教选民和领导层不担心其权力受到任何挑战。

莫迪在“总理世界工匠计划”启动之前参观了印度国际会展中心“名流会议中心”（Yashobhoomi Convention centre）的一个展览，“总理世界工匠计划”是一项福利计划，为泥瓦匠、裁缝、织布工、铁匠、鱼网制造商等工匠群体提供贷款。总理在七十三岁生日时启动了该计划。图源：《大篷车》

上世纪60、70年代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OBC运动最终促成了印前防长穆拉亚姆·亚达夫（Mulayam Singh Yadav）的崛起。1979年，他在由查兰·辛格组建的人民党（查兰）（Lok Dal）中崭露头角。穆拉亚姆20世纪90年代初组建了印度社会党（Samajwadi Party，SP）。人民党（查兰）以“农民”（kisan）身份为中心，为恰好也是OBC的农业社群争取权力，而SP则将自己视为所有其他落后种姓的政治代表。这两个团体都是占统治地位的OBC大本营——SP由亚达夫统治，人民党（查兰）则是其他占统治地位的农业OBC种姓（如贾特人）的政党。总的来说，除了少数几个领导人外，这其中根本找不到EBC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坎西·罗摩在“巴胡詹”（Bahujan）——这个词的意思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旗帜下巩固EBC。坎西是旁遮普邦的达利特领袖，多年来，他通过“达利特和其他被剥削群体斗争委员会”（Dalit Soshit Samaj Sangharsh Samiti ，DSSSS）和“全印落后和少数族群雇员联合会”（All India Backward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Employees Federation ，AIBMCEF）等组织，在社会和政治上竭力团结达利特人和EBC。EBC是巴胡詹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也是坎西愿景的核心。

以安贝德卡尔为榜样，坎西鼓励达利特和EBC皈依佛教，并强调他们是大多数，因此有权统治社会。他经常提出这样的口号：“无论每个族群的人数有多少，他们都应享有属于他那部分的权力”（Jiski jitni sankhya bhaari, uski itni hissedari）；“我们投票，你们统治，这样的日子结束了”（Vote humara, raj tumhara, nahi chalega）。坎西用笔为象征在印地语地带传播他的理念——小笔盖是上层种姓的少数群体，但他们却能堵住作为“墨水”的多数群体。坎西推动建立了“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BSP），该党最终由他的门徒玛雅瓦蒂（Mayawati）领导。虽然这是一个由达利特领导的政党，但印人党承诺为EBC提供参加选举的入场券，并在执政后将他们纳入内阁。

1993年，当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后，北印大部分地区掀起了一股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SP-BSP联盟在北方邦击败了印人党。当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精辟地概括这一现象：“SP联手BSP，拱走BJP”（Mile Mulayam Kanshi Ram, hawa mein udd gaye Jai Shree Ram）。然而，SP-BSP联盟的成功并不像普遍观点认为的那样是“一个OBC政党和达利特政党的结合”，而是一个亚达夫政党和一个代表达利特和EBC的巴胡詹政党的结合。BSP一开始很有希望，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将EBC纳入了邦立法机构和议会。但最终，该党未能兑现为EBC政治革命的承诺，从而为印人党的介入腾出了空间。

根据公共记录、媒体报道、实地调查，笔者调研了北方邦6个立法机构和10个内阁中2400多名重点人员的种姓背景，并分析了1991年-2002年北方邦议会的种姓构成。笔者选取了（1）SP、BSP、印人党分别执政；（2）印人党和BSP联合政府；（3）SP和BSP联合政府的议会构成情况。笔者还研究了1989年-2022年，北方邦内阁和部长会议的种姓构成情况。从立法机构可以了解哪些族群在议会中有代表，而内阁则表明哪些族群在政府中拥有决策权。这些数据如下表所示。（为便于计算，笔者将重点放在印度教EBC种姓上，因为印人党在过去10年中巩固了这些种姓的选票。在确定这些种姓时，笔者依据的是社会公认的等级制度，而不总是依据政府的官方统计）。

