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迷宫》《暴裂无声》《热搜》……介绍一位新锐导演：忻钰坤

以主流电影市场为对象，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在《殡棺》、《心迷宫》和《暴裂无声》中，忻钰坤原本展示出了接班主流市场旗帜的潜质。他主打复杂叙事结构，在情感的表现力上也不差，且主题具有人心与社会性的挖掘倾向。这三点结合起来，就吻合了目前成为市场大势的几个点，“反转”“基于社会的激烈共情”，“剧情与情感的奇观”，“敢拍”。

当然，这并不是说忻钰坤有意迎合市场，而是他的创作倾向与之在客观上不谋而合。有一些创作者就是会拥有这样的先天便利，像创作与受众结合最好的中国导演宁浩，就是典型代表，他不需要屈服于市场，只需要发挥自我。

但是，当忻钰坤拿出新作《热搜》时，我们从项目的阵容体量上看到了行业对他的期待，却也看到了他的暂时困境。至少从这部作品而言，忻钰坤还是呈现出了被“磨损”的平庸感，既没能很好地发挥自我，在无意识之中客观对接市场主流类型化标准，也没能有意识地完成平衡兼顾。他依然有潜力，但还需要时间。

《热搜》之中，忻钰坤失去了曾经的叙事能力，丢失了以往的主题解构，更没有了一贯的风格特质，这让他只能拿出一部最平庸的主流作品，所谓的“思想性”也不过是基于当下主流关注倾向而做的添加而已，自身对它的诠释和理解都毫无野心与完成度。

本片的核心立意当然是“热搜”，热搜引出的互联网舆论筛选机制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本性。他们在非实名制的掩护之下没有了道德顾虑，将所有的深层次内心需求全部暴露出来，通过指责他们而达成发泄不满与自我满足，我们能看到参与感的裂痕，存在感的缺失，道德感的消除，以及愤怒感的膨胀。他们对社会产生情绪，对身处社会生活中的自己感到挫败，因此才有了这样的诉求。这其实指向的是带来一切的社会本身，社会却并非一个具体目标，哪怕说了也会被众所周知的因素删除，更让自己显得过于落魄，等同于暴露自己的惨淡一面，因此必须用一个更具体的目标，去给自己塑造出正义的假象，一方面便于抨击，一方面利于遮掩自我真实与满足正义感，从而理所应当地展开行为。

民众的目的只是通过发布评论而自己，而不是真相，无视事件对象的真相，也遮掩主观自我的真相。不在乎“内容”的所指真实性，影响恶劣性，道德底线性，那么舆论发布者也就纯粹为了自我内心的满足而运动，毫无顾忌且意欲强烈，这共同组成了他们对于任何一种“正义大风向”的轻易倒向，参与与转向都毫无付出与心理的成本难度可言，跟风与被带节奏随之而生，并由热搜机制无限放大。

可以说，网暴是一种全社会性的问题。它反映了所有当代人的现状，每个个体共同组成了民众的集体。而热搜机制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代表了另一种集体，即当代媒体平台，他们在自媒体流量时代的规则之下，报道真相的职业道德与更广泛的道德一样，在流量为先--对应个人压力（阶层、收入、前途、精神空虚）--的社会现状之中只得丢失，这才引发了对媒体人对热搜的追逐，以及媒体平台对热搜机制的打造。媒体人站在了一个中间点上，他既是区别于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引导者，是网暴机制的推动者，也是更普通的民众之一，是网暴现象背后“行业与社会现状”的被影响者，是社会的害人也是受害人，这其实也是所有网暴者的共性，真正的问题是造成这一切扭曲的社会现状。

在电影里，我们确实看到了一定的基础架构。主角陈妙的身份正是媒体人，而她要面对的则是意味着固化阶级问题的富人资本家，以及由其打造的“小型社会”，从教育到传媒到商业无所不包的完整内部系统，而受害人母女与陈妙正身处于这个系统中，其他同事的存在则扩大了媒体人与普通人二合一的范围。

