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一篇 ---- 當快滅頂的中國遇上演化論

1895年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將台灣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知識界群情激憤，康有為與梁啟超於北京公車上書，要求變法圖強，為清廷所拒。康，梁隨後組織強學會，宣揚維新思想，也引起了全國眾多知識份子的響應。

在維新派中，有一人在兩年後於報刊發表了「天演論」，隔年正式出版，並迅速成為影響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本書，他就是嚴復。

這是疲弱不堪的中國第一次見到演化論，也是讓許多民國風雲兒醍醐灌頂的時刻。今天聊聊這故事。

達爾文學說

達爾文學說的概念極其簡單，自然選擇，也就是天擇。

演化論其實只是淡淡地說明了如下的現象: 生物會改變，並將改變遺傳給後代。各式各樣的改變所產生的後代，都必須經過環境的考驗，而能適應下來的後代(或改變)，才得以繼續繁衍，這整個過程就叫做天擇，也稱為自然選擇。

在純粹自然科學的領域裡，現代生物學就是在如上的概念架構下，深入探究天擇的機制。但離開了科學領域，以上這段短短的敘述激起了滔天巨浪，從西方捲到東方，幾乎所有文明世界都受到劇烈衝擊。為什麼呢？因為演化論隱藏了幾種令人不安的地雷，「競爭」，「適應」，「進步」與「人類的獨特性」。

演化論最令人沮喪的發展，就是在政治與社會理論裡遭到濫用與誤用——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維護了帝國殖民主義，也產生了優生學，與白人優越論的種族主義。天擇所揭示的物種生存競爭與環境適應，被放大到人類社會現象的分析，用來區分種族與文化優劣。弱肉強食成為ㄧ種真理，優勢種族滅絕劣勢種族，得到了正當性，西方列強的擴張與殖民也是不証自明的「天意」。不過，需要被澄清的是，演化論並非產生這些偏見的源頭，而是這些早就彌漫在西方世界的偏見，得到了演化論的「科學支援」，從而結合成更具說服力的藉口，以確保西方利益......無論是文化上的，種族上的，還是貿易上的。

其實，就算是自然科學上的達爾文學說，演化論也並非「進化論」。大眾到今天還有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演化就是進化，這是錯誤的。

達爾文曾公開強調，不要以「高等」「低等」來形容生物，他的研究結論僅僅是: 生命的改變只會導致生物更適應環境，並不會導致「進步」那種抽象的理想境界。所謂的生物進步，指得是生理結構上愈趨複雜，或物種更繁多。天擇並不會「有意」造成進步的結果。舉個例子，人類的活動量隨著社會勞動方式的改變，勞動的時間愈來愈少，是否意味著某些器官也隨之退化？當環境不再需要某些深海魚類使用視覺，魚眼就會退化，相對的觸覺器官就會進化，那麼對深海魚而言，這到底是退化還是進化？ 

但演化論ㄧ踏進中國大門，就被當成進化論。

嚴復與天演

嚴復將演化論引進中國，書名定為「天演論」，但他翻譯的不是達爾文的「物種源始」，而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而且只翻譯了關於演化論那一半，倫理學那部分沒翻譯。有趣的是，嚴復翻譯此書有點像裴松之注解三國志，注解比原文還多，魯迅說嚴復不是在譯書，而是在寫書。所以「天演論」充滿了嚴復的個人意見，而其意見不是探討自然科學，而是倫理學，偏偏他又沒翻譯赫胥黎的倫理學意見。

這故事的曲折之處就在於此，沒翻倫理學的部分是因為嚴復不贊成赫胥黎的倫理學，而赫胥黎強調演化論與倫理學是兩回事，ㄧ是自然科學，ㄧ是社會學。對嚴復而言，如果演化論與倫理學不能「互參」，那演化論就沒什麼翻譯價值了，因為當時國都要亡了，知識份子急需救國強種的理論，人類怎麼從猿猴演化來，實在不重要。

這個被康有為譽為「中國西學第一人」的先驅，其實認同的是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進化論」，其相關的重要著作「進步:法則和原因」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早兩年出版，斯賓賽後來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換言之，嚴復恐怕是把討論自然科學的演化論，塞進「社會進化論」的模子裡，從頭到尾，重點都在討論生物演化的社會意義。

所以演化論ㄧ進中國，就被解讀成社會進化論。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當時中國人要的，其實也就這八個字，其餘生物學的論述，都是枝節。「物競」來自演化論這樣的概念:當生物數量過多而面臨生存壓力時，大自然會進行調整，留下最能適應環境的生物與其特徵(變異)， 也就是生存競爭(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嚴復關心的是演化論的社會意義，「競爭」與「適者」自然是重點，因而以此在社會層面上引申出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以及群體與群體的關係。他將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稱為「群學」，達爾文的生物理論則稱為「生學」。換言之，物種在天擇機制下的消長，透過「群學」將之聯繫於社會群體的消長。由「生學」印證「群學」，由生物演化論印證社會進化論。