上层种姓从来都不是BSP或SP的核心选区，但该群体却始终各占邦立法议会100多个席位。学者贾夫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和吉勒·韦尼耶（Gilles Vernier）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上层种姓“仍然是议会中代表比例最高的种姓群体，也是唯一一个代表比例超过其人口比重的群体”。塔库尔人或婆罗门在议会中的人数每次都很多，而且总是出现在内阁中。与此同时，占该邦人口五分之一的穆斯林在SP执政期间出现在议会和内阁中的次数最多，SP努力争取穆斯林的支持，因为该群体更倾向于投票反对印人党。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任何非主导种姓的穆斯林被选入立法机构。

在BSP-SP联合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种姓也享有充分的空间。在SP执政期间，亚达夫人一直在立法机构和内阁中占有重要地位。库尔米（Kurmis）是富裕的占主导地位的OBC，并在立法机构和内阁中都有重要影响力——任何希望击败SP的政党都更关注赢得库尔米选票。毛利（Mauryas）、洛迪（Lodhi）、贾特等占主导地位的OBC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20年来，在北方邦议会400多个席位中，印度教EBC赢得了16-30个席位——30席是在2022年邦选举中在印人党领导下获得的。对于占该邦人口至少三分之一的种姓群体来说，他们最多只能获得不到8%的席位。如果考虑到几乎每个选区都有EBC，而且他们的人数肯定高于占主导地位的OBC，那么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大多数政党并没有优先考虑将EBC种姓纳入立法机构。BSP和SP明显偏爱自己的种姓——BSP领导人马雅瓦蒂的种姓是贾塔夫（Jatavs），SP领导人穆拉扬和其子阿奇莱什的种姓是亚达夫（Yadavs）。

图源：《大篷车》

在BSP和SP结盟的1993年邦选举中，有88名OBC当选为议员。其中49人为亚达夫，19人为库尔米。只有12人为EBC。即使是在2007年，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善，当时BSP赢得208个席位，获得议会超半数席位。在赢得BSP选票的61名OBC议员中，只有13名来自EBC。2012年，当SP赢得多数席位时，其229个邦议员中有67人是OBC。其中，37人是亚达夫，只有10人是EBC。

在进入立法机构的EBC中，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的人数少之又少（这说明EBC在政府中缺少实际决策权）。相比之下，贾塔夫和亚达夫则经常担任主要部委部长，如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合作社部，而且在内阁中的人数也总是很多。

尽管表现不尽如人意，但1993年BSP-SP联盟的内阁和部长会议仍是北方邦历史上构成最多样化的。1993年，SP领导人穆拉亚姆担任首席部长，其政府的27位部长中有9位是主要种姓OBC（主要是亚达夫），而内阁中有4位亚达夫。6位部长是EBC，但只有1位在内阁任职，其余均为国务部长。6名达利特部长中有3人进入内阁。有3位穆斯林部长，其中一位来自受压迫种姓。只有3位部长是上层种姓。1997年，BSP领导人玛雅瓦蒂在印人党的支持下再次上台执政，在她不到一年的执政时间里，其政府的45名部长中有7名EBC和10名达利特人——其中6名是贾塔夫。玛雅瓦蒂政府内阁中的上层种姓人数仍多于EBC或达利特。

随着时间推移，EBC在政府中的人数进一步减少。2007年，当BSP单独执政时，玛雅瓦蒂的内阁和议会由上层种姓（主要是婆罗门）主导。52名部长（包括首席部长）中有12名达利特，其中9人来自贾塔夫社群（内阁中有5名贾塔夫部长），同时内阁中有5名EBC。每当印人党与BSP同时执政时，上层种姓在内阁和议会中的人数都会增加，但这却牺牲了少数群体的利益——2002年印人党-BSP政府部长中上层种姓和达利特人数相当，但只有两名少数族群成员。

