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征内幕最早的公开报道 竟是“国军军医”写的？（上）

【按】本文最早于一九三六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其实，作者就是在长征途中“失踪”的陈云。

【1935年，陈云在长征路上神秘“失踪”】

    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威望甚高的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部队中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已牺牲，更多的人说他失踪了。陈云到底去哪儿了？

    原来，红军长征后，红军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于是派陈云和潘汉年担负这一使命。陈、潘二人的出走，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随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辗转四川、重庆抵达上海，着手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后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下文就是他在异国他乡写下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此文出口转内销，后来又转登到了上海的报纸，成为最早一篇关于红军长征内情的正面公开报道。

《随军西行见闻录》（上）

廉臣（陈云） 一九三五年秋

    我国共产党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毛泽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肖克等部红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赣农民军会合而成，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毛泽东朱德部实力有增无减。年来蒋介石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毛泽东、朱德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红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

    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指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红军卫生部，红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红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红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红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红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红军中最高人物如毛泽东、朱德、林彪、彭德怀及共产党中央局等红色区域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红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我第一次为毛泽东与朱德诊病时，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军队已占兴国，红军即突围西行，我也被携同走。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西康是旧省名。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而转入四川之理番（理番即今四川省理县。）、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而与徐向前部会合。我以文弱之躯，经此磨折而今日还能生还，自庆更生。但同时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长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卫生部长贺诚派往懋(功)（懋功即今四川省小金县。）宝(兴)游击大队当军医，出没于两县之山地。某日晨，川军来攻，我被川军冲散，身存之现洋二十余元均被民团搜去。后幸遇川军五旅之军医正蒋君系昔年同学，得其帮助，由天全、雅州（雅州即今四川省雅安市。）、成都、重庆而搭轮回家。

    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张辉瓒(一八八五一九三一)，湖南长沙人。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一九三年十二月其部被红军歼灭，张亦被俘。）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见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毛泽东朱德部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毛泽东、朱德率领退出江西之红军人马兵亻夫，将及十三四万。共产党要人几全体随军。各县共产党中下级干部之随军者有万人。并有妇女干部一二百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亻夫子抬伤病兵。

    红军分两路渡过信丰河（信丰河指流贯江西省信丰县的贡水支流桃江。）后(一路由信丰北之王母渡，一路击退信丰东南之古陂、新田粤军)，即在南康、大庾（大庚即今江西省大余县。）两县之间渡过章水，突过赣州、南雄之汽车路。在古陂、新田及赣雄汽车路上，粤军本筑有碉堡，并有守军，但寡不敌众，闻风远逸。由此国民党军年来包围赣省红军之第一道碉堡线，全被冲破。沿途碉堡，均被红军及当地怨恨国民党军守碉兵士之平日强赊硬买之居民拆毁。碉堡系用以进攻及封锁红军者，常筑于汽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碉堡以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之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红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红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红军须拆毁之；而守碉兵士平日对居民不守纪律，故红军一至，居民亦起而拆毁碉堡。红军一出封锁线，如虎添翼，即猛扑湘粤边之汝城(湘境)、城口(粤之仁化北)，既即占领城口，粤军之军用煤油几千箱及大批弹药均被红军夺去。粤军在城口与湘南汝城、桂东相连之碉堡线(即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即被突破，碉堡全被拆毁。此时，红军锐不可当，南京军远在湘赣边，粤军只图自保，湘军则何能独力抵御，且早已闻风远走。故红军未遇抵抗即占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之汽车线(此为国民党军之第三道封锁线)，照例拆毁碉堡，前锋即占领临武、嘉禾、蓝山。此时湘军李云杰部从宁远南下，拟在天堂圩附江拦击红军，岂知在天堂圩反被红军包围，全部击溃，狼狈北退，红军又获枪弹不少。此时也，红军势如破竹，分两路：一出道州（道州即今湖南省道县。），一出江华、永明（永明即今湖南省江永县。），城市悉被占领，即全部渡过潇水。南京军及湘军此时跟踪追剿，已无能为，仅派少数部队，尾随红军监视。而薛岳、周浑元（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及湘军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军集中灌阳、兴安。当时蒋介石之计划，拟以大兵拦阻红军渡江，并从北方驱逐红军入桂，使红军与桂军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但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隐，故一方惧怕损失实力，同时并惧红军不能过江则必然停留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动，则薛周两纵队将尾随红军之后，而深入广西，桂省大权将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将兴安桂军向南撤退。薛周及湘军在全州单方出击，不能阻止红军渡江，因此红军得平安无事渡过湘江，把沿湘江两岸汽车路上之碉堡拆毁(此为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柙，可以东奔西突矣  而南京政府蒋介石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

