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八亿人最好”的荒诞论证——从胡锡进是不是真人说起

【导读】去年五月份的一次饭局，有幸改变了胡锡进老师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胡锡进提到，体制内很多人与他一样，对人口的判断更多来自直觉和之前的思维惯性，特别是八十年代研究的结论是，中国七八亿人最合适。我恰好非常了解这些研究，所以将之前写过的溯源文章略加修改后重新发布在文后。那么胡锡进是不是真人怎么回事呢？请往下读…

撰文 | 黄文政

本文发表于2024年1月27日

【 正 文 】

去年5月份，梁建章和我约胡锡进吃了一次饭。我与胡老师在微信上偶有私聊。我注意到他之前倾向于认为人口危机是危言耸听。他也曾在微博上对我提到应该把生孩子视为工作并获得收入的说法表示反对，所以我感觉要得到胡锡进的认可很困难。

然而，饭局很顺利。胡锡进非常聪明，他认真听了我们一些基本观点后，马上就抓住了要点，半小时内就基本完全认同了我们的看法。之后的两个小时，我们几乎都在讨论未来该怎么办。几天后，胡锡进就在微博上发了下面这条与之前态度有明显区别的信息。

2023年5月26日：“几天前，梁建章先生和另一位人口学者黄文政约我做了一次单独交流，他们描述的中国未来人口形势让我很震动。希望中国全社会都听到他们的呼声，我们该为根本扭转中国人口形势采取强有力行动了。”

胡老师的态度令我欣慰，他的诚恳和言行一致更令我感怀。说到这，还有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插曲。就在饭局当天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上，我接到一个很久与我没有联系过的大学同学的电话。

他：“黄文政，我有个事情问你，你认不认识胡锡进？”

我：“我与他微信有私聊，几年前约过见面但临时取消了。不过真巧，我今天正好去北京晚上跟他吃饭，为何突然问起他？”

他：“这么巧？我就是怀疑他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存在？因为很多话好像只有他才能说，而且他是唯一老出现在新闻中的大V，会不会是AI……”

我：“那我晚上就知道他是不是真人了……”

在我与胡锡进饭局的第二天，我告诉同学，我已经核实了，胡锡进确实是真人。几天后我转发了胡锡进提及与梁建章和我见面的那个微博。我同学就回我说，“胡锡进是个诚恳和言行一致的人”。

胡锡进还在饭局中说，他之前对人口问题并没有太深入了解，而体制内很多人与他一样，对人口的判断更多来自直觉和之前的思维惯性。胡锡进还特别提到，在八十年代时就听到说，当时研究的结论是，中国七八亿人最合适，所以很多人都受到这个观点的影响。

我回答说，这个研究我很多年前就去专门了解过，找到了与此有关的所有论文，并仔细读过每一篇。十年前就在媒体上写过文章评述过这些论文。2022年初，我还在媒体发表了《“适度人口论”溯源》一文，并在饭局之后发给胡锡进。我把其文字略加修改附在本文后面。

当然，这篇旧文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讲透。我会在以后更深入和体系性地分析和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中国2023年出生人口仅为902万。即便出生人口不再下降，所有人都活到80岁，那么总人口也只能维持在7.2亿左右。而要维持出生人口不再下降，生育率必须达到2.1以上，但中国生育率目前还不到这个标准的一半，而且从各种因素来看会继续下降。这意味着，按目前的生育率趋势，中国出生人口在一代人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会减半。

因此，除非大力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中国根本不可能维持七八亿人口。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只会加速萎缩，直至归零。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发展会被釜底抽薪，生活水平会比人口稳定状态显著更低。具体后果《人口即命运—不同生育激励下的四种未来》一文有陈述。

回到前面的故事，那天在高铁接到的电话中，同学还告诉我，她女儿怀了老四马上要生了。她前面生了三个女儿，这个还是女儿，这下有四朵金花了。他们一家人都在一线城市，女儿在一家金融企业工作。

我刚回国见到他女儿时，她还在念高中，非常聪明漂亮，后来她就上了大学。她怀老三时还没有放开三孩，所以我同学和她当时还就此问过我。她的工作单位是国企，有幸的是单位完全没有为难她。我这位同学和他女儿女婿都非常喜欢小孩，同学说受我影响更觉得喜欢小孩就是对的，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老四。我算是白捡了一个功劳。

一个多月后，在与同学的核实电话中，他告诉我她女儿的老四刚刚满月了，而且生出来的竟然是男孩，不是之前认为的女儿，他们无意中多了一份儿女双全的欣喜。

在此，我也特别强调，生育政策早已实质性放开，所谓社会抚养费也已废除，对生育四个和更多孩的处罚都已退出。但因为字面上还是三孩政策，很多基层部门依然习惯性地认为生育三个以上小孩是违法的，导致极少数有此愿望的家庭依然胆战心惊。

有鉴于此，我希望官方正式确认全面放开生育。在生育率极其低下的今天，这不仅可以消除这些家庭的恐惧，保护尚存一点的弥足珍贵的多孩意愿，更可以给社会传达应对低生育率危机所需的方向性信号。

最后，向我这位知行合一的同学和他可爱的女儿和女婿致敬。他们只是一线城市里的中产家庭，养育四孩实属不易，虽然他们从中得到的欢乐应该足以补偿和超越他们的不易。在我心目中，尤其是考虑到当下这种环境，每个多生的家庭都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英雄。