贾夫雷洛和韦尼耶研究了2012年北方邦选举（SP在此次选举中获胜）的选票分配情况。数据显示，BSP慢慢放弃了EBC，而SP则忠实于亚达夫。BSP至少向上层种姓发放了121张选票，向达利特人（主要是贾塔夫）发放了85张选票，向穆斯林发放了88张选票。在给OBC的93张选票中，只有30张给了EBC。

在SP执政时，亚达夫占据统治地位。在SP政府内阁中，主要种姓的OBC部长人数最多，而EBC部长则少之又少。90年代，SP开始吸纳塔库尔人入党，他们很快也开始出现在内阁中。根据贾夫雷洛特和韦尼耶研究，2012年，SP向亚达夫和穆斯林发放的选票数量最多，分别为53张和70张。在上层种姓中，大多数选票被塔库尔获得。只有16张选票给了EBC。笔者发现，2012年由48名部长组成的内阁也体现了同样模式。亚达夫、塔库尔、穆斯林在内阁和议会中的人数几乎一样多，各有9人。内阁中有7名亚达夫、5名塔库尔、3名婆罗门。只有1名部长来自EBC，并且也没有进入内阁。

到20世纪末，EBC种姓开始要求更大的政治代表权。他们已经看到了过去几十年政治动员和权力如何影响达利特——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他们都能够在社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例如，有针对达利特暴行出台的法律，但这其中并未将EBC包括在内，他们因其基于种姓的职业而饱受污名化，同时受占统治地位种姓和上层种姓的暴力侵害。由于保留制，达利特能够进入地方政府、公共部门、高等教育机构——但许多EBC仍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此外，在北方邦仍然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拥有政治代表权也是一种社会保障。这意味着，如果地主夺走了你的工资，或者有人骚扰你，或者有人非法占有了你种菜或卖手工品的那一小块土地，你可以找人帮忙。在坎西时代，EBC获得了些许权力和尊严，但仍然缺乏真正的政治权力，因此具有政治觉悟的EBC种姓希望有一个政党能赋予他们权力。

一些非亚达夫的OBC和EBC政党确实涌现出来，但它们缺乏团结其他种姓的资本或政治手段。与坎西关系密切的库尔米领导人索尼·帕特尔（Soney Lal Patel）1995年组建了阿普纳党（Apna Dal）。库尔米人开始在其指导下团结起来，但却无法吸引EBC种姓。来自EBC拉杰巴尔（Rajbhar）种姓的领导人奥姆·拉杰巴尔2002年成立了苏哈德夫印度社会党（Suheldev Bharatiya Samaj Party，SBSP），其中苏哈德夫是传说中古印度恒河中游北岸舍卫城的王，而拉杰巴尔人声称自己是苏哈德夫的后裔。2022-2010年，SBSP参与了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各级议会选举和大选，但只赢得的选票极少。

BSP党首玛雅瓦蒂（左）和她的导师坎西·罗摩一起，他是BSP的创始人。坎西是一位受压迫种姓的革命领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曾在“巴胡詹”旗帜下动员EBC。图源：《大篷车》

这导致EBC很容易受印人党政治战略和莫迪的影响。印人党战略人士明白，EBC正寻求政治认可，因此该党将重点放在了这些分散的社群上。印人党成功地动员了EBC，该党在政治组织和选票分配方面都向EBC提供了机会，并为承认各EBC群体的独特身份做出巨大努力。

大多数亚达夫都归属SP，因此，对于该邦的任何政党来说，将非亚达夫OBC和EBC团结在一起至关重要。BSP政治命运衰落后，印人党收编了印度教EBC领导人及其支持基础。印人党将来自不同EBC种姓的前BSP和SP领导人拉入自己的阵营——如纳伦德拉·卡夏普（Narendra Kumar Kashyap）、达拉·乔汉（Dara Singh Chauhan）、达拉姆·赛尼（Dharam Singh Saini）、洛凯什·普拉亚帕蒂（Lokesh Prajapati）、拉梅什·宾德（Ramesh Chand Bind）、达门德拉·卡夏普（Dharmendra Kashyap）、巴班·拉杰巴尔（Babban Rajbhar）、阿尼尔·拉杰巴尔（Anil Rajbhar）等等。

