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高考”异同与兴衰比较—并议“考”的必要与考的内容改进必要及其关键意义

“科考”、“高考”异同与兴衰原因比较

——并议“考”的必要与考的内容改进必要及其关键作用意义

【本篇部分观点:&“科考”兴起,是由于其所考“四书五经”内容相对符合当时社会需要、且评判相对客观。但由于所考内容渐次脱离社会需要,且人的趋利把选拔制度弄得千疮百孔、失真,终于使“科考”退出历史舞台。&“高考”,由于其所考“科学知识”的内容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且评判以更客观、易分出高低的量化分数为凭,成了选拔人才较好的途径。但主要凭“做题”得分获选的长期施行,使人们精力多集注在做题、得分上。因为靠“先飞”、“多飞”,乃至“猜题”能得高分,那就“先飞”、“多飞”、拼劲练!且应试凭“得分考取”的制度经年日久,制度会被不断“发现”漏洞而被钻空子;制度本身还会被人的趋利钻出“空子”,应试升学乃至“高考”就出现异化、偏颇、弊端。真正能测试、选拔优秀人才的内涵及其标准,知识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含品行、实际操作落实能力)等,反而被轻忽了……

&看“科考”与“高考”的兴衰及其缘由,可见,在考的内容、项目上改进,可能是教改的重要关键之一。……】

科举考试的兴衰及其曾经有的优长与其经年迭代后生出的种种弊端,值得人们研究分析,并对“科考”、“高考”做比较研究。

“科考”与“高考”都是考。这“考”,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还是相对客观、公平的。

为何“科考”在近代会走向没落?其实主因恐怕在于“科考”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且对科举试卷的评判还是“模糊”的“人为”评定。

而近代以来的应试教育的“高考”等考试,为什么优于“科考”?主要还在于两点:一是,考试的内容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二是,考试的评判是比较客观且更易比较高低的量化“考分”。

在古代,以考“四书五经”来选拔人才,还是相对有效、有用的;但到了近现代,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继续选拔只熟读古典的人,已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需要。

而以“自然科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高考”,选拔录取掌握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者,对人才培养、选拔,其作用是“科考”无法比的。

可见,从“科考”到“高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改进,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考”的内容,从“四书五经”变为“科学知识”;二是,评判的客观、公平程度提高。从“科考”的考官主观评优劣,改进为“高考”的主要依科学知识的标准答案、按量化得分高低定上下。

由此可见,“考”的项目、内容以及依据什么评定,对培养教育人有巨大导向作用,对“考选”人才,有关键意义和作用。

我们不妨稍稍细说一下“科举”的兴衰及其原因。

“科举考试”堪称中国第五大发明、现代文官制度的重要起点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这是因为,其比此前的人为推荐选拔官吏、人才,要“客观”、公平,在科举实施的起初,效果是比较好的,起到了较好的选拔人才的作用(当然,那选拔对象也不是全民,而是掌握了文字及相关知识的人)。

不过,到了1905年,还是因为完全“八股化”、形式化、僵化,科举被废止了。

封建王朝科举制度为何从比较能公平的选拔人才到演变为八股文、几乎失去选拔优秀人才作用,最后被废止?

这里有一个“人的因素”可能更为关键、重要。即:人的趋利会“异化”制度。

从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的状元考卷内容和为应对科考所制的作弊的微型小夹带件,就可见其一斑。

实际上,“科考”初始设计的公平选拔的内核,是不断被人逐利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逐步架空、掏空、“异化”了。

凭写文章来取士,开始还能言之有物,考官也以文识优。

但是,当人们“发现”科举上榜能“通宫侯”,考卷通向“黄金屋”,于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就被人们“重点研究‘攻关’与‘公关’”了。

你不是只凭写文章来取士吗?那考生就只对着文章来,其他皆不问了。不是要考官评判吗?那对考官的“公关”就越来越“热络”了……

随着实施科举经年迭代,“科举考试”制度的漏洞被更多的发现并被钻空子;制度本身还被利益驱使而弊端丛生、千疮百孔。由于评卷考官的主观因素较大以及统治阶级选拔意向的变化等原因,考试内容固化、僵化、八股化、形式化,测试的“标准”也不断走偏、极端化,科考也就走上了末路……

那么,现代应试教育及其面向“高考”的选拔制度,有没有与“科考”这一现象类似之处?恐怕有。

以科学知识为内容、以考试得分为凭的教育升学录取制度,在开初时,是大大优于“科举”、有利于公平公正选拔的。

但也会因主要是凭“做题”得分获选的长期施行,使人们精力多集注在做题、得分上。既然只要做题“得分”就能录取,那就加大训练“做题家”呗!

“笨鸟先飞”本是褒义词。现在,因为靠“先飞”、“多飞”,乃至“猜题”能得高分,那就“先飞”、“多飞”、拼劲的练!

但这样实际上仅靠“先飞”、“多飞”,乃至“猜题”而得的高分,就能选拔出高水平真正的人才吗?

恐怕人们今天面对的应试教育现实,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由于应试凭“得分考取”的制度经年日久,制度设计上有时难免的漏洞,会被更多的“发现”而被钻空子;制度本身还会被人的趋利钻出“空子”,应考升学制度,有被异化、偏颇、颇见弊端的情况;测试标准(考题)也会由于主客观原因,而不同程度走偏(出偏题、极端化)。

真正的能测试、选拔优秀人才的内涵及其标准,知识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含品行、实际操作落实能力)等,反而被轻忽了……

这样分析比较“科考”与“高考”的兴衰及其缘由,可见:要培养提高全面素质、选拔人才,以“考”来导向的教育,恐怕还是需要的。

但,需要在考的内容、项目上改进。

恐怕在人成长的不同阶段,对人的培养、教育应有不同的主要内容、项目诉求。

回看“科考”与“高考”的兴衰及其缘由,人们或许应该看到:

“考”对人的教育培养导向作用大,且是选拔人才的重要主要途径。

而“考什么”是核心、关键。

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越来越脱离现实需要;且判卷人为因素多,延续时间越长,被人的趋利钻出的“空子”越大越多,终于走向末路;

近现代升学考试,考科学知识并以相对客观的量化“考分”分高低,在客观公平上,优于“科举考”很多,并因此兴盛。但也因集注得分,而忽视德、体等,并能被发现与钻出“空子”、漏洞,弊端不少。

应考升学的教育体制机制,恐怕需要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探索回答解决:何时开考?什么时段考什么?怎样更准确的评判考试的结果、高低?等问题……

例如,是否可以探讨:

初中以下必考内容应在德行、体健、生活技能和基本科学知识等方面,且要求适中、达标即可,应真正落实通识性、基础性的公民基本素质教育。

在坚实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在后生们全面素质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于高中阶段可结合个人不同才能禀赋,加大乃至强化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深度、难度。

在这一时段,再以知识掌握、智力水平、创新能力,作为选拔、升入高一级的专业深造、研创学校的考核内容。且考核的方法,也须不断创新,不仅凭纸上的考分,还应有实践中的实际检验。不是看谁纸面上的“马”画的好,而是更多的要看在“赛马场”上,即在社会实践中谁跑得快、绩效高。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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