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的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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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

1

1945年的10月，对宗启騄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月份。

在此之前不久，他刚刚结束了牢狱之灾。

之所以被投入牢房，是因为他曾在汪伪政权宿迁县政府任职。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垮台，重庆国民政府派员前来接收，县主官都逃走了，宗启騄被留下，负责交接工作。

由于官位不大，油水不多，宗启騄被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敲了半天竹杠，什么也没敲出来，投入牢房了事。

这种情况可大可小。因为在汪伪政权任过职的人，有很多后来被当做汉奸判刑或枪毙了。

虽然宗启騄只是一介小官，自问也没干过什么坏事，但是此刻身陷囹圄，又无力打点，岂能知道重庆国民政府将会如何处置他呢？

从宗启騄上溯二十七代，其祖先为宋朝抗金名将宗泽，就是去世前在病床上叹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弥留之际还高呼“渡河、渡河、渡河”的那位民族英雄。

到清末民初，这个家族已经繁衍为江浙大族。宗启騄的爷爷当过清政府的二品大员，父亲当到过民国政府代省长的职位。

如果宗启騄被戴上汉奸的帽子，那他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先人。

好在，救星很快就来了。宗启騄在牢里没待多久，共产党的新四军攻破了国民党占领的宿迁城。

国民党的大牢里关押的，很多都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新四军把他们就地释放，让其回家。宗启騄是其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新四军便建议其去延安，并发放了路费。

可是，宗启騄并没有去延安，而是选择了去往徐州。若干年后，他的儿子将深深为父亲这个决定而遗憾和失望。如果去了延安，他们家也许就不会经历那些磨难。

但宗启騄当时去徐州的理由也非常充分：他老婆在此寄居，而且即将临盆。

他回到徐州没几天，妻子就生下一个9斤重的大胖小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由于出生的日期是中华民国国庆之后的第2天，而且按照辈分排序，他这一辈为“后”字辈，所以就起名为：宗庆后。

当时的宗启騄一家正处于时代剧烈变动的汪洋之中，连明天在哪里甚至能不能活过明天，都不知道。

谁会想到，这个名叫宗庆后的孩子，日后将成为中国知名的企业家，并且登顶中国首富的位置呢。

2

宗庆后的母亲名叫王树珍，出身于清朝末落的贵族，父母不幸早逝，她跟着哥哥生活。

哥哥在北平的中国大学（民国时的一所学校，名字就叫“中国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同校化学系的宗启騄。一方面出于对宗启騄的欣赏，另一方面也为了给妹妹找一个好的归宿，便把妹妹许配给了他。

从日后王树珍的回忆来看，她对这门婚事是不满意的。毕竟她从小是一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族小姐，但是却要进入一个封建大家庭做小媳妇。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日后她将要经历的磨难，会远远超过她当时的想象。

宗启騄陪伴妻儿在徐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到南京国民政府之下觅得了一个邮政局职员的岗位，虽然薪资不高，倒也足以养活家人。

但时代的战车很快再次碾过了这一家人。在宗庆后5岁时，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插上总统府，宗启騄的身份，再次变成了“前朝余孽”。

南京待不下去，生活没有着落，宗启騄便带着家人，到杭州去投奔自己的弟弟。

当时他手里还有一点点钱，就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汽车，和会开车的弟弟一起搞运输生意。但生意很快失败，后来又陆陆续续做了一点别的事业。

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下，做生意并不是一条好的出路，所以宗启騄基本上没能起到养家的责任，反而由于过往的历史，以及一些莫须有的嫌疑，而受尽了审查和批斗。

这时候，王树珍站出来，承担起了养家的职责。

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女性，她报考了杭州市工商联系统招收女教师的考试，并且成功录取，成为了杭州柳翠巷小学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此后，在宗庆后回忆过往生活的所有叙述中都会提到：小时候，全家人就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吃了上顿没下顿。

宗庆后记忆很深的一点，是有一次弟弟看到别人在吃零食，馋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妈妈知道后，大为生气，告诫他们要有骨气，以后看到别人吃东西，必须要赶紧走开，不能盯着看。

从这些点滴的小事当中，宗庆后懂得了一个道理：人哪怕再穷，都要自尊自爱，不能让人瞧不起。

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几年，宗家的日子日渐艰难，无力养活5个孩子，最小的妹妹宗蕊，被父母含泪送给了亲戚抚养。