很显然，所有政党都在2017年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力争EBC的选票。甚至连SP也意识到需要摆脱其作为一个“亚达夫党”的形象，并引入了一些非亚达夫的OBC和EBC领导人。但SP甚至都没有像印人党那样成功——印人党赢得了59%的EBC选票。部分原因是，印人党似乎要将落后种姓领导人凯沙夫·毛里亚（Keshav Prasad Maurya）推举成为首席部长，这是一位来自占主导地位的OBC种姓毛里亚（Maurya）的资深政治家。任何非亚达夫的OBC都可以成为首席部长，这一观念在该邦所有非亚达夫OBC中颇受欢迎。印人党还与阿普纳党结盟，并瞄准库尔米的选票。这样做对印人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影响。首先，印人党需要争取非亚达夫、占主导地位的OBC选票。其次，赋予库尔米代表权也会改善印人党在EBC中的形象。与毛利亚一样，库尔米虽然是一个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很强大的种姓，但这种形象在EBC种姓看来并不具有威胁性。

印人党还与代表拉杰巴尔种姓的SBSP结盟以争取拉杰巴尔的选票，同时争取SBSP候选人所代表的EBC种姓的选票。拉杰巴尔占北方邦人口的2%，在该邦100余个席位中很有影响力。印人党在2017年邦议会选举中斩获312个席位（总席位数403席），激活EBC的票仓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印度主流报纸《今日印度》称，“绕过穆斯林选民，印人党将过去代表性不足的农业社群（如EBC和非亚达夫达利特）组建成为一个广泛的、利好穷人的联盟，这进一步巩固了该邦多数群体。” 

通过向EBC提供“门票”，印人党赢得了这些被剥夺权利的社群的信任。一旦获胜，印人党就通过让EBC进入内阁并担任要职继续强化这种信任。虽然印人党任命塔库尔人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为北方邦首席部长，但也任命了毛里亚为两位副首席部长的其中之一。笔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议会有22个EBC议员，2017年有27个。虽然数字并没有大幅增加，但哪个党提名他们却很重要。2012年，获胜的EBC候选人中有10名来自SP，其他人则主要由BSP提名。而印人党的表现更出色——当年27名EBC领导人中有22人在印人党及其盟友的支持下当选并进入议会。2017年约吉内阁和部长会议包括6名EBC成员。印人党任命拉杰巴尔进入内阁，并担任EBC福利事务部长，该党还让来自诺尼亚（Noniya）EBC社群的前BSP领导人达拉·乔汉（Dara Singh Chauhan）担任内阁职务。4名EBC邦议员被任命为邦级部长。

印人党不会安于现状。2018年，印人党授予全国落后阶层委员会（NCBC）宪法地位，这满足了OBC长期以来的要求。该党还任命了一名赛尼种姓（Saini）成员担任邦落后阶层委员会负责人——赛尼也属于EBC群体，该种姓也是政治组织能力最强的的农民社群之一。2019年，比哈尔邦提名同样来自诺尼亚社群的前BSP高级领导人法古·乔汉（Phagu Chauhan）任邦长一职。法古是EBC政治名人，他曾凭借人民党、BSP、BJP的选票在北方邦戈西选区（Ghosi）获胜。自卡普里时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任何EBC担任如此高的职位。2021年，印人党在北方邦潘查亚特选举中再一次实践了这一策略，确保相当数量的EBC被提名并当选执政，这也说明该党已深入到足够多的EBC社群中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北方邦与放牧有关的社群（加达里亚、帕尔、巴格尔、丹加尔）人口约占该邦总人口的3%，这些族群遍布全邦，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人曾被选入立法机构或议会，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直到21世纪初，这些群体都会投票支持SP或BSP。印人党拉拢了来自这些社群的多名前SP和BSP领导人，并提名他们担任工作重点或立法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政治家SP辛格·巴盖尔（SP Singh Baghel），他曾凭借SP和BSP的支持参加人民院选举，2014年转投印人党，并在阿格拉选区选举中获胜。目前，巴盖尔是印卫生和家庭福利国务部长。