如果影片正常发展，可以预想的一种方向是，陈妙先为企业系统的目的而打造热搜，自身则出于在系统中获得创业成功的目标，也会看到女生自杀后依旧利用舆论法则扭转矛盾对象，洗白而非承认自己的错误，随后良心发现，在以热搜对抗企业的舆论战中。此时的她却察觉了事实，曾经以自己的引导而马首是瞻的民众不再为自己所用，而是在企业更具投入能力的砸钱换流量之下轻易倒戈，对他们而言，自己发布的真相在其中不重要，甚至连自己经常挂在口头的传媒圣经也不重要，技法和道德都影响不了他们，唯一的真理只有“大资本的投入制造风向”与“民众诉求的满足”之交互，自己曾经的成功不过是对大资本与民众的依托，就像自己依托于这一社会现状，而非对抗它。

进一步地展开，陈妙自己也成为对家舆论战的受害人，被网暴，让她媒体人的对立统一性得到了具体的表现，也加深了她对自己曾经害人对象的共情与内疚，这种道德觉醒的内疚带来了反抗，却是无意义的。

而在企业形成的小社会系统内部，女生母亲出于生计考虑的配合作假，让她的被害与加害者身份确立，其他同事为了工作的反戈一击，则形成了群体性表达。这是在“小社会系统”中，随着“民众敲击键盘”的蒙太奇而外延到真正的社会中，对后者进行确切的定义。

甚至于，忻钰坤还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布信息反转”，陈妙与企业出于对抗的策略与自保的需要，在各阶段发布了不同版本的人事诠释内容，并在一次次的倒叙、插叙、闪回的回溯之中拼凑出完整的真相，随着发布进程的推动而由双方一步步发布出接近它的版本，最终在陈妙放弃一切自保顾虑的情况下完整呈现，她不再在意对方对自己曾是帮凶的揭露攻击，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民众对它的态度却是“哪边大势就倒向哪边”，他们会在每个阶段的每个版本中始终如一地做出坚定与投入的信念感，实际上却意味着对内容可靠性的毫不关心，甚至当他们看到物料中的“被害人”母女时，也并不关心对方的真相，只是进行着过度扭曲的关怀。

直到最后，陈妙发布了真相。它是不符合所有人诉求的版本，也得不到他们的追捧，而逐渐进入“放弃现状顾虑，找回道德素质”的陈妙与这种民众的社会现状对抗，也得不到支持。甚至在处理中，电影可以像《狩猎》一样，将“凶手”（真相）的身份（内容）故意模糊化，象征社会之中客观真相的不被重视，人们只想满足自己的不光明诉求，对无辜的主角进行审判。

然而在成片中，忻钰坤却只是半途而废。陈妙确实陷入了道德困境的状态，确实一度用转移矛盾与扭曲进一步事实的舆论打法洗白自己，也确实一度被企业纳入了舆论抹黑的攻击对象，这其实是诠释主题的重要角度。但是，电影却迅速开解了陈妙的自我谴责，在一次假冒记者的探病后迅速找到了对外的目标，随后就以对抗企业而消逝了内心愧疚，恢复了绝对的坚定正义者姿态，而她身陷的企业舆论战抹黑也不再提及，从内心到外部都回到了绝对的“红方”状态。

随着这极其重要环节的简单化，电影也就变成了简单的对立，陈妙的正义一方对抗企业的邪恶一方。这样一来，它就必须早早呈现出完整的真相，以便让陈妙在对抗中发布的内容足够获得观众的信任，明确她与企业的正邪身份。我们看到了影片前期的几个小反转，它们以回溯为主，再造了事件真相里的几个小点，却发生在极度前期与短小的段落区间之中，几乎无助于主题的深度表达，只是为了给企业的面目揭露打造一点“层层剥开”的效果，甚至会因回溯在前期的过度频繁与推翻不足，而显得叙事节奏凌乱，且能力十分笨拙，这个程度的事件重构根本不需要如此。

而随着正邪明确对立的关系，双方代表的阵营属性也必须明确下来，为了表现“社会”，百姓与富人的阶层对立，女性对男性的性别抗争，无疑是最容易想到也最贴合社会主流关注的两点。因此，影片将所有人都做了清晰的划分，女性全部是反抗性别压制的存在，在反抗企业--由王凯承担，他对陈妙的隐约爱意成为了男女性别层面的“压制欲望”，而高管身份则带来了阶层角度的压制---的陈妙之外，两个女学生皆是企业的不同形式受害人，女员工则是曾经的老板性侵对象，陈妙公司里的女媒体人们也都在明暗之间支持她。另一方面，男性则是负面的存在，王凯对陈妙的爱意随着对抗的开始而迅速不再提及，作用不过是说明他对陈妙的感情并非更重要的爱情，而只是占有欲。校长的形象是单纯的帮凶，被王凯威胁的“生计困境”迅速淡化，只剩下了大量的为虎作伥行为。更不用说男性老板。

