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流社会对上一次战争的反省是缺乏诚意和深刻性的，存在严重问题

【本文由“我与狸奴不出门”推荐，来自《月咏幻：日本一直觉得自己“战败了，但又没有全败”》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我同意本文作者的以上结论。我认为日本主流社会对上一次战争的反省是缺乏诚意和深刻性的，存在严重问题。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反战思想，大体上有两类，或者说有两个视角。一种是从“日本是战争加害者”角度的战争反省，即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批判。属于这类观点的作品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本近现代史》等。再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纪实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华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但是，在战后日本，此类把日本国家作为战争加害者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的作品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些作品的作者还经常会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围攻和骚扰。比如《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森村诚一就因为书中所用史料照片的一点失误，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复骚扰，要求他道歉。

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的反思和反战思想的另一个视角是，从“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的反思，也就是通过强调和描述日本人在战争中收到的伤害，来反对战争。这类反战作品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日本女作家壶井荣的小说《二十四只眼睛》。小说中描写了乡村女教师大石老师和她的12个学生在战争中的命运。战争中大石老师的学生中有人响应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号召，参加了侵华战争，战后有的同学死在战场，有的变成瞎子返回家乡。大石老师的丈夫也死于战争。《二十四只眼睛》通过这样的事实反思了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以及对日本国民的伤害。上面月咏幻文章提到日本国内对战争末期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评价，绝大多数也是从战争受害者立场出发的评价。这些评价一味渲染原子弹受害者的惨状，却往往无视了对日投放原子弹的前提和历史背景，无视了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东亚东南亚人民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无视了当时日本国家和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者身份。近日被网上热议的由一位中国的中学校长创作的微小说《杜鹃花落》也属于这类从“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的立场反思战争的作品。小说中描写了侵华日军岗田大佐（老岗田）在追杀我抗日部队的过程中，误杀了自己亲儿子（小岗田）的故事。我认为这篇微小说在立场的逆向站位、故事的逻辑、文字描写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毫无可正面评价之处。以上所説的这类战争反省恐怕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总之，像《二十四只眼睛》那样从“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立场的战争反省并非不可以，但是，如果这样的反省仅仅是用来抹杀和逃避日本作为战争加害国的历史事实，那么这样的战争反省是不充分的，也不会得到战争被害国人民的认可和理解。

最后，我还想进一步追问的是，战争中的没有到战场的日本国民究竟是不是完全的战争受害者，他们是不是完全无辜和无罪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前后，我国官方有一种提法，即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承担战争罪责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大多数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人们也开始从多角度反思这个提法。比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在追踪报道以色列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做《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1962年）。她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反思战争的概念“平庸的恶”。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他是德国党卫军中校，官阶并不高。1941年后，他接受党卫军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集中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战后艾希曼逃到阿根廷，后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抓获，送回以色列受审，最终被判有罪，被执行了死刑。在庭审艾希曼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他只是按照上司的指令行事。汉娜·阿伦特发现，艾希曼也许不是一个对犹太人怀有特殊仇恨的人，他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他是一个平庸的人，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平庸的恶”。这种恶是德国法西斯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变成纳粹国家的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善恶判断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如果用“平庸的恶”的观点来思考，战后的日本社会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战争中曾狂热支持国家战争行为的日本国民的“平庸的恶”吗！电影《二十四只眼睛》中那位把“我们只是培养学生给国家服务”挂在嘴边的校长；长崎广岛数十万死于原子弹爆炸的市民（在当时的举国体制下，不难想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是侵略战争的支持者、拥护者）；《杜鹃花落》中到中国战场来探望父亲（他是一个战争的积极参与者）的小岗田；还有小说《朗读者》中的女主人公汉娜（一个德国纳粹的普通成员），他们真的是无辜无罪的、完全的战争受害者吗？战争结束了，但“平庸的恶”并没有消失，日本社会还需要对此做深刻的道德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