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奔向平原！”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十九）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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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十九）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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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警卫旅联队的士兵连夜向贝利小道末端的登班进发。十一月十七日晨，他们到达登班，并立即构筑工事，午后不久就遭到攻击。中国兵力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印军抵挡了约三个小时，使敌方遭受重大伤亡；但后来弹药打尽，他们在取得第四十八旅的批准后，试图向邦迪拉撤退。由于黑夜降临，又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部队失去了控制，联队溃不成军，没有一个人回到邦迪拉，几个星期后，才有些散兵游勇在平原出现。

       印军又一次部署失当，在没有后勤支援，只有在强行军中能够携带的少量弹药的情况下，同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部队作战，并付出了代价。警卫旅联队溃散后，中国部队切断了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　　 

       正当警卫旅联队在登班打败仗的时候，另一个印度营却击退了中国部队的多次进攻。警卫旅联队是从邦迪拉构筑好的工事中被拉出去，在半路上迎击敌人的；而色拉的防御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印度有一个营作为掩护部队布防色拉以北数英里的地带；十七日拂晓，中国部队对这个营发动进攻。从黎明到午后中国部队五次企图突破防线，但都被击退。进行这场坚决阻击战的是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四营，就是三周前在达旺以北曾无故惊惶失措，一度溃散的那个营。　　 

       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根据计划，命令高尔瓦尔营及其他掩护部队后撤至山口周围的主防阵地。印军五个营的阵地都能相互支援，而且又有足够的大炮，因此这支力量很强；给养能支持多久，部队就能固守多久。

       但是，当中国对师部阵地发动钳形攻势的轮廓和压力变得明朗时，帕塔尼亚就开始计划和准备撤退。十七日中午过后不久，他要求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他同军部有电话联系)批准旅部自德让宗南撤。当时，考尔还在坐着直升飞机在瓦弄失利的战场后方巡视，第四军的值班参谋拒绝批准帕塔尼亚的要求。　　 

       中国大股部队在登班出现，并切断了返回邦迪拉的公路后，帕塔尼亚开始催促上面批准他把第六十二旅撤出色拉。帕塔尼亚这时已看清形势，中国部队切断了公路就意味着色拉将完全依靠空投给养；如果敌军保持一个星期的压力，阵地上的补给就会耗尽，那时敌军将能席卷色拉，消灭守军。

       在这个时候，德让宗还完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师、旅两级的指挥部都在那里，非战斗人员占了很大比例，因此很容易被中国人攻占。帕塔尼亚原来一直低估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运动的危险性，现在似乎又转而夸大在他后面的敌军兵力。他当时提出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假使不去考虑建议提出的时机的话。如果第六十二旅从色拉撤出，与德让宗的部队会师，然后打通道路，并在邦迪拉集中近三个旅的部队，印军地位就会大大加强起来。

       第四军的参谋军官们一开始就极力主张这样作——就是说，必须在邦迪拉坚守，因为在那里能够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并且能够从平原上得到支援。原来发给帕塔尼亚的指示中，也曾规定可以如此调整部署。当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的进攻愈来愈猛烈的时候，他开始要求实行上述调整。然而在战斗愈来愈逼近的压力下，帕塔尼亚没有看到：他的师已经不能再作出这样的抉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

       在中国部队发动进攻前，这样的作法本来是恰当的；但从进攻发动之时起，它就必然要导致灾难。当时，第四师只有两种抉择：要么在准备好的阵地上坚持战斗，拖延时间，直至补给断绝失败成为定局时为止；要么是为时过晚地赶回邦迪拉，而沿着一条可能受到敌人袭击的山路仓卒撤退，那就要冒溃败的风险。　　 

       十七日傍晚，帕塔尼亚再次给第四军打电话，要求批准把部队撤出色拉。那时，考尔还没有回来，但塔帕尔和森已到达提斯浦尔军部，他同他们两人通了话。这两位官员当然是考尔的上司，而且一直都密切参与制订抵抗中国进攻的计划，因此，他们既不能推说没有权力，也不能推说不了解情况。但他们都拒绝给帕塔尼亚下达任何命令，而是要他等考尔回来后再请示。