这成了宗庆后心中，也是他父母心中永远的痛。

若干年后，在与娃哈哈有关的某投资集团工商信息中，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是宗蕊，还引起了外界的很多遐想。

大众并不知道宗蕊是宗庆后的亲妹妹，只能称之为“神秘女子”。或许，让妹妹也能参与家族事业，是宗庆后（以及他代替父母）对妹妹的愧疚和照拂吧。

这一点，倒是和四川的希望兄弟家庭略为相似。刘家也是家里五个孩子，四兄弟一妹妹，其中一个弟弟因家贫而被送到别人家抚养，但后来还是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扶持和照应。

王树珍的教师身份，让宗庆后有了比普通孩子更好的便利条件去看书，培养了很好的阅读习惯。如同海尔的张瑞敏一样，宗庆后也是爱书如命，这一习惯使他受益终身。

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是宗庆后在杭师附小和新华小学的小学生涯，以及在杭州五中的初中生涯，还是颇为快乐的。

他学习成绩好，普通话标准，做事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踏实稳重，在学校里很受老师的欢迎和同学的拥戴，长期担任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位。

这些职位给了他很多锻炼的机会。例如12岁时，他就可以拿着学校的介绍信，走进解放军叔叔的军营，请解放军里面的领导干部到学校作报告，并且还担任主持人的角色。

初中时，老师交给他一个“讲卫生，除四害”的宣传任务，他可以联系到杭州最热闹的食品商店，说服管理人员同意他使用店里的广播系统，进行全店广播。

这份想象力、执行力和沟通能力，不是一般的小孩能具有的。日后的商业天才，其实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天分。

更何况，在家里，他还得到父亲的很多商业指导。

虽然这位倒霉的父亲由于政治问题，没能给宗庆后带来更多的荣耀，也没能负担起养家的责任，但是他总会在饭桌上对小小的宗庆后讲述他的商业故事，这就让这个小孩从小有了远超普通人的商业素养培训。

很快，宗庆后又有了实际的商业训练。60年代初期，他们家凑了一点钱，买了一个爆米花机，宗庆后和弟弟抬着爆米花机，穿街小巷炸爆米，赚了一点钱。

后来，他又跑到杭州火车站去卖红薯。由于他的烤红薯价钱便宜味道好，生意也是做得很不错，给家庭经济带来了很好的补充。

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都不算是正道。作为一个城里人，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单位，人家就会说这个人是社会闲散青年，不好听一点是二流子。

宗庆后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本是想去报考师范学校。但是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不具备报考的资格。

恰好那时候有一个农场来城里招工，该农场的书记是一位非常善于做宣传工作的人，在他的一番鼓动之下，宗庆后热血澎湃，当即报名。

1963年，宗庆后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城市，来到了舟山群岛的马目农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那一年，他18岁。

3

马目农场位于舟山岛的海边，原是一座关押劳改犯的劳改农场，外号“舟山西伯利亚”，意思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宗庆后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由于宿舍还没安顿好，就被安排在原来关押犯人的牢房住下，一起下乡的同伴，有的直接就被吓哭了。

当时，上面的规划是要把马目农场建成一个棉花生产基地，所以宗庆后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种棉花。于是他们每天的日子就是在海边的滩涂上开荒、平整土地、抬石头、挖沟、修坝。

18岁的宗庆后年轻力壮，又有劳动热情，又有领导才能，很快就成为农场工人中的领军人物。

那时候的他劳动起来有多疯狂呢？他组织工人们开展劳动竞赛，深更半夜隔壁组的人还在睡觉时，宗庆后会偷偷带着自己的队伍出去搬石头，连夜干活，把对方远远地甩在后边。

能把队伍带成这样，这位小伙显然不是一般人。

农场的书记很快注意到这位不一样的年轻人，为了表示对他的赞赏和笼络，便找他谈话，让他好好干，承诺以后一定会推荐他去上大学。

那时候，上大学都是推荐制，书记拥有予取予夺的绝对权力，也由此产生了无数或喜或悲的故事。

宗庆后得到这个承诺，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欣喜，对书记有多么感激，以及干活有多么卖力。

但很快，他的梦想就破灭了。

马目农场搞了一年之后，实践证明，这个海边的滩涂地根本就不适合种棉花。所以原本的庞大规划就泡汤了，招来的人也都用不上了。

好在当时还有别的单位愿意接收他们，于是宗庆后就来到了一个名叫“绍兴茶场”的新单位。他的推荐上大学之梦，自然也跟着破灭了。

绍兴茶场同样也是由劳改农场改建而成，一年四季活安排得满满的。劳改农场嘛，哪能让犯人闲着呢。宗庆后他们虽然是农场工人，有自由，有一个月28块钱工资，但活还是要一样干。