    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红军政治部印编一歌曲，系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红军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总卫生部之二百多个看护生(都是十五六岁者)，天天高唱入云。这一歌曲之调句是表示红军之喜悦和对于蒋介石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云：“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民党军之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红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毛泽东、朱德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者。故此次红军路过时，此辈红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如南京军之司务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十五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二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亻夫子(一个亻夫子以后即与我挑行李)，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我等。

    湘南农民之所以能接受共产党宣传者，半由于共产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毛泽东、朱德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榨贫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贫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亻夫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三十余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三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前日上午十二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枝。现在这三十余家有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他又继续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象我这样当挑亻夫，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昨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亻夫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产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

    红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红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红军所用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还有一事为国民党及国民党军所无者，亦使我有深感者：红军路过宜章时，在粤汉铁道(未筑成，现在只通汽车)上有修路工人四百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且内中有一学生，亦为该党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动者。红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红军。当我路过该处时，正见修路工人在持枪上操，红军已派军官去训练，而该共产党学生作修路工几年者已当政治委员(红军营以上都有政治委员，职权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讲。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党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象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产党人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产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产党决难成功也。

    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已使当时薛周两军与桂军之迎头拦阻完全失败，而且尾追亦极困难。因为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上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西延山脉是越城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一带的旧称。），山势连绵，追剿军无法包围。红军之后卫节节抵抗，而红军前锋即向湘黔边西进。

    红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人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红军上至首领下至兵亻夫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不及者。

    西延山脉之高峰老山界（老山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和兴安县交界处。），确为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过的高山。千家寺（千家寺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华江乡的一个村庄。）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总卫生部才抵千家寺，当时休息吃饭后，即上山。上了二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八家人户。此时太阳西下，亻夫子、马亻夫均忙于找火把。过一下天黑了，队伍还是前进。可是因为队伍中有些人没有找到火把(因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里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 因为路太狭了，只有一海关尺（指一英尺，合0.3048米。）阔的路。有一个看护生在行军时，因为天黑未找火把，再加上睡眼目蒙目龙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滚入水沟里去了。当时就命传令兵执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树根攀到水沟里，可是那个看护生已经跌得不只满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语了。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的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象走路，也不象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序的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亻夫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的入睡乡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并且各人还带了午饭。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到唐庄（唐庄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两水乡塘垌村。）还有六十里，而上山还有四十里。

    山实在太耸了，因此队伍走不快。的确空身上山还要脚酸气喘，那些亻夫子还要挑上三十五斤的担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们总卫生部先头走的是红军总政治部，而红色区域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林祖涵即林伯渠。）、徐特立等亦均与总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时与林、徐路遇。当日上老山界时，我见林徐二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为红色区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红色区域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八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红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林徐二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指蒋介石，但当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不便明写。）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从山顶到唐庄，名为二十里，实在将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节黑路，当晚就到唐庄宿营。

    八十里路的老山界，比之后来红军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红军在高山上两天两晚的不断的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兵亻夫(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实在是由于红军中兵亻夫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中，红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设想得周到。

    红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红军烧的，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许多镇市在红军未到前已在火烧了，这样难道红军自造困难吗?把房屋粮食统统烧光，岂非使红军自己无处住无处吃吗?后来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当红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广南寨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广南村。）时，我们总卫生部于次晨集合于广南寨镇外田野间而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的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二元，作用在一方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一询其何处得来军衣，均说县政府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兵亻夫，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红军军服，冒充红军。放火之后，使居民愤恨红军。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镇市了。他们穿上红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之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当然不是一个笨人。他听了他们如此说，一方面即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红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快气都没有了。贺诚忽然又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的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那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结果把这七八个人拖到镇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会儿又回来在一个空场的角上的桌子上领洋钱。忽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的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我于此事深深感觉，桂军领袖白崇禧氏，虽有小诸葛之称，但派人纵火以嫁祸于红军之举，终属太惨，且也不智。如广南寨之事，岂非反增居民对于地方当局之恶感而助红军以取得民心乎!