       在提斯浦尔这个平静的军部里，陆军参谋长和东部军区司令在责无旁贷的情况下，竟然拒绝负起责任，作出一项紧急的作战行动的决定。对于印度军队来说，真正最糟糕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军部里所度过的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不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陡峭的山岭中即将遭到的溃败。　　 

       在这个时候，帕塔尼亚一直同霍希尔·辛格旅长进行通话。当时以及当天夜里，他们两人之间究竟讲了些什么，各有各的说法。几天后，霍希尔·辛格就被打死。帕塔尼亚的说法，同第六十二旅旅部幸存的官员们及该旅各营营长所提供的材料，是有矛盾的。本文是根据后者提供的情况写成的。当时，帕塔尼亚提出要撤出色拉。霍希尔·辛格抗议说，他的部队还守得住；此外，高尔瓦尔联队和其他掩护部队正在返回主防工事的途中，在他们返防前，不能把六十二旅撤出。

       霍希尔·辛格表示，如果命令撤退，也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撤；如果企图在当晚撤退，那将会造成灾难。帕塔尼亚似乎接受了这个看法，因为他当时下达的唯一要立即行动的命令是从色拉抽出两个连到德让宗以加强那里的防务。这件事，以及从邦迪拉抽调部队增援德让宗的类似调动，帕塔尼亚都没有报告第四军。　　 

​       考尔于当晚(十七日)七时半左右回到军部，很快就同帕塔尼亚通话。那时，第四师师部已得到消息说，中国部队向色拉周围运动，并有再次切断公路——这次是色拉到德让宗之间的一段——的危险。因此，第六十二旅如不立即撤退，也可能根本撤不出来了。

       帕塔尼亚紧急要求批准撤回该旅。考尔说明了至少要坚持一夜的道理，但他在电话中并没有下最后命令。然后，考尔、塔帕尔、森和随同塔帕尔来到提斯浦尔的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等人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第四军所有的参谋军官都奉命离室。约半小时后，考尔手持一份电稿从屋里出来，交给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要他立即发给帕塔尼亚，电文是要部队从色拉和德让宗撤到邦迪拉的命令。　　 

       正巧在那时，与第四师的直接联系中断，因此辛格就把电报发给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要该旅转达德让宗。但没有过几分钟，考尔又告诉他说，电报要停发。当时，那份电报还没有从邦迪拉转发出去，于是就在当地被扣住并撤销了。　　 

       看来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帕利特准将极力主张要六十二旅坚守色拉。开始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提醒塔帕尔和考尔说，“如果一万二千人的部队没有打仗就跑掉，那么陆军今后就无脸见全国人民了”，或者讲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番告诫使他的上司们感觉到，命令部队撤到邦迪拉的决定是做得过于匆促了。

       于是，考尔同塔帕尔和森又拟出了另一份电文，拍发给第四师。电文内容是：　　 

       一、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当阵地守不住时，我授权你们可撤到你们能够防守的任何其他阵地。　　 

       二、敌军约四百名已切断邦迪拉到德让宗之间的公路。我已命令第四十八旅旅长今晚迅速坚决攻击这支敌军，并不惜一切代价扫清这条道路。你们可能在申隔宗[色拉背后]、德让宗和邦迪拉各点被敌军截断。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　　

       三、第六十七步兵旅，除一个营外，将于十一月十八日晨开到邦迪拉。要最充分地使用你们的坦克和其他火器扫清交通线。　　 

       考虑到前后的情节，这份电报是在军事上推卸责任的杰作。对它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帕塔尼亚认定必须在色拉打到底，电报授权他可以这样做：“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如果他认定，色拉阵地已守不住，因此必须撤退，这份电报也授权他可以后撤。

       但考尔在发电时既已知道帕塔尼亚已断定色拉守不住并极力要求立即后撤，那么，这份电报实际上并不是命令固守，而是批准后撤。它等于是重复了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文，只不过它的措词把作出决定——作出任何决定——的责任推给帕塔尼亚。