宗庆后也就在农场里打土坯、抬石头、割稻子、种茶采茶，有段时间还担任茶场的大厨，在食堂给2000多名农场工人掌勺。

由于学习能力强，他不仅学了厨师，甚至连杀猪这样的技术活，他都会，该从哪里捅刀，怎样放血放得干净，从哪儿割口子，怎样把猪皮吹胀，他都学得很好。茶场的杀猪师傅不在的时候，宗庆后就是当仁不让的杀猪匠。

作为一个祖辈几代都是当大官的，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小时候出尽了风头的，对未来有无限憧憬的知识青年，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宗庆后能够过多少年呢？

答案是，从1964到1978，他整整在这里呆了14年，把人生最美的青春年华，全都挥洒在绍兴茶场。

和别的工人不同的是，当别人打扑克、聊闲天、谈恋爱的时候，宗庆后在自己宿舍里，默默地看书。

由于那个年代能看到的书不多，所以宗庆后看得最多的，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在14年中，他翻来覆去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那位教员的理论、思想、感情、工作方法和话语体系，永远留在了宗庆后的心中，刻印在他的灵魂里。

4

1978年，后来的人们会说那是一个春天。

对于宗庆后而言，那也确实是一个春天。

那一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上山下乡的知青，如果其城里的父母退休，他们可以回城去顶班。

当时王树珍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作为母亲，心里总是不免牵挂着自己在外面劳作的儿子。宗庆后已经在茶场待了十几年，年纪三十多，连媳妇都娶不上，早就成了母亲心中的一块心头大病。

为了能让长子回城，王树珍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让宗庆后顶班。

于是，1978年，在马目农场和绍兴茶场度过共计15年之后，宗庆后终于回城了。

但顶班不能顶职，由于宗庆后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农场劳力，即便是进了教育系统，也当不了老师，只能去区文教局下属一所小学办的纸箱厂，当一位糊纸箱的工人。

不久，宗庆后就和一位同样是因为上山下乡而耽误了婚期的姑娘结了婚，过上了平凡的小日子。

如果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世上会多一位平凡的纸箱厂工人，但是会少一位不甘平凡的创业者。

宗庆后在工厂里糊了一段时间纸箱后，觉得这样没有意思，就主动申请去当供销员。

领导或许是不喜欢他在工作中老是提意见，或许是觉得他的长处可能在跑业务，而不是当工人，就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宗庆后就成了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的一位供销员，开始了走南闯北跑供销。

80年代，随着政策的放开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搞活经济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宗庆后所在的校办企业，也是想方设法来利用政策做各种生意。宗庆后先后在厂里面办过两个“厂中厂”，先是组装电度表，然后又卖电风扇。

这些生意都没有能够做大，但是宗庆后跑业务的过程中，对商业有了直接的触摸和深刻的理解。

他敏感地发现，其实当时中国的市场上遍地都是钱，关键是你有没有政策，有没有眼光，有没有合适的平台，去把这些钱赚回来。

而凭着忠厚老实，踏实肯干，宗庆后已经知道，如果给他一个好的机会，好的平台，让他能够好好做生意，他一定能干成。

但他没想到，这个机会，一等就是9年。

1987年，杭州上城区文教局决定搞一个改革，就是把校办企业的经销部由私人来承包。为了创收，局里提出了一个很高的指标要求：承包者必须承诺完成年产值40万元，上交利润4万元。

4万元不是一个小数，要知道，在此之前，区里的其他校办企业每年也就赚个几千块钱而已。

在上城区文教局一位副局长的支持下，宗庆后的名字被报了上去。

已经蛰伏了“15年+9年”的宗庆后，对这个机会势在必得。在公开选拔会上，面对上级提出的4万元指标要求，宗庆后直接站起来发言说：我来承包，我承诺每年上交利润10万元！

全场愕然又哗然。显然，不可能再有人能和他竞争，宗庆后毫无悬念地拿下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有人说，宗庆后真傻，局里明明只需要4万元就行了，为什么你却要主动提出10万？

但未来的人们会发现，宗庆后这一招，体现出多么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他承诺的10万元，将给他带来多少的回报。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得太久了，绝不能失去。

因为，他已经42岁了。

5

一所小学的校办企业经销部，一听就不是什么厉害的单位。事实上，当初和宗庆后同在一个大院的，就有6家校办企业，他这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

