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困窘：看我“七十二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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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谁都无法阻挡。

周秦之变之2：记忆变脸

一百多年后，刘邦的曾孙汉武帝，高举的却是曾祖父的死对头秦始皇的那面旗，他是始皇帝遗志的坚定继承者。

“百代皆行秦政法”，汉武帝岂能例外。

巡行、封禅、统一思想，秦始皇走过的足迹，汉武帝重走了一遍；

打击诸侯王、削弱相权，秦始皇没做过的事情，汉武帝也做了个遍。

共同的目标，是让郡县取代分封，从而建立一个皇权统摄之下的大一统帝国。

“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亦步亦趋的结果，让汉武帝差一点重蹈了秦始皇的覆辙。

秦始皇和汉武帝，分别属于不同的朝代，彼此相距也有一百多年，后世却将两人并称为“秦皇汉武”。两个人被捆绑在一起，硬按在同一个历史单元内，贴上相同的标签，不是没有道理的。

秦皇汉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一个小鬼，掐成的两截。这并不只是两人在习性上的惊人相像，而是反映了“周秦之变”的时代趋势。

被历史捆绑在一起的“秦皇汉武”

政治强人，是帝国崛起的呼唤，是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

时势造英雄。大变局塑造他们——塑造了他们相同的面相和人格，甚至也塑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英雄地位。

英雄也造时势。他们也主导大变局——他们的政策，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他们的时代，也发生过大冲突。他们的存在，也因而引发了大争议。

或褒或贬，臧否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历史大变局中，手持操控键的关键人物，他们是改写历史的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改写历史的人，有时也被历史改写。

生前，秦始皇是如假包换的暴君。死后，暴君的恶谥依然如影随形。千百年来，暴君秦始皇是一桩铁板钉钉的历史公案。

可是，一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这一商量，历史的这桩公案、铁案、定案，就被翻了案——连秦始皇自己都未必能够想到，被时光风干了二千年多的咸鱼，竟然翻了身。

千古一帝遭遇“千古奇冤”，秦始皇像不知受了多少委屈似的？大秦帝国的孟姜女们知道后，不知又会哭成什么样子？

秦始皇陵上的草木，黄了再绿，绿过又黄。两千多年后，皇陵中的秦始皇，终于等来了他想要的那副面具。

秦始皇陵

汉武帝则要复杂得多，生前身后，暴君圣君，他的是是非非，被反反复复地评说。

汉武帝像个两面人，他一生雄才大略，开土拓疆，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将凡人与君王、智者与战士、荡子与情人、艺术家与偏执狂、狂放与冷酷、伟业与罪孽集于一身……

翻过来看，他是圣君。掉过去看，他则是暴君。

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一位以血作墨，用生命书写历史的史官，冒着掉头的危险，“实录”下当朝圣上的所作所为。

封禅祭祖、求仙问道，攻伐杀戮，酷吏弊政、任人失当……不一而足，哪一条都是“亡秦之失”。

这位不为当朝圣上歌功颂德，不干那些“猫盖屎”勾当的史官，就是伟大史学家司马迁。

晚年的汉武帝，也正视并认识自己的失误——这一点，也恰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用罪已诏校正“亡秦之失”，从而“免于亡秦之祸”。

但是，在罪已诏罗列的罪过中，汉武帝忽略了一个最小，也是最大的错误——他不幸地阉割了这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当年的庙堂之上，司马迁为李陵辩诬，直言触怒了龙颜。史官与帝王，虽然实力悬殊，但是君臣二人的相遇，不失为伟大与伟大的狭路相逢，注定是一场电光火石的碰撞。

那个时候，处于事业巅峰的汉武帝，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一言九鼎的汉武帝，一言不和就变脸。皇帝一拍脑袋，便给臣子下了宫刑。

这一刀干净利落，几乎要了司马迁的性命，也完全摧毁了太史公的尊严。

遭遇李陵之祸，受到宫刑的太史公，仍不堕凌云之志，苟活着，却不苟且。他用实实在在的生命，成就了属于他的另一种意义的江山。

在《匈奴列传》中，这位响当当的硬汉子，仍然连用两句“唯在择任将相哉”，掷地有声的句子，是对汉武帝不知择贤、任人失当的指责与批评。

如此不留情面，直陈当朝皇上之失，已是大写的“差评”了。司马迁的笔下，当朝皇帝，其实就是个“暴君”，当然，这是一位伟大的“暴君”。

有时候，笔比刀更有力量。

不到二百年，另一个版本——班固版的汉武帝，就变脸了。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十足“圣君”。

自负的班固对太史公颇为不恭，对老前辈的《史记》也不以为然，他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他“拨乱反正”，在《汉书•武帝纪赞》中，对汉武帝不惜溢美之辞，称其 “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吴裕垂《历朝史案》……暴君圣君，圣君暴君，反反复复，复复反反，汉武帝政治面相，一次次地“变脸”。

及至近现代的史家，仍然众说纷纭。翦伯赞笔下的汉武帝，是这般模样：

“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舍我其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汉武帝，注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汉武帝像一位川剧变脸艺术家，他一次次变与被变，不断地修改人们的历史记忆，成为历史上最存争议、最被误解的谜一般的君王之一。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最高价值的丧失。暴君和圣君，竟然集于一身，历史的价值在哪里？它真是让人无所适从。