        [ 注：考尔在他写的那本书里引用了这份电报，并认为帕塔尼亚应对溃败负责，他说，后者命令撤出色拉是“违反了我的指示的精神”。 ]　　 

       考尔要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旅长“迅速坚决”使用坦克和步兵扫清道路的命令，由电话下达给该旅旅长格巴兹·辛格(Gurbax Singh)准将。辛格提出了抗议。他指出：他手下只剩下了六个步兵连防守邦迪拉，中国部队已运动到他现有阵地的周围。在夜间派出一支部队沿着曲折狭窄并已为敌军控制的道路前进，等于是白白断送这支部队。

       在夜间，这条没有填平的道路上扬起的尘土，同地面上迷蒙的烟尘混合在一起，形成伸手不见五指的厚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在这种地形用处就不大的坦克，将变得毫无用处。结果，考尔同意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暂缓执行他的命令；届时，将有两营增援部队到达邦迪拉。　　 

       考尔发给帕塔尼亚那份模棱两可的电报，事实上在第二天凌晨才到达第四师。在此以前，帕塔尼亚接到的只是考尔在电话中下达的命令：即第六十二旅可以准备撤退，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下最后命令。这句话的含义仍然是模棱两可：准备可以解释为“计划”，也可以解释为“采取预备性的行动”。　　 

       霍希尔·辛格早些时候告诉他所辖各营营长说，当晚肯定不撤，旅部正制订第二天夜间或许要撤退的计划。防守在山口周围堑壕阵地里的部队等候着中国部队。中国部队彻夜调动的情况有时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拿着火把沿着小道匆忙赶路；有时则可从居民已撤走的几个部落村庄里突然传来的犬吠声中判断出来。但在午夜以前，霍希尔·辛格和帕塔尼亚之间又通了一次电话，之后，有一营原据守色拉一个关键阵地的部队，奉命立即撤至山口后面下方的一个地点。

       帕塔尼亚坚持说，这次调动是霍希尔·辛格的主意，这等于在色拉调整部署，而不是开始从色拉撤退。但据报道，霍希尔·辛格当时曾对提出了抗议的营长说，他本人也是接到绝对命令要他把这支部队立即撤退。这次调动不管是由谁提出的(根据前后的情况判断，帕塔尼亚要尽早撤退，而霍希尔·辛格却力图拖延)，结果它是给中国部队打开了色拉的防御阵地。　　 

       午夜过后不久，有关部队奉命撤离了他们的阵地，本来他们正打起精神准备在拂晓时迎击进攻的——中国部队到那时还未放一枪——这些印度部队穿过另外两个营的阵地回到了山口。这次事前没有发出通知在黑夜里进行的完全出乎意外的调动，就是对士气最高的部队也会产生泄气的作用，更何况这些印度部队的士气本来已经够低的了。

       指挥官们突然改变坚守的命令所表现出的左右摇摆，使得部队对他们还怀有的一点点信任也烟消云散了。至于说到敌人，印度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碰上他们，都要被打垮。就在几天以前，从色拉派出的一支约两百人的强大作战巡逻队，曾遭到伏击并被歼灭。毫不足奇，这次出乎意外的撤退，使留在前沿阵地的一些其他部队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地步。　　 

       中国部队仍然一枪不发紧紧地跟着后撤的印度部队，占领了他们已经修筑好的阵地。中国部队一开火，就有一个营的印度部队开始溃退。这时，全旅的阵地已开始瓦解，中国部队已插了进来，霍希尔·辛格一定是认为他这时已没有别的抉择，只好下令立即实行原拟在第二天晚上开始的全面撤退。　　 

       看来，中国部队原来的意图是：十一月十八日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对印度的残存阵地同时发动进攻。十八日拂晓，中国部队袭击了西段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上最后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瓦弄一端，印度发动的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可能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不可失去的大好机会，并使中国部队提前两天发动主攻。

       十八日凌晨，在色拉的印度防御阵地上已空无一人，构筑这些工事的部队那时正沿着公路后撤。他们的重武器、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丢在原处，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开箱的美制自动步枪。中国部队进入了山口周围被丢弃的阵地，并朝着下面正在后退的印度部队开火。　　 