    红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两河口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飘里乡河口村。）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时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肖克之红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红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红军。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径趋贵州之黎平府。

    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毛泽东朱德部红军。故红军分路连占锦屏、柳霁（柳霁即今贵州省剑河县新柳乡柳基村。）、剑河、台拱（台拱即今贵州省台江县。），而入镇远占领通贵阳之汽车线。侯之担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红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红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到处可得。上海卖三十余元一吨之无烟煤，那里只要一吊钱，而且一元大洋要兑二十余吊。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过去我见《东方杂志》或其他游记上所载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则亲睹苗家而且住于苗家。苗民自称苗家，称汉人为汉家。汉人向来欺侮苗家，故苗汉之间时相械斗。此处苗家身穿汉服，女装如清末民初之阔边长衣大袖之服装。苗语则与汉语全不相同。惟一般苗民皆能汉语。苗家好武，常身携利刃。在黔东之苗家已与汉人相处甚久，除城市外四处都住苗家，间有汉人同住者。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编之篱绕一圈。苗家食物为玉黍，但间有白米者。惟苗家无存米，只储谷子于树杈上所筑之谷仓内，每天吃米，每天打谷子。

    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

    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肖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拥护红军之主张者，不仅因红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指鸦片烟。），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红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而反是害民，此实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贵州，除见居民之贫困而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即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到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图上有形容贵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确符事实，入黔两月，未尝连晴三天。

    乌江战役为红军入黔以来第一次激战。当时侯之担部扼守乌江北岸，红军则占余庆、瓮安两城，向乌江边之猴场（猴场即今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前进。猴场为黔北四大场之一，商业极盛。我至猴场时红军已占三日矣。此时正值阳历新年，到处布满红军之布告与标语。红军中每人发过年费，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此处居民多能道“肖军长”(即红军肖克部)经过猴场之情形者。此时因为红军驱逐乌江北岸之侯部尚未成功，故后方部队在猴场停止。第二日见一老者携一病者至，询之则称赣之莲花人，系肖克部红军经过时留养居民家中之病兵，现在病将愈，愿随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去。后将此人送给司令部去。此事亦使我感觉红军兵士之深受共产党之训练与对共产党信仰之深。

    第三日部队都向乌江边之江界河前进。一至江边，则深叹乌江确为军事上的天险。河之两岸，均为高山绝壁，河面之宽，远过湘江，水流之急，为一秒钟二三米特（米特是英文Meter的音译，是现行的公制长度单位米的旧称。）之流速。红军以竹子架一浮桥，不用一船，人行其上，不能负重，而每人行列须隔一米特。红军夺获一船，用以载渡无线电机械及马匹者。我等走上竹子浮桥时，见两旁水流甚急，心甚惴惴。渡过河之北岸，即上高山。山上险要处，侯部所筑之工事，累累在目。

    乌江战役中有红军之伤兵七名及黔军之伤兵两名，均由总卫生部之担架队抬着。我为之治伤时，询及一轻伤者，据云乌江战役之经过如下：

    侯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红军于拂晓时依树木竹林之隐蔽而接近江边。红军当即以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但侯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指一种枪筒上有许多小孔的轻机关枪。）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所以红军做好了几个以竹捆成之竹排子后，即冲下河边。以工兵连之一部及步兵连之一部架竹排强渡过河。但水流太急，第一次之两个竹排子全被水流冲入下游。但红军并不因此气馁，又有六七个竹排一齐过河。这次有六个排子达到北岸，红军即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之侯部而占领其工事。侯部即退守半山之工事，同时向下射击。此时也，红军坚守河边工事，河之南岸继续放竹排载红军过河。三小时后，红军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处偷渡一团人，向下游之侯部侧击，并抄袭侯部之后。这样侯部一部被缴枪，一部突围而向团溪（团溪是贵州省遵义县的一个镇。）、遵义退走。红军则一方架桥，一方追击。指挥乌江战役之红军军官为刘伯承，四川有名之军官，曾击败吴佩孚（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并为四川军队中极有声威者。在川时已加入共产党。国共分裂后，曾领导四川军队于泸州起事。