图源：《大篷车》

拉杰巴尔2019年与印人党闹翻，并从约吉政府内阁中被除名。他所在的政党完全退出了联盟。（这次分裂的原因与EBC的保留问题直接相关，笔者在后文探讨这些原因。SBSP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与SP结盟，目前又回到了印人党领导的政党联盟NDA）。与拉杰巴尔决裂在2022年北方邦议会选举中不利于印人党，但该党巧妙地处理了其中的种姓算计。印人党与北方邦EBC政党NISHAD党结盟——尼沙德种姓（Nishad）属于EBC，其传统种姓职业依赖河流资源，从事船夫、渔民等工作，这些族群遍布该邦所有主要地区。

在2022年北方邦邦选之前，印人党在20个EBC社群——库姆哈尔（Kumhar）、拉杰巴尔（Rajbhar）、奈（Nai）、纳姆德夫（Namdev）、尼沙德（Nishad）、洛蒂（Lodhi）、帕尔（Pal）、塞尼（Saini）、特利（Teli）、乔拉西亚（Chaurasia）等举行了公开会议。虽然每个社群的人数只有几千人，但这些群体遍布北方邦大多数选区。这些进展由来自EBC社群的前BSP领导人纳伦德拉·卡夏普（Narendra Kumar Kashyap）领导推动，他已被任命为印人党落后阶层分支机构负责人。

与阿普纳党（索尼拉尔派）结盟后，印人党继续得到库尔米人的支持。印度主流报纸《印刷报》分析显示，在2022年北方邦选举中，印人党向印度教徒OBC发放了139张选票，其中库尔米的票最多。占主导地位的洛蒂社群自卡扬·辛格（Kalyan Singh，来自洛蒂OBC的北方邦前首席部长）时代以来一直是印人党的坚定支持者，目前已获得18张选票。然而，EBC种姓中也有不同的代表。

印人党-阿普纳党-NISHAD党联盟还向尼沙德（Nishad）、卡夏普（Kashyap）、宾德（Bind）种姓发放了9张选票，这些种姓主要分布在沿河选区。卡尔瓦（Kalwars）、泰利（Telis）、索纳尔（Sonars）获得了7张选票，亚达夫也获得了7张选票。古尔贾尔（Gurjars）获得了7个席位，拉杰巴尔获得5个席位。剩下11个席位给了人数较少的落后种姓。

相比之下，《印刷报》发现，“SP及其盟友将选票给了政治上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而不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在SP及其联盟伙伴提名的168个OBC候选人中，亚达夫占了绝大部分。SP与阿普纳党的一个派别结盟——阿普纳党（卡默拉瓦迪派，Kamerawadi），该派提名了34名库尔米人——占该党总提名OBC人数的五分之一。SP另一个联盟伙伴是国家人民党（Rashtriya Lok Dal，RLD），这是查兰·辛格创建的一个政党派别。RLD提名了贾特人、古尔贾尔人、穆斯林。毛里亚社群获得了17个提名。“尼沙德、宾德、卡夏普构成了北方邦的渔民社群，分布在大部分地区，但只获得了10个席位（6%）。拉杰巴尔只获得了4个席位的提名，其中3个来自SP，并且其中一席还留给了拉杰巴尔（Prakash Rajbhar）的儿子，而SBSP的领导人则来自他自己的政党。”分析称：“其余OBC中仅提名了18名候选人（11%）。”

笔者分析表明，当选的403名议员中有30名是EBC，其中21名是凭印人党及其盟友的选票当选的。内阁组成也沿袭了印人党的“种姓算数”。2022年，约吉政府内阁和部长会议有9名EBC部长。印人党籍阿尼尔·拉杰巴尔（Anil Rajbhar）被任命为劳动与就业部部长，NISHAD党籍桑杰·尼沙德（Sanjay Nishad）被任命为渔业部部长。其他7位EBC领导人被任命为邦事务部长。