       在德让宗，虽然帕塔尼亚在头一天晚上感到有些惊慌，表示担忧，但到了十八日拂晓，情景又完全不同了。那天早晨五时左右，有两名坦克部队的官员到师部去请示，他们发现师部那里非常安静，军官们都在临时兵房里睡大觉，士兵们也裹着毛毯睡在走廊上，连岗哨都没有——如他们后来所描写的那样——是“毫无战争气氛”。

       当时，德让宗同色拉(第六十二旅旅部位于色拉山口的后面)同邦迪拉还能通电话，在那两位坦克军官到过师部之后不久，帕塔尼亚了解到防守色拉的部队正在向德让宗撤退。但同时又得到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出现在色拉后面的公路上，退路有被他们切断的危险。

       帕塔尼亚不久前曾派出一个连掩护一条通向德让宗的道路；这时，这个连的连长跑来了，看样子吓得魂不附体，他报告说，他的部队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丢下了正在作战的部队一个人跑了回来。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中国部队的小型武器从大约一千码的距离向师部开了火。这一下子，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帕塔尼亚命令同他一起驻在德让宗的第六十五旅向平原撤退；他离开师部，匆匆忙忙地向驻扎在附近的骑兵部队发出口头命令，要他们设法一直向邦迪拉打过去；如果行不通的话，就丢掉坦克，奔向平原。于是，帕塔尼亚就带领随从军官和少数部队，离开德让宗，奔向普汤。他后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到他过去派到那里的一连印度部队，一起绕道回邦迪拉；但到了普汤以后，获悉邦迪拉已经失陷，就直接奔向平原。　　 

       在德让宗，没有任何人接替帕塔尼亚指挥。十一月十八日晨七时过后不久，驻在该地的部队——大约两个营的步兵，一个轻坦克中队，一个野炮中队，还有几百名师部和旅部的工作人员——都各自争先逃生。

       当时也有几名少校级和校级以下的军官，曾企图把他们集合成一支杂凑部队，以坦克为中心，一起打到邦迪拉，但是他们在路上一碰到中国部队就给打散了。只有一个营没有散回到平原，其他的部队都分散成小股，七零八落地退了下来。中国部队的伏击，以及险峻的山地和冬季的气候，都给他们造成了伤亡。师部并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出战场，在色拉和邦迪拉的指挥部以及在提斯浦尔的军部，对此都毫无所知。　　 

       从色拉后撤的部队，开始还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控制。当他们发现一些中国部队用火力封锁通往后方的公路时，就将其清除掉。但接着，这支密集的、向前运动的队伍的先头部分，遭受到重机枪的猛烈射击。霍希尔·辛格曾几次组织火力，企图打掉这些重机枪，但都失败了。

       这时，道路已无法通行，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中国部队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接着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普汤被击毙。　

       到十一月十八日上午，驻在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六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十二个连据守的半周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部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四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一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其余的增援部队都落在后面，过几个小时才能赶到。

       中国部队肯定能够拿下邦迪拉——但看来他们还得为此而进行一场恶战。可是，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四十八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困(他当然还不知道，当时除了几名躺在师部医院里的病员外，德让宗已空无一人)。

       格巴兹·辛格准将再次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除五十名先头部队外，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就从阵地上抽调出两个连的步兵，外加两辆坦克和两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准备沿着二十多英里长的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打过去。为了填补阵地上的空隙，把工兵、伙夫、文书编成了几个临时排——纵队启程后十分钟左右，中国部队就发动进攻，这班人首当其冲。中国部队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

       这时，已上路的纵队中的步兵，奉命返回原阵地，但他们发现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因此在中国部队发动第二次——也是主要的一次——进攻时，他们身在旷野毫无掩蔽。接着，由临时排防守的阵地被攻破，中国的火力转向旅部和后勤区。

       印度方面组织的反攻失败了。进行平射的印度野炮和坦克，堵住了中国部队；但下午四时左右，格巴兹·辛格下令部队向南方八英里左右的鲁巴(Rupa)撤退。他希望能在鲁巴同增援的两个营汇合；但当时一个营距鲁巴还很远，另一个营走的路线不同，开进邦迪拉时第四十八旅已经撤走。中国部队没有向他们开火，黄昏后格巴兹·辛格又返回邦迪拉，才把该营拉出来。　　 