《“适度人口论”溯源》

回顾历史，在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应该把人口降到七八亿，甚至三亿。这种“适度人口”的说法到底来自何处，它的逻辑又在哪里？实际上，1980年代严厉化计划生育论证中就有适度人口论的影子。

追根溯源，适度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的Optimum

Population，原意是“最优人口”。当年译成“适度人口”本身就是误导，因为“适度”暗示着超过了就不合适。另一个相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承载人口”。西方早年提出的地球的“最优或承载人口”从几亿到一万亿不等，不同人的结论之间如此大的差异性使得这些概念失去任何科学和现实意义。

最近几十年西方几乎再也没有人提这些概念了。在通用的学术期刊在线系统JSTOR中，用“Optimum

Population”从1932至1980可检索到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声音。但是，自1981之后只检索到七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批评，两篇实际是讨论人口最优增长率，另两篇来自同一人，一篇讨论澳大利亚的人口承载力。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用“适度人口”自1981年检索到151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边倒地论证中国或者各个地区的适度人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健和田雪原等人的文章。仔细阅读后没有发现一篇支持适度人口论的文章是经得住推敲的。

宋健、孙以萍1981年在论证中选择的标准是在营养构成中中国在1980年与日、法、美相差最大的是动物蛋白摄入量。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比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人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中国在2050年最多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年增长率上调2%，到2050年的容量就增加300%，换言之，略改一下增长率，7.38亿的极限人口就会变成30亿。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

田雪原、陈玉光在同一年的文章中则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到2080年，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他们由此得出，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到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最多只能有0.6亿，用类似的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应为1.2亿。再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到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至7亿。然而，劳动人口用这种方式来决定有任何意义吗？而且，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加1%，到2080年的适度人口就要高出170%，从7亿变成19亿。实际上，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就远远超过文中设定的增长最高极限。

很显然，这些论证的假设之荒唐，推断之草率使其结论毫无学术价值，但为什么它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出中国适度人口是六到八亿之间的结论？

合理的猜测是，中国当时有10亿人口，既然觉得人口太多就要减少。美国自然成为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人口减少到美国的三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五至八亿似乎是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水平。

然而，这完全是种东施效颦的心理，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就是最优的。实际上，美国的人口总量过去200年增长了41倍，而中国只增长了三倍。而中国的人口增长主要还是预期寿命延长驱动的。中国出生人口实际上已经退回到清朝中叶水平了。

因为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而且每年有大量的移民，美国的人口有望继续增长。在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的人口并不是降到八亿以下就会停止，而是可能以更快的速度继续萎缩。

此外，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会想象如果人口减少了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然而，这根本就是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也就是在假设外部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上，对财富来说，人既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无论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口衰减过程中，除了分母下降，分子的下降却更多更持久，最后可能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是鲜活的例子。

简而言之，中国七八亿人最好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白了就是源自于东施效颦的心理和刻舟求剑似的幻觉。所谓论证过程，不过是先确定了目标，再去回溯性地构建假设条件，用来给这些心理幻觉披上科学的外衣。直到今天，罔顾低生育率背后的理由丝毫没有比这更高明。

宋健是优秀的导弹专家，田雪原是资深的人口学家，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如此荒谬并非因为钻研不够，而是因为这种论证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

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远大于由这些结论所催生的限制人口对人口规模在可预见将来所能影响的幅度。这等于是用精确度是…去。这说白了就是典型的伪科学。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种论证中国远期人口多少才是最优的研究，本质上都无法避免宋健和田雪原遭遇的问题，因为这本身就是以全能全知的上帝视角来框定生命的无限可能。

当然，这种不可行绝不意味着对低生育率的担忧也是无根无据。实际上，对人口增长的担忧源自对未知的恐惧。人口增长的边界与其说存在于物理世界中，不如说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破除这种焦虑需要的是乐观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相反，人口萎缩的终点就是人类自身的消亡。得出这个结论需要的只是最简单的逻辑。归根到底，对人口萎缩的担忧是人类文明自我求生的本能。

而且，如我在《人口即命运—不同生育激励下的四种未来》一文所提到而且以后会深入论述的那样，人口萎缩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放缓，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甚至可能伴随普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这种前景会通过恶化预期而直接影响到当下的经济形势、财政收支和生活水平。

那么人口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其实，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不断增长的历史，从几百万，几千万，到几亿，再到今天的几十亿，一直在突破原来的记录。早在人口只有十亿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80亿，人们却普遍比过去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如果人口无限增长下去，我们出于对未知的恐惧和想象力的贫乏，也许还可以给自己的担忧找到理由。但时至今日，世界人口的变化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避孕措施的普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生育率快速下降，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望降至更替水平，世界人口无限增长的前提不再成立。

过去世界人口增长几倍，几十倍，世界越来越富裕，现在世界人口未来萎缩在望，那种认为萎缩之前再增长百分之几十天就会塌下来的想法，显然有悖于合理的推断。其实，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60年代至1990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已经面临下降，未来的担忧并不是人口无限增长，而是人口一路下滑，急剧萎缩。在这种情形下，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避免人口规模大幅而急剧的减少才是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