    红军渡过乌江之后，侯之担残部已无抵抗能力。故红军于占团溪后，乘胜直追，在两百里路中节节追击，不停留的攻击前进，终于在第三日上午三时占领遵义城。同时红军右路即占湄潭、绥阳，中路占桐梓城与川黔边之松坎场（松坎场即今贵州省桐梓县松坎镇。），击败川军廖泽旅，大有乘胜入重庆的形势。当时重庆富豪顿现不安，川省汇款至上海之汇水（汇水即汇费。），增至百分之七十。人心不安，可见一斑。但红军消灭侯部后，并未前进，在遵义、桐梓、湄潭、绥阳休养兵力。

    此次红军入黔北后，确使红军得到极大之收获。

    收获之一：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一补充。红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之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之两师。此种小军阀在“剿赤”声中不知淘汰几多。平日鱼肉人民，一旦有事，则兵败师丧，而以枪弹济红军，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

    红军收获之二：使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而这十二天的休息，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当时红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日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红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当红军之锋，借红军之力以除其实力，结果王家烈、侯之担实力一完，不是枪毙，就是下野。南京军此种办法，莫怪各省当局均有飞鸟尽良弓藏之叹，大有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之慨。因红军只在乡僻之区，而南京军名正言顺，则可以取其地盘，驱之以御红军，而使其实力丧失也。惟此种情形，亦是俗语所云：“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薛岳之被命为追剿部队，亦非薛岳所愿也。

    红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红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毛泽东、朱德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在城门口空场上与欢迎代表一一握手后，即略略与欢迎之民众讲一些话，并表示感谢欢迎，红军愿为黔民解除痛苦。

    红军于第三天在第三中学操场开民众大会，毛泽东、朱德亲自出席，工、农、学生、商民被宣传而执旗参加大会者将万人。朱德讲红军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则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及主张抗日等等。

    红军这种宣传，影响黔省人心极大。红军在这个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有几十个学生、工、农、商民当选并演讲，且内有教育界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几日就成立了几百人的抗捐队，自动去清查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当场鸣锣聚众散发。贫民之集在县公署(驻总政治部)天井中等发“土豪衣服”者何止千数。

    红军一方宣传，一方招募红军新兵。十二日中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红军，对于红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毛泽东、朱德之能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

    红军办事之敏捷，我在国民党军中亦未见者。红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

    总卫生部所有之伤病兵约三百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医愈出院。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之红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红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红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红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红军之友社等等。所以红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红军篮球队正在比赛。红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红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红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红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红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红军之纸票按日均兑现。红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红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

    红军在黔北休息十二天后，即全部经桐梓、习水而由土城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前进。

    桐梓县为黔北入川的门户，县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余，但有一特点，足使我永远不忘者，桐梓城为贵州历年来该省军政领袖之家乡，故有美丽堂皇之洋楼数十座。这些洋房，都属贵州历年来之军政要人的。而在洋房之旁则有无数鄙陋之草屋。军政要人之门前有汽车，可以来往于遵义及川边，而贫民则背负背斗(云、贵、川几省运夫及小贩，不用肩挑而用背斗)，终年辛劳而不得饱。贫富之分，宛然如画。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土城是今贵州省习水县的一个镇。），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我经过时，正值下雪，故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当我上桐梓西门外之高山时，见红军领袖毛泽东正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恐系路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红军由土城、太平渡二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前进，此即由贵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而到达云南之威信县(旧名扎西，在滇黔边)。部队达到威信之时，正系旧历正月初三（一说为旧历正月初六，即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即在该县休息一天。但气候严寒，夜间降雪。

    云南之民族问题，值得注意者，龙云（龙云(一八八七一九六二)，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为彝家，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彝家，汉人则受压迫。故红军未到威信时，在某一乡村中，曾有北京大学毕业而曾任云南某县县长者，晤红军首领，愿率当地民团并可号召各县民团助红军进攻云南，为汉人解除压迫。红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红军曾以罗炳辉(云南人，久在云南军队中服务，曾属朱培德部下。早为秘密共产党员。在江西吉安为民团指挥时，率几百民团加入红军)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滇民盛传红军有一云南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但红军虽反对龙云彝家压迫汉回苗民，同时却对一般彝民，则以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民族主义等等进行宣传。

    红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红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红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红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红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红军此种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待续）

原文出处：《红旗》1985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