       十八日夜间，该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但又接到第四军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Foothills)。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在鲁巴固守！这次，考尔又不在军部，而是跑到了伏特山，他是从该村派了一名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

       于是，部队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这时中国部队已占领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居高临下地对回来的印度人进行射击。这就使得鲁巴无法防守。全旅这时还保持为一个单位在战斗着，又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向查库(Chaku)，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

       中国部队从山上跟踪追赶了一阵子，不时地袭击沿山路后撤的印度部队，后来就脱离接触。第四十八旅到这时只剩下了三个营的残部，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天，徒步后撤，傍晚过后抵达查库。先头部队事先已对该地作了侦察，并分配好各单位到达后应防守的阵地；这次撤退还算是有控制的。

       但午夜过后不久，中国部队从三个方面进攻查库，并伏击了一支向该地运送弹药给养的纵队。燃烧着的车辆照亮了防御工事，中国部队很快地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全旅至此已失去控制，终于溃败，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三时左右，第四十八旅已瓦解。这时，在东北边境特区以及在西段中国方面所主张的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从军事上来说，中国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印度方面遭受到彻底的失败。　　 

       但撤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考尔回到了提斯浦尔军部，确信中国部队将进一步向平原地带推进。第二天早晨，考尔同森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当着森的面，下令要军部立即撤至高哈蒂(Gauhati)，该地在提斯浦尔以西约一百英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当时K.K.辛格准将和其他几名参谋坚持认为他们应留在提斯浦尔，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经过一番争论，考尔也留下了，当天下午，军部的其他人员，除医院和伤病员等不能搬运的部分外，都前往高哈蒂。第二天，考尔搭乘直升飞机，飞过沿着小路溃向平原的第四师残存人员，并让帕塔尼亚和几名伤员搭上飞机回到提斯浦尔。　　 

       新德里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这个消息比塔格拉山脊溃败的震动更大。一般公众都认为，在塔格拉山脊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进攻象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

       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通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事实上是采取着攻势——现在又败退下来。

       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当天早上各报已报道这个消息——还说色拉也失陷了。议员们鸦雀无声，屏息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

       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往日对于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词藻，现在也消失了。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的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

       在这部不断扩大的灾难史中，他又增添了新的一项：就是邦迪拉的失陷。他的讲话还特别针对阿萨姆邦的人民，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

       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尼赫鲁接着说：“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他的想法是：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国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

       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十五个。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事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 注：这件事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Sudhir Ghosh)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曾把这件事告诉了高希)。对此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奇特的：人们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扯谎。

       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部里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高希要他同美国人查对，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以后去问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副本)。

       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使纪事》一书中描述过那份呼吁书的原件。以后的做法就是很不象样的了。夏斯特里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词审慎的声明，这篇声明从字面上看是符合事实的，但从效果上看是骗人的。高希提到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曾奉命开往孟加拉湾；夏斯特里否认尼赫鲁曾要求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并说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开进孟加拉湾。

       高希表现出一种夏斯特里所不配的忠诚和庄严的风格，保持了缄默，虽然这样做使他自己的正直品格受到了损害，因为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知道：尼赫鲁在惊惶失措的时刻，已把不结盟忘得一干二净。但高希在他的自传里把事情的真相讲清了。甚至到了一九六五年，梅农也还不能相信尼赫鲁真的发出了上述呼吁。他说，“潘迪吉没有发出过那个呼吁”，“……潘迪吉在这点上是肯定的，不论他本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决不会干那样的事。” ] [ 译者注：潘迪吉Panditji，是对尼赫鲁的尊称，意为“有学问的长者”。 ]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上述呼吁还不是在溃败的震动下所采取而又很快翻悔了的唯一步骤。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新德里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原来的意图是：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