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下，在帝王崇拜、帝国崇拜还没有走出人们的头脑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那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又将变成涂满金身的一尊尊偶像。

帝国崇拜还没有走出人们的头脑时，秦皇汉武注定是涂满金身偶像

但是，如果从良知而不是从权谋，从人文主义而不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评价秦皇汉武这类帝王，恐怕会有另外的结论。

一代有一代的史学，一代有一代的历史阐释。一代代有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的史官，尚且很难达成共识，遑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甚至是非历史爱好者。

正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所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

所以，常人在论非常人，甚至在论史时，如果缺乏历史的识见、科学的方法及哲学的思考，历史不过是舞台剧中的桥段，或者只是川剧中的变脸——而那一张张变来变去的“脸”，只不过是一张张历史的“假面”。

大变局之变，是时代之变。秦始皇、汉武帝之变脸，是又一种“变”，既关系对他们的评价，也牵涉进多少读史与不读史之人，喋喋不休，置喙其间。

三千年之变：文明变局

一剑西来，千岩拱裂。

“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古老帝国，其一切节奏，都被一位不速之客，强行地打乱了！

这位不速之客，即西方文明。

它们强势闯入，破了百代的“秦政法”，也破了二千年的“局”，从而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个什么“局”？

像汉武帝翻来覆去的那张“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言：

“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

李鸿章还是有眼光的，最早提出了“大变局”之说，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遭此之变，这位大清国的重臣，仍是天朝大国的满满自信。

他认知世界中的“大变局”，虽然“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但也只不过是来自更遥远的蛮夷，他们所要求的，也不过是“互市”“通商”而已。

在李鸿章的眼中，虽然他们远道而来，但与历朝历代所遭遇的周边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又有何异？

那时候，朝野内外很少有人明白，此次外来的异质文明，将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到的最严峻地挑战。

1898年法国《小巴黎人》画片，刻画列强瓜分中国的丑态

当局者迷，肉食者鄙。局内人为局所困，因为他们只有这么大的格局，还能指望他们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擅长糊弄的裱糊匠李鸿章，自然也不例外。这个号称大清国最清醒的人，尚且是如此的识见，遑论其他一脑袋浆糊的满朝文武官员。

无可奈何花落去。积重难返的大清大局已定，风烛残年的帝制大势已去。与西方文明一交手，即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降维打击。

七十多年前，雷海宗即以历史学家的高度，对两个文明的碰撞，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雷海宗所言极是。秦政“法”如铁桶，帝制“局”似铁幕，作为入侵的“外敌”，西来的佛教，成了专制的帮闲，如胡适所谓的让人跪着的精神鸦片；北方的游牧，则作了专制的俘虏，它们反而入乡随俗，也行起了百代皆行的“秦政法”。

只有西方文明是个例外。它居高临下，以入侵者的隆隆之势，一路所向披靡，碾压过来。

它是个搅局者，搅动着千年不变的历史之局。

它也是个破局者，打破了秦政法千年不死的神话。

这个来自西方的“既有实力，又有文明”入侵者，这群文明的野蛮人，摧毁了五千年的自尊，让中华文明尴尬。

它们携带的文明冲击波，让天地之间，风起云涌，也让老迈帝国，焕然一新。

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破局后中国，东渐之西学，野蛮地生长起来，从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对金发碧眼的异质文明，我们情绪复杂：一腔的爱恨交加，满腹的五味杂陈……

这场被称为“古今之变”的“大变局”，真的不同于以往，果然名副其实！

恐惧、焦虑、抗争、转型……

应对、应变、蜕变、新生……

从晚清到民国，破局中的中国，一切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

虽然，慈禧太后一言九鼎，也曾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但她死后仅仅三年，一切都变了。

大清的新军，在武昌兵变。慈禧的懿旨，所谓的“四个不能变”，结果一个不剩，全都变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浮雕

​

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曾说过“天变不足畏”，而这场大清的“天变”，或曰“变天”，却正是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

变，谁都无法阻挡。

或瞬息万变，或千年一变。不是不变，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不变的道理。

四个不能变，像个笑话，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世易时移，唯变不变。这风雨飘摇的年头，更是应了那句颠覆不破的老话。

清醒的人，装睡的人，都被浩荡的历史潮流裹胁着、簇拥着一路向前，向前……

十几年后，大变局中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去世。他的革命盟友蔡元培奉上一副挽联，上联是：“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挽联一语中的。作为颠覆大清、缔造民国、促成历史剧变的革命家，孙先生破的是“数千年专制之局”。

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性转折。

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人走出了朝代更迭的历史困局。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得正是这样的“大局”。

此“变”一开，像多米诺骨牌，一系列的演变、衍变、小变、大变，便接踵而至。

走马灯城头换旗，像是家常便饭。

易服、作揖、放足、剪辫子，改风易俗，价值剧烈地翻转。

从东亚一隅，到全球范围，中国人心中的地理格局由小变大了。

从华夏中心，到人类世界，中国人眼中的历史视野由小变大了。

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转折，由君权到民权的观念跃进，都在这一百多间跌宕。

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从此变得“面目全非”了。

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得还不够大吗？

当下，依然处于大变局的变动之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虽然它时快时慢，走走停停，但尚未走出历史的迷宫。

正像蔡元培送给孙先生挽联的下联，“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孙先生已死，“后死者”还活着。孙先生的“未竟之功”，仍然任重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