实际上，印人党的“彩虹联盟”（指各种姓组成联盟）将所有有理由对SP和BSP不满的选区都集中到了一起。这使得印人党能够在排除穆斯林——无论他们是占主导地位的种姓还是受压迫的种姓——同时上台执政，并削弱了达利特的选票分量。但此处出现的另一种模式也值得注意。在过去两届议会选举中，尽管立法机构和内阁中的族群代表多样化了，但印人党还是确保了上层种姓在人数和权力上的主导地位。笔者统计，2017年印人党的312个邦议员中有141人是上层种姓，2022年的255个邦议员中有112人是上层种姓。他们在内阁中也占主导地位。重要的部长职位不是被塔库尔就是被婆罗门占据。2017年，约吉政府25位内阁部长中有16位是上层种姓，2022年的18位部长中9位是上层种姓。从内阁到部长会议，上层种姓的人数逐渐减少，而占主导地位的OBC、达利特、EBC的人数则越来越多。实际上，虽然这些群体可以声称在政府中有一定的地位，但邦内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上层种姓手中。与人口比例相比，印人党提名和任命担任掌权要职的EBC人数仍然少得可怜。

图源：《大篷车》

这是印人党执掌所有邦的共同模式。《印刷报》另一项分析研究了印度8个印人党政府内阁，发现在123名内阁部长中，82人来自上层种姓或主导种姓，而8位首席部长中有6位是上层种姓。分析称：“乍一看，该党似乎......在安排落后种姓的人担任要职。”然而，仔细观察一下印人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或其所辖各邦的权力结构，就会发现低种姓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只是象征性的。然而，即使是象征性的，印人党似乎仍赢得了EBC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印人党和SP和BSP相比，从这些种姓中得到了更多支持。印人党甚至没有触动上层种姓的权力，仅仅通过“种姓算数”，就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多样化的票仓。

三

2023年，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德瓦尔卡（Dwarka）的“名流会议中心”（Yashobhoomi Convention Centre）庆祝了自己的生日。商工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财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出席活动。近6000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印度教民族主义口号——“罗摩得胜”（Jai Shri Ram）“印度母亲得胜”（Bharat Mata ki Jai）的声浪此起彼伏。全印70个地方同时举行70场活动，并有70位知名印人党领导人出席活动。庆祝活动并不是为了纪念莫迪73岁，而是为了启动“总理世界工匠计划”Prime Minister Vishwakarma Yojana）——一项耗资1300亿卢比的面向传统工匠和手工业者的计划。该计划涵盖木匠、铁匠、石雕匠、陶匠、泥瓦匠、造船匠、制渔网匠、理发师、裁缝等，其中大部分职业历史上由EBC承担，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印度神话中建筑大神毗首羯磨的后裔。

莫迪在讲话中赞扬这些职业并表示，“工匠们之于国家，就像脊柱之于躯干。”莫迪还强调，“总理世界工匠计划”旨在为这些群体提供低息贷款、激励措施、技能培训，这将推动这些群体融入全球供应链，并在原本由机器主导的市场中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天地。该计划覆盖全印约140个工匠种姓或部落。截至2024年3月，已有超1250万人登记该计划以享受福利。

“总理世界工匠计划”结合了宏伟的象征意义与福利，凸显印人党在EBC工作上已取得成功。尽管EBC作为一个整体正努力参与政治，但其身份和文化却始终让这一整体内部处于变化的状态。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种姓一直局限于其传统职业，在独立后，他们与日益工业化的世界作斗争。自由化之后，这些社群被迫与大型制造商竞争，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本岌岌可危的经济处境。总体看，EBC对社会的贡献仍然没有被承认，也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国家支持。EBC的文化标志、历史、神话很少得到婆罗门印度教徒的肯定——他们认为EBC地位较低，而自由化的国家则将他们抛在脑后。印人党正确地认识到，仅靠政治代表权还不足以赢得EBC的支持。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印人党一直在不断努力肯定EBC的尊严和自尊，同时也在为本党的意识形态目标服务。