       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在内政部如此这般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操劳的同时，有些政客又在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担忧。一批反对党和国大党的议员找上了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建议他进行干预，施行某种形式的总统统治，暂时停止议会活动，把内阁变成为总统的谘询委员会，由尼赫鲁担任首席顾问。宪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条文。这项建议是昏头昏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几乎等于搞一次政变。

       它反映了这些人对尼赫鲁作为战时领袖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们认为象拉达克里希南这样一个同导致灾难的政策没有任何联系的非政治人物是个非常时期的适当人选。总统对找上门来的议员们并没有给予任何鼓励，但由于某些被认为同他比较接近的政客(特别是蒂·塔·克里希纳马查里T.T.Krishnamachari)在首都把他们的想法广为传布，因此，总理就有了疑心，认为拉达克里希南对上述想法并不完全反对。 

       [ 注：尼赫鲁对拉达克里希南原来是友好的；在这次事件后，尼赫鲁对他的态度显然冷淡，可能上述的猜疑是原因之一。另一因素可能是由于总统曾组织各邦首席部长共同施加压力来反对梅农。而且人们广泛地引用总统所讲过的话，就是说这次溃败是由于“我们的轻信和疏忽”，这点可能刺痛了尼赫鲁。 ]　　 

       与此同时，在提斯浦尔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入侵者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十一月十八日晨，考尔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

       (实际上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

       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伙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莫如死于敌人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提斯浦尔的市民也小心谨慎地效法他们。”

       大伙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的罪犯，拥挤在渡口，等候明轮汽船把他们渡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

       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可能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骚乱。

       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Digboi)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如果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干的话。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撤退，并销毁现钱、档案、破坏汽油站和发电厂。要优先撤出青年人，以免使他们被将占领该市的中国部队弄去进行思想灌输；政府官员的家属也应在第一批撤走。阿萨姆邦政府接着又给新德里拍了一份紧急电报，强烈建议要把该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列入应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理由是如果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对公众的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二十日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说：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军部离开时开出一长队军车，增加了提斯浦尔市外道路上的拥挤，而且增加了市内的恐惧气氛。　　 

       但印度陆军士气扫地的状况，终于要通过唯一的办法——即从上到下动手术的办法——加以解决。十一月十九日晚，塔帕尔将军从提斯浦尔回到新德里，并向总理递交了辞呈。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尼赫鲁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想让考尔接替塔帕尔担任陆军参谋长。 [ 注：两年以后，梅农竟然还说：“失去考尔，对印度陆军来说是个损失。他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指挥官，他以很大的勇气和胆量在那些险峻的高地上执行了任务——总有一天全国会认识到这一点。” ] 

       他同拉达克里希南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国防部长)，总统认为任命考尔的想法是荒唐的，他建议由南部军区司令乔·纳·乔杜里将军担任新的陆军首脑。尼赫鲁同意了。第二天早晨，他在人民院宣布，由于塔帕尔健康不佳，准予长期休假，乔杜里将军将署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全场为之欢呼。　　 

       乔杜里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要在东北地区正在后撤的部队，在他们认为能抗御敌人的地方构筑阵地，不再后撤。接着，他就免去考尔第四军军长的职务，由马内克肖将军——这个人考尔曾指控他不忠诚从而企图毁掉他的前程，梅农在十月初也曾拒绝任命他指挥这个军——接任第四军军长。军部在奉命撤离提斯浦尔二十四小时后，又奉命返回提斯浦尔。　　 

       由于新德里获悉了阿萨姆邦对于总理讲话的反应以及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的瓦解，因此决定派遣夏斯特里前往视察，给地方民政当局打气，并将当地情况向尼赫鲁汇报。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左右，内政部长一行人来到新德里机场，准备搭乘每天一次的班机前往阿萨姆邦。这时，一名随从人员注意到在报摊附近聚集着一群人，表现很兴奋，他便走过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上的头条新闻是宣布中国将单方面地停止战斗，并将自东北边境特区后撤。

       夏斯特里及其随从人员便立即乘车前往总理私邸，那时总理刚刚起床，正在穿衣服。夏斯特里的印象是：当时尼赫鲁还没有听到中国的声明，虽然几小时前各报社都已收到了这项消息。这样，印度政府才知道，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而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惩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