而在阶层角度上，企业一方自然是上层，而底层的所有人则都是好人，在一开始呈现出转发热搜的“帮凶”形象，却最终归于对陈妙真相言论的支持。电影甚至有意淡化了民众在舆论战企业占优时的存在感，没有再使用“大家转发”的蒙太奇，只是用“人不出场”的台词和弹幕一带而过。

如此一来，女性与底层的人物形象变得单维度了，陈妙的同事们有的确实一度为企业命令做事，却没展现出太多的生计考虑与愧疚，更多的是对陈妙的暗中关怀，形象始终明确，为最后的归正做铺垫。而最典型的则是女生的母亲，她出自底层，是企业小社会系统的阶层与性别受害人，却也出于生计考虑而两次服从，让女儿规训，甚至帮企业对抗陈妙，这一点的存在是她之于社会的两面性象征，也说明了作品的原有表达野心。

但是，女生母亲的这种形象却没能深入，更谈不上延续到最后，被陈妙非常轻飘的嘴炮所扭转了。而当陈妙用她作为舆论武器的时候，影片本可以让陈妙夸大她的落魄，以非道德的舆论法则引导民众的非真相正义感。这从又一个侧面说明了舆论的面目，也说明了而母亲在其中的二度受害，更可以进一步促成陈妙的反省，引导出这样一个框架：她在对抗中逐渐披露更接近真相的脱水脱夸大版本，逐渐意识到舆论法则的不可留用，随之而一步步内疚并逐渐觉醒到完全道德意识。但母亲归于底层与女性的单一化，让这些都不具备实现可能性了。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忻钰坤的一些努力。影片尽量制造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复杂人物，即宋洋饰演的学长。在最开始的阶段，他是一个坚守道德的好人，甚至会反驳无底线的舆论机器陈妙，但也在陈妙的反击话语中流露出了一种基于“男性弱势”的私人不满，这一点与他的生计压力相结合，构成了他服务于企业而非帮助陈妙的转变动机。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性别对抗的表达部分，同时也带来了道德在现实压力与阶层压制之中的沦丧角度，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展现者，可以很好地平衡两个表达。但是，在最后的反转中，他却变成了一个单层次的人物，完全归于非富人阶层，这本没有问题，欠缺的是反转之前的具体铺垫，从挣扎过程中的觉醒，而非忽略到“没表现出有所挣扎”。

影片试图给结尾一个光明的走向，底层人的善良，宋洋与陈妙的感情，媒体人与民众的道德，这当然是很积极且有创作必要性的内容，但与“舆论反映当代社会”的设题却不甚吻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指向性的主题，而当代社会则绝非那么纯良。

正因为它对现实感与“非现实落点”的同时追求，成片才显出了一种内里混乱的感觉。一方面，它没法更细致地展现人物的纠结与改变过程，因为它想不到如何将之合理到让人信服的程度，这并非“童话故事”的标准，却是现实性叙事的基础，于是只能含糊带过一切。另一方面，它想歌颂人情的美好，让陈妙的亲情淡薄与“舆论机器”状态对应，最后则变为友情迸发与“真相坚守”状态，人情与道德完成了同步的获得，但又给出了陈妙在关键环节的“非人情一步”，让她甚至利用到了自己的父亲，带来了更现实感的锐利表达---在现状之下，父亲为了金钱而攻击女儿，女儿想要执行正义，也不得不抹黑自己的形象而利用父亲，绝对的亲情与道德是毫无意义的，伸张正义者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吻合舆论规则，让自己变得非道德起来，既来自于抹黑道德形象，而这种手段其实也意味着道德形象的确实动摇。这一点表达稍纵即逝，自身过于片段化，也在暗中损害了陈妙的“绝对光明”落点，甚至父女亲情的完全丧失这一结果本身，其实就是之于“光明”的削弱。同样自相矛盾的还有“性别议题”，宋洋成为了唯一的光明男性，而他的人物设定却本可以一黑到底。性别、阶层都是当代社会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结尾被削弱了表达效果。