在此，印人党进一步瞄准了那些EBC中的特定种姓。例如，2017年上台后，北方邦约吉政府成立了“陶工土匠委员会”（Mati Kala Board），为支持陶工和粘土工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波阇波提（Prajapati）种姓的EBC群体。据《经济时报》报道，在随后的3年里，“该委员会确定了4万名工匠，并为5261名工匠提供了电动陶轮，为3.5万名工匠提供了免费挖掘粘土的收入租约，并根据现代需求培训了3000多名工匠”。约吉在2019年印大选和2022年邦选举前特别强调印人党政府付出的努力，并于2021年赋予印人党领导人达拉姆韦尔·波阇波提（Dharamveer Prajapati）部长职位。

印人党的福利政策提升了该党在EBC社群中的形象。例如，莫迪政府2015年推出的“总理人民金融计划”（Jan Dhan Yojana）。对于北方邦农村地区的许多EBC来说，拥有银行账户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突破。在疫情封锁期间，天然气、电力、厕所甚至口粮政策都是如此。对于那些生活拮据的人来说，这些政策带来变化是巨大的。此外，由于政府大规模宣传各项政策，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感谢谁——莫迪。

除了毗首羯磨之外，印人党还不断表彰EBC的文化偶像。除了确保向传统上与放牧有关的EBC族群领导人提供“入场券”外，印人党还通过向该族群崇拜的马拉塔女王阿希亚巴伊·霍尔卡尔（Ahilyabai Holkar）致敬来讨好他们。霍尔卡尔的雕像被安放在北印最著名寺庙瓦拉纳西黄金庙（Kashi Vishawanath）中。此前，没有任何其他政党给予这些族群如此尊重。

印人党经常通过塑造身份认同来推进印度教右翼意识形态，并强化瓦尔纳等级制度。例如，印人党通过十一世纪统治者苏尔德夫（Suheldev，据说苏尔德夫曾统治过今北方邦的巴赖奇<Bahraich>）皇帝这一象征，以争取拉杰巴哈尔和帕西达利特的支持。2016年2月，沙阿为苏尔德夫雕像揭幕，两个月后，印人党高级领导人马诺吉·辛哈（Manoj Sinha）为“苏尔德夫超级快车”揭幕。2019年大选之前，莫迪推出了以苏尔德夫名字命名的邮票。关于苏尔德夫的历史记录模糊不清，有关其生平和个人身份细节也不确定。印度教右翼组织用族群言论填补了这一灰色地带。他们散发小册子，将苏尔德夫美化为击退穆斯林国王马苏德（Ghazi Saiyyad Salar Masud）的印度教皇帝。在他们的故事中，马苏德让一群奶牛站在军队前，以挫败苏尔德夫，因为作为印度教徒，苏尔德夫不想伤害圣物。现在，印人党各路拥趸在媒体大众中重复着这一将载入史册的叙事。

记者拉迪卡·博尔迪亚（Radhika Bordia）在The Wire网站上撰文指出，印人党的EBC战略在罗摩寺落成典礼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博尔迪亚写道：“印人党知道该把重点放在哪里。”该党强调了毗首羯磨是寺庙的建筑师，或通过工匠群体制作的土灯（diyas）将制陶匠（rajapati或kumhar）与寺庙建成联系在一起。一位工匠种姓群体的人表示，他为罗摩庙的建成倍感骄傲。尽管他不知道“世界工匠”计划具体提供了什么，但他很高兴“总理一有机会就会尊重（Samman）我们这个群体”。博尔迪亚指出，“Samman一词用得很重，而这正是印人党-RSS联合体为其打造的观念”。

根据印度史诗改编的电视剧《罗摩衍那》中的一张截图，描绘了神话中的国王尼沙德·古哈（Nishad Raj Guha），据说他是居住在萨尔朱河（Sarayu river）附近森林中的一位皇帝。古哈也被称为“船夫之王”，据说与沿河的EBC种姓有关。《罗摩衍那》将他描绘成一位居住林中的首领，他非常尊敬刹帝利国王罗摩。图源：《大篷车》

