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 | 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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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

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如何积极主动顺应“三新一高”的发展逻辑,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命题。未来 10 至 15 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任务和核心主题,就是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适应,为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增添新动能,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好的体制机制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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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强国目标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问题导向,破除体制机制弊端,高水平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开放的实践逻辑来看,改革开放由原来的局部探索、先易后难、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总体来看,新时代十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制度优越性,推动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体制更加规范有效。改革始终突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与新特点

从国际层面来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需要统筹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的深层次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展开的,并将对大变局产生深远影响。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既为我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和提升发展战略机遇的内生性、延展性和可塑性 , 这亟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从国内层面来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任务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之间的关系?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通过高水平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如何破解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全面、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对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点,又要体现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充分彰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我们需要统筹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五位一体发展 ;统筹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统筹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实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更加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未来一段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顺应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新规律、新特点和新要求 :一方面,更加彰显制度创新的集成性、系统性、整体性,注重功能优势更加协同、体制机制更加协调 ;另一方面,更加凸显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原来的追赶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型发展目标。这要求我们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推动科技资源整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转化,形成与传统改革和增长路径不同的生产函数、增长模式和创新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内在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逻辑链条。这样的实践与逻辑,决定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以激发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改革和完善传统生产关系,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二)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主线与目标

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未来的发展历程也将证明,改革开放不仅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胜法宝。面向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应更加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这一主线,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显著特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加快构建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相契合的、更加完善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创造坚实的体制机制条件,为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更加彰显发展的主体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更加注重发展主体的人民性、实践性以及发展利益的均衡性、普惠性 ;也将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高水平开放与合作共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机制保障。

全面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要解决的关键议题

面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任务和新使命,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必须顺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全面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深入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与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问 题。积极对标和对接CPTPP、DEPA 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是深入推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化新型分工体系、产业链重构格局和国际大循环,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

三是加快破解阻碍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来看,内外双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非彼此割裂和独立循环的格局,因此要积极构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体制机制条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取决于国内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程度。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背后,还涉及国内的许多深层次经济体制与投资、市场准入、监管等方面的改革问题。

四是要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建设。一个强大的统一大市场体系,是真正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效率的必要条件与重要保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应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而市场化改革应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改革为关键,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重中之重。

五是要加快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适应现代化经济体制的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要破除阻碍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瓶颈,加快推动教育体制机制、科研体制机制、人才评价体制机制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形成创新网络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机制条件。

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高水平”应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要素市场价格是否真正实现由市场机制决定?二是生产要素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是否真正自由流动,且不存在隐形壁垒?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得到提升?投资效率如何提升?技术进步如何加快?资源如何实现有效配置而不是错配?市场化改革如何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高质量发展源泉的培育?四是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是否得以确立?五是各类市场主体是否真正公平竞争?六是产权是否依法得到有效保护?建立完善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是最好的预期管理和引导机制。七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问题导向来看,还需要加快推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健全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土地要素市场体系 ;有效有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与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进一步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 ;进一步完善注册制改革与促进金融科创发展 ;形成加快金融自身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与确立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要素数据产权制度确权、定价、流通、交易等市场化行为机制建设。这些改革都是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完善新型生产关系的现实需要和重要选择。

进高水平改革开放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聚焦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妥善处理好几对重要关系。

一是处理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的关系,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实践路径问题。新时代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既要尊重由改革的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整体性等特征决定的顶层设计的战略引领作用,也要发挥基层实践与自主创新、大胆改革的先行先试经验探索 ;要通过体制机制的设计,推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有机结合,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和制度优势,形成全面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与复制推广相结合的新经验和新模式。

二是处理好改革开放的激励与约束关系,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机制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改革开放自身也需要强化动力机制设计,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有利于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改革激励与改革约束相协调的正向机制,推动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对称、改革的风险与利益对称、改革的激励与约束对称,形成改革开放的内在激励机制,防止出现改革激励与改革约束之间的失衡。这就需要加快制定和形成与传统的 GDP 锦标赛机制不同,激励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导全社会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的新型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的正向激励机制。

三是处理好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内在关系,这关系到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创新的问题。面向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目标、新任务,要发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发挥制度型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红利,促进国内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提升国内营商环境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水平。从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来看,我们既要看到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挑战矛盾增多等因素的影响,加快自主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也要看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本身具有的开放性、网络性、平台性、合作性等特征,明确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封闭自守,独立自主创新也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创新 ;还要在开放中推动创新,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全球化合作、产业链分工与合作等有机结合,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人才创新。只有这样,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才能更好更快发展。

四是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旧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到新旧动能转换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形成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型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本质是形成先进生产力。从这个意义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从科技变革到新产业的形成,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要在推动基础研发、技术创新过程中,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建设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发展过程,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在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产业升级创新、区域空间分工合作等体制机制上下功夫,防止“一窝蜂”“运动式”推动所谓的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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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关系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革问题。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改革传统生产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和科学依据。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要围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等体制机制改革,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通过改革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要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更好发挥政府在教育促进、人才培育、创新创造环境和氛围营造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好市场和政府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双重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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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处理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高水平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要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涉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创新,涉及制度型开放与风险压力测试,甚至某些新业态、新模式本身就关系到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能简单地将发展与安全对立起来,要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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