开业之初，他们想在办公室烧煤球炉子煮饭，到隔壁企业去借引火柴，被对方傲慢地拒绝，原因很简单：瞧不起他们。

宗庆后不动声色地忍受着这样的屈辱，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事干成。

经销部最初的业务，是向上城区的中小学提供校簿、文具、拖把、扫帚等。宗庆后每天的工作，就是等着学校订货，然后骑着三轮车给各学校送货。

那时候是2分钱一个的橡皮、6分钱一个的作业簿，除去成本，一个只赚几厘钱。

什么时候才能赚到10万块钱上交啊！

宗庆后自己也很焦虑。就跑到浙江湖州的一个冷饮厂，拉来了冰棍和汽水，搞冷饮批发。

那时候的商店，冰柜都很小，一次进货都只能进个一箱或者两箱冰棍。宗庆后每次接到进货电话后，就从经销部的冷库里去装冰棍，然后骑着三轮车送到商店。

冷库很冷，热天很热，宗庆后每天要进进出出无数趟。刚刚满头大汗在30多度的烈日下奔波回来，又一头扎进零下十几度的冷库，去装下一趟的冰棍儿了。

每根冰棍能赚4分钱。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要赚到10万块钱，意味着他需要卖250万根冰棍。假设一个箱子可以装50根，他一天需要送50箱，那么完成10万的利润业绩，需要1000天。

也就是说，他和两位员工要不吃不喝干将近3年，才能交得出当初承诺的10万元。

很显然，卖冰棍不是一个好的出路。但是一时之间，又上哪去找更好的出路呢？

好在很快，机会就来了。

当时宗庆后的弟弟在一家名叫“中国保灵”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生产一种花粉口服液，据说有保健功能。在宗庆后弟弟的牵线下，他和保灵公司达成了合作，由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代销“中国花粉口服液”。

做这个生意，宗庆后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背后是上城区文教局。文教局帮他向全区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去推销。

有了文教局的推动，哪个学校敢不好好地去推广这种口服液，又有哪个学生敢说我们家不买呢？

于是，这种花粉口服液，很快就灌进了全区无数中小学生和幼儿的肚子里，而钞票也就装进了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账户里。

在上城区学生们的消费拉动之下，宗庆后的经销部3个月就卖掉了120万盒花粉口服液，成为了保灵公司最大的经销商，产品已经供不应求。

宗庆后就提出，由经销部来建立生产线，帮助保灵公司代加工。由于保灵自己的产能根本就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所以就答应了。于是，经销部除了销售之外，还能多赚一份加工费。

到了经销部承包满一年的时候，宗庆后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436万元的经营业绩，上交了22.2万的利润，十倍完成了营业目标，两倍完成了利润目标。

教育部门有了政绩，学校有了经费，教师们有了额外补贴，宗庆后有了“能人”的称号。短短一年，宗庆后就造就了一个多赢的局面。

但是，当花粉口服液畅销的时候，市场上悄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有传言说花粉口服液含有激素，可能会导致小孩性早熟。

虽然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只要它传播起来，教育部门和学校就不能不有所顾虑，就没有办法去公开大力推销这个东西了，对于市场销量以及经销部的名声，也一定会有重大打击。

宗庆后和保灵公司商量要做转型，放弃有争议的花粉口服液，生产其他类型的口服液。保灵公司的负责人也许是坚信自己的口服液没有问题，也许是还有其他考虑，拒绝了宗庆后的提议。

保灵不同意，宗庆后就决心由经销部自己搞。但保灵也说得很明确，要么你老老实实给我们代销和代加工；如果你要自己搞，那我们就别合作了。

宗庆后走到了他人生的又一个关键点：是继续代销和代加工至少从目前看来仍是一棵摇钱树的花粉口服液，还是放弃现在的利润，自己再从头开始开发一款新的口服液？

如果选择后者的话，他就面临着一段时间没有花粉口服液可卖、没有钱可赚的境地。而且谁知道新开发出来的口服液能不能卖出去呢？刚刚才有点起色的事业，可能马上会夭折。

但是如果一旦成功，那么他不仅可以避免激素传言的负面影响，还能把整个事业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最终，宗庆后选择了后者。

