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舆论环境有利于思想创新

我是零几年才学会用电脑的，大约从零六年开始在百度空间、凤凰博报、新浪博客、腾讯思想有家、凯迪猫眼看人陆续发表文章。水平有限，但也是应了一句话：“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我就是那只要叫的小狗，只是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表达出来而已。在网络上发言，也从网络上听言，通过思想交流，获得了新知识，新见解，对完善自我都是有帮助的。自我感觉是我的身体机能随岁月的流逝日渐衰老，而我的思想却与时俱进。这应该感谢宽松的网络舆论环境，让我从无数从未见过面的网友那里通过思想交流获益良多。最近几年，大的网络平台一个一个地接连关闭，几乎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网络平台，《观察者》风闻社区成了我最后的驻足之地，感谢《观察者》风闻社区让我还能发帖子，让我这只小狗想叫唤的时候，还能叫唤几声。

我是属于上世纪五零中的这一代，也是以前常说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接受的是全红的教育，我们年青时经常喜欢发表一些豪言壮语，尽管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却“身居茅屋，胸怀全世界”。那是真实的状况，文革时期回老家，老家绝大数的房屋都是茅草盖的，因此才有“身居茅屋，胸怀全世界”感叹！

现在回想以前读过的书，有马恩传记，有列宁回忆录，有马列单行本，有《资本论》，有《斯大林全集》，有《毛选四卷》（后来有了《毛选五卷》），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前辈思想家，著述颇丰，是有幸生在了19世纪，有幸生在了20世纪上半叶，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是生在“旧社会”，却拥有开放的包容的舆论环境，因此才会有他们的著作诞生。既使他们对所处的社会时代和所处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也还是被所在国政府包容了。直到他们从舆论批判发展到行动批判，进行地下活动，参与暴力反抗政府的活动，最终受到的处罚也是轻微的。马克思在法国领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也没有被治罪，只是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士驱逐出法国。他被驱逐出法国，他还可以选择往英国居住。在英国居住期间，他仍然可以写时事批评文章，他仍然可以泡大英博物馆（也是图书馆），他仍然可以在那里从事经济学研究，仍然可以完成他的经济学批判巨著《资本论》。列宁也一样，年青时就具有反叛精神，写了大量批评政府的文章，并参与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活动，结果带来的处罚只是被流放到远东的冰雪之地。那个时候，列宁的生活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温饱还是有的，人身自由还是有的，在那里他还可以开展组织活动，还可以与克鲁普斯卡娅谈恋爱，并结婚。他还可以继续领导工人运动，直至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传播，如果没有当时的开放包容的舆论环境，它们都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从前辈思想家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宽松的舆论环境有利于思想创新和社会改良。

今天听到某君判死刑的消息，让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曾以LHYM（蓝海一沫）的网名在凤凰博报《普世价值》栏发过多篇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当时的栏主（圈主）就是某君，他自称是“民主小贩”，拥有我等一班民主粉丝，现在颇有“站错队”的感觉，同时也告诫自己，小心自己的嘴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便可能惹祸上身。彼一时，此一时，时代不同了，舆论环境日渐收紧，现在是不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的。比如某君，现在定的是死罪，可能出乎他自己的预料，他拒不承认自己有罪，澳洲政府还指望他无罪释放呢。死罪与无罪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具体的真实的案情，我们不得而知，感觉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我猜想，某君的宣判，又要引起一场外交舆论风波。

处在今天的时代，想学前辈思想家来点思想创新，是不可能的了。我们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悲哀？按三分法思维，可以选择即不庆幸，也不悲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任何个人和或群体都不可与历史的潮流相背逆，这是千古不破的真理。

谁是代表历史潮流的角呢？这才是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