这样的成片，充分体现出了忻钰坤在创作之中的纠结，他肯定有所想法，但又不得不做出走向的平衡，一方面要考虑到尺度的问题，一方面也要顾及观众在“正义伸张”与积极走向中获得的离场感。甚至可以说，以他呈现出的性别与阶层议题水平来看，那种简单到机械化的性爱侵犯与剥削控制，以及陈妙对王凯的内心反应与逐渐崛起，包括陈妙表现出的“为女性底层人申冤”的独立形象本身，都非常单薄，似乎更像是忻钰坤“被动加入”的内容。原本的设计中，忻钰坤可能更侧重于对“舆论民众”本身运转形态的表现，由此展现社会生态与民众心理。这也才符合“热搜”标题的所指，而如今成片里的“热搜”舆论机制则更接近于单纯的工具，让正邪双方进行对战，而社会表现则以双方在更具体人物的更具体接触之中完成，“热搜”沦为了一个噱头，变成工具的它本身不再带有任何的意味属性，也无法指代理应反映的社会状态，其引出的网络舆论环境之民众心理也就不具备表现力了。

事实上，忻钰坤也展示了一定的能力。在他的开头中，陈妙购买的咖啡滴落画面与女生的坠楼画面达成了平行，这让后者成为了陈妙“消费”--一个被广泛用于“网络平台中无底线博取话题流量”的用词--的对象，也像咖啡一样无足轻重，而陈妙在最后甚至会给“她”（咖啡杯）留下一个唇印，在她的无心之中暗示了其对“造成女生死亡”的轻忽心理，对应着她后续面对自杀依旧转移矛盾的做法。与此同时，校长凝视女生照片的画面也同步出现，他只在意其代表学校形象的“公开信息墙上的美好照片”，而非背后落下的女生本人，与此刻的陈妙构成了一种对等关系，都是对于女生的利己存在。

这样的小手法，是忻钰坤曾经两部作品的乍现。在《殡棺》和《心迷宫》里，他设计了《罗生门》式的多重角度，以及《低俗小说》式的环形结构，对事件进行两个层面交织的叙事系统搭建，前者模糊了绝对的真相，让所有人都留在了被怀疑为凶手的状态，后者则强调了这种暴力在所有人身上的循环，从村子里的老人到小孩，代代传承。而《暴裂无声》的叙事结构相对简单，却有着更多的细节设计与浓烈的情感内心表现，男主角始终处在生物链的底层，不停看到被割杀的羊肉，生物链对应了代表社会的金字塔意象，金字塔模型同样始终围绕主角，甚至直接就是凶器，让当代文明社会成为了原始的自然丛林，灭杀了处于自然与社会底层的主角，而他的反抗之心却始终归于哑巴的沉默，内心爆裂却终究无声，看到了儿子的死亡真相却无法申冤，在通篇的极度细化压制氛围里呈现出浓烈的反抗之怒与其怒的消散。

比起这两部作品，《热搜》里的忻钰坤无疑平庸了太多。叙事回溯的使用与细节手法的设计都过于微小，整体呈现出了一种标准的流水线作品之感，灵性、天赋，乃至于创作者的努力，都被打磨平整。对于这样的较新锐创作者而言，过早地接触大体量商业制作，或许还是来得急切了一点。

在当前的行业环境之中，“作者”与“市场”的结合是天赋导演不得不考虑的市场，也是其创作中基于非天赋部分与创作经验的共同短板。从大部分观众的口味倾向与观影习惯，到市场的类型受容与题材选择，到宣发的推广思路与包装侧重，都会让电影走上一条“至少要具有一部分类型化属性”的道路。

像本年度的另一个潜力股魏书钧，他的《野马分鬃》和《永安镇故事集》就不太进行这种平衡，于是只取得了极小规模的放映范围，接触到相应的少数观众，口碑较为“垂直”，因此基于观影预期和接收习惯的争议也就相对较少，后者更多也是因为制片人大峰的一些反映才陷入舆论战。即使是票房成功的《河边的错误》，魏书钧更有意地进行了平衡，却是非常“粗放”的方式，只是给出包装而不做“对接电影逻辑与主题表达”的太多心思。

于是，《河边的错误》就成为了一部复杂的作品，独立看待之下会非常优秀，却难言“适合其被推上的市场与消费者”。这是中国新一代电影创作者的课题，甚至越有天赋便因其执念而越凸显，也因其天赋而更有必要去解决。

相比起来，忻钰坤的先天“条件”更好，更加契合市场倾向。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还需要时间，以及更多的尝试机会与更多的外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