敢不敢为将来更长远的发展，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成为牛人。

毫无疑问，宗庆后是牛人。

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找了一位营养学的专家朱寿民教授，利用中医里面认为能健胃消食的山楂、桂圆、红枣等食物，搭配了一个健胃消食的配方；然后又请胡庆余堂的技术能手张宏辉，将配置成口服液；再邀请了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顾馥恩，优化生产流程和改良生产线，开发出了口服液的生产线。

值得浓墨重彩记一笔的是：宗庆后在人才方面极其舍得投入，他找的都是最顶级的专家，而且舍得花钱，不计成本，不计任何代价。

这正是干大事的人必备的一个素质。

在挖胡庆余堂的张宏辉到公司的时候，宗庆后把文教局刚刚奖励他的一套3室1厅房子让给了这位专家。要知道，当时他们自己家还是在学校借住，在教室里面搭铺睡觉的。

那套房子，本来是宗庆后以及老婆孩子渴盼已久的，而宗庆后大笔一挥就送人了。

有这样的魄力，有这样的真诚，何愁找不到专家，又何愁专家不卖力呢？

在一众牛人的帮助之下，宗庆后的新口服液很快就开发和生产出来了。他在杭州的媒体上开始有奖征名，想为这个口服液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征名广告引起了轰动，也吊足了杭州市民的胃口，最终收集到几百个应征，宗庆后选择了“娃哈哈”这个名字。

选择这个名字，在当时是极富争议的。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以及公司内部人员，几乎都不同意，只有宗庆后一个人坚持。

大家不同意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名字似乎不够严肃、大气，而且这样一来，就把产品限定在儿童产品了。

但宗庆后认为，就是娃哈哈这个名字最好。

这背后，还牵涉到宗庆后对产品的一个重要定位。

当时，他们生产出来的是健胃消食的口服液，按理说，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食用，并不仅限于儿童。

也就是说，理论上，全中国的10亿人都是他们的潜在消费者。但如果就把它定位为儿童专用的口服液，起了“娃哈哈”的名字，那就等于放弃其他8亿用户，只有2亿儿童，才是它的潜在用户。

这对于宗庆后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决策。10亿人的市场肯定比2亿人的市场要广阔得多，这似乎并不难抉择。但是宗庆后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背后的另一个信息：

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保健品都是盯10亿人，而没有一个产品是专盯2亿人的。如果娃哈哈口服液放弃其他的潜在用户，专盯儿童的话，也就意味着他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

最终，宗庆后选择了儿童作为他的唯一目标用户，也力排众议选择了娃哈哈作为这种新饮料的名字。

日后看来，这是极其关键的一步。“专做儿童生意”这个定位，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宗庆后的成功已经有了一半的基础。当然，后来做大了又拓展到纯净水、可乐等成人生意，那是后话了。

起好名字后，宗庆后开始了大力营销，显示出他高超的商业意识和魄力。

当时中国的媒体行业并不发达，每个城市几乎都只有两三个主流媒体，而这两三个主流媒体几乎可以覆盖到城市里所有人。至于中央电视台，那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全中国所有的电视观众。

宗庆后把全副身家全部都用来投广告，甚至借钱投广告。他身边的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了。万一投了广告没有效果怎么办呢？

但宗庆后认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其结果是，宗庆后又看准了，做对了。

那个时候，媒体的商业化才刚开始，广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宗庆后又组织营养学和医学界的专家，从各个角度来撰写软文，宣扬中国儿童有多么营养不良，而这种口服液有多好、多营养。

那个时候，国家对这种广告还没有什么限制，人民群众根本没有经历过这种软文的洗礼，对报纸和书籍上的东西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抵抗力，甚至很多正规的大报，都把这些文章当成科技报道来转载。

用现在的话来说，宗庆后采用了“降维打击”。用这种促销方式，无异于轰炸精神原子弹，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们，很少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力，在担心孩子营养不良的焦虑之下，纷纷买入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当时的销售渠道很少，基本上就是国营糖酒商店和供销社。宗庆后开拓市场的方式非常简单，拿着他们的广告文案，以及和电视台、报纸的广告合同，到这些地方去。

对方一看，不需要说什么，就知道这种产品一定会畅销，于是就毫不犹豫的签订经销协议。甚至有很多经销商，不需要宗庆后他们上门，就主动找到娃哈哈总部，要求合作，有些直接用麻袋拎着现金到工厂，要求现场提货。

随着各地电视台、报纸的轮番轰炸，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响彻大江南北，“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这种饮料，也就开始在大江南北畅销起来。

日后无比庞大的娃哈哈商业帝国，第一步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后续内容详见《宗庆后的天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