博尔迪亚指出，罗摩庙落成礼也肯定了EBC社群。该社群崇拜传说中的王——尼沙德·拉吉·古哈（Nishad Raj Guha）——被称为“船夫之王”。据说尼沙德居住在北方邦距普拉亚格拉吉（Prayagraj）约40公里处的甘加河畔，近什林维尔普尔（Shringverpur）。据民间传说，罗摩在流亡途中曾在国王的宫殿里过夜，当时他正在林里。2017年印人党在该邦执政后，该党表示什林维尔普尔为圣城，并在什林维尔普尔要塞树立了尼沙德的雕像。印人党和RSS高级官员经常赞扬尼沙德在罗摩流亡中做出了贡献。博尔迪亚写道，这与印人党的EBC项目不谋而合：

虽然罗摩庙主庙供奉的是罗摩，但也有配角角色，如供奉尼沙德的副庙......这并没有挑战种姓瓦尔纳体系，在瓦尔纳体系中，首陀罗OBC、贱民、部落民都是“上层种姓”英雄的配角。不过，印人党此举确实认可了一些低种姓族群，在此之前，这些族群在独立后的印度几乎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承认。

颂扬尼沙德说明了博尔迪亚的论断。印度教右翼声称，尼沙德王为罗摩洗脚，并喝水以示敬意。尼沙德对刹帝利国王的崇敬体现了印度教的等级制，在婆罗门教经文中，首陀罗种姓以及今天的OBC和EBC，被描绘成等级制度中最低级的种姓，据说是从梵天的脚下生出来的。

低种姓尊重莫迪的部分原因还在于莫迪的OBC背景。甚至在2014年民意调查之前，当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反对国大党的浪潮，而莫迪人气飙升时，他就曾声称自己属于一个OBC族群。2019年大选前，印人党另一位非占主导地位的OBC领导人乌玛·巴蒂（Uma Bharti）说，莫迪出身EBC，莫迪政府内阁部长中有三分之一是OBC。沙阿在“国宝勋章”讲话中也重申了这一说法。最近，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指责莫迪谎称自己出身于OBC。联邦政府随后发表声明，重申莫迪所在的莫德甘奇（Modh Ghanchis）族群是OBC。

莫迪来自莫德甘奇种姓，是被称为“泰利”种姓（Teli，主要从事采油和贸易）的分支种姓。学者坎查·谢泼德（Kancha Ilaiah Shepherd）在《大篷车》上撰文称，莫德甘奇的传统工作是贸易，这与商人吠舍种姓巴尼亚（Baniya）更相似，而不是落后种姓。谢泼德还指出，在曼达尔委员会的种姓保留提议生效之初，莫德甘奇并没有被列入OBC，他们的OBC身份是后来才被承认的。谢泼德写道，“莫迪从未在邦选举中以OBC自居，而是以巴尼亚身份示人。只是在2014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莫迪才突然想起自己的OBC身份。”谢泼德认为，莫迪的独特身份——“巴尼亚血统和OBC的结合”，恰恰符合印人党的需要。印人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口数量巨大的首陀罗选民，但如果讨好首陀罗选民是最重要的，该党完全可以支持其他首陀罗领导人。然而，没有人能像莫迪那样，既讨好了巴尼亚，同时又打出OBC这张牌。

笔者采访了离开印人党“全国民主联盟”（NDA）后的SBSP领导人拉杰巴尔。他解释了印人党缘何关注EBC的历史角色。他认为，“印人党完全认同瓦尔纳制度。只有在受教育、能就业的情况下，国家才会进步。但你们却让放牧种姓加达里亚（Gadariya）继续放羊。为什么不谈他们的教育问题？他们的就业问题？”

拉杰巴尔称，支持印人党EBC领导人为选票“搬运工”——他们身上扛着EBC的选票并将其送给印人党，而不会挑战印人党上层种姓控制权力。他补充说，“他们想让我们重操旧业。他们想把我们带回我们逃离的地方。我们的伟人为之奋斗的自由，他们却想夺走，让我们再次成为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