斯賓塞爾者，亦英產(英國人)也，與達爾文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起源」爲最早，則宗天演之術以大闡治化之事，號其曰「群學」 (原強-嚴復)

另ㄧ重要概念為「體合」，就是演化論裡的「適應」，嚴復認為演化論的三個關鍵概念，就是「競爭」，「天擇」與「適應」。

(斯賓塞)用生學之理以談群學,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然於物競、天擇二義之外,最重體合。體合者,物自致於宜也。彼以為生既以天演而進,則群亦當以天演而進無疑。而所謂物競、天擇、體合三者,其在群亦與在生無以異。故曰:任天演自然,則致治自至也。 (天演論)

所謂「物自致於宜」就是生物適應，對中國人來說，老莊概念裡的「物自生，物自為」直到演化論出現，才圓滿地解釋了萬物的自然運作。然後嚴復展現儒家人文主義的本色，再將生物演變的自然現象，以小喻大，以解釋社會群體的演變。「 任天演自然,則致治自至也」，社會運作的方式只要符合大自然的運作，那麼人類社會自然就能達到「治」的理想。

這就是演化論與「天人合一」概念融合的歷史現場。非常中國。

有鑒於ㄧ個ㄧ個的不平等條約加在中國身上，嚴復的論述重點放在群體與群體的競爭，個人在此國難當頭時，必須消融於群體內，以群體利益為個人利益，極大化群體的力量以適應當時嚴酷的國際情勢，免遭淘汰。而這個時候的中國知識份子，不分什麼儒家道家了，他們將中國思想視為整體，企圖完善地與西學結合以挽救衰亡之世。所以嚴復的敘述與思想，今天看起來很荒謬，其實當時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也是如此，而中國本有ㄧ大堆傳統思想可作為素材，知識份子向來也有「集大成」的學術傾向，所以才有了「天演論」這部中國化的演化論。

「天演論」在中國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當時重要的知識份子從康有為， 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到青年胡適，魯迅等等莫不受到啓發。胡適的「適」就是為天演論而改的名，陳炯明的字「競存」也是，知識界幾乎人手ㄧ冊「天演論」並爭相發表相關文章。

當時知識份子的共識是「大憂乎今日之中國，方為世界競爭之中心點，優勝劣敗之公例，必為天演所淘汰」(游學譯編-楊度 1902年)，憂患意識下的演化論，只剩那八個字的警語。梁啟超在提倡墨子學時，也曾引「天演論」的說法，以鼓吹墨子的「非命說」。他認為中國人的ㄧ大毛病是「認命」，並指責這是儒家文化裡的壞習慣，中國人應當重拾「非命」觀，拋棄命定論，改為「力行」觀。

物競天擇一語，今世稍有新智識者，類能言之矣，曰優勝劣敗，曰適者生存，此其事似屬於自然，謂為命之範圍可也。雖然，若何而自勉為優者適者，以求免於劣敗淘汰之數，此則純在力之範圍，於命絲毫無與者也。(子墨子學說-梁啟超)

梁啟超以演化論攻擊命定論，若不努力成為強者，適者，終將被淘汰，與命運根本無關。關鍵概念在於「力」字。漢儒主張「命變論」，以道德的力量改變自己的命運，腦後有反骨的王充則主張「命定論」，認為做什麼都改變不了命運。梁啟超則完全否認命運，要求國人自我砥礪，不為「命」所束縛，要以「力行」取代「命運」。因而我們可以體會演化論在清末民初，是多麼重要的興奮劑，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從知識份子開始，人心思變，頗有「漢家逢天之大終」的味道，要改變，要前進，要革命。

但嚴復在革命成功後，支持袁世凱與君主立憲，終身反對共和。

國家終於改變了，他卻非「適者」。

將達爾文的還給達爾文

天演論的狂潮，到了民國成立以後，有了ㄧ些變化，部分知識份子對生物演化與社會演化之間的附會，持保留態度。以孫文為例，據說他年輕時就「雅癖達(爾)文之道」: 

達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于進化矣。(孫中山自傳)

孫文對演化論的理解是「進化」，所以他說明國家是由戰爭->合群->組織->首宰->國家，這個順序逐步進化來的。ㄧ般認為，這就是孫文受演化論啓發而來的社會進化論。而有趣的是，革命成功後，孫文公開說:

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今歐、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現從物理上發明一種世界和平學問，講公理，不講強橫，尚道德，不尚野蠻。(孫中山全集)

這等於是說講究優勝劣敗的「社會進化論」是野蠻的學問。孫文的轉變，不能不說是立場改變的原因，革命時，孫是「寇」，革命後，孫是「王」，處境不同，主張也必須不同。現下他必須面對西方強權的勒索，所以挺身呼籲西方要講公理，尚道德，人類社會不該強調生存競爭，文明國家要講「互助」。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 (孫中山全集)

這番見解，讓你也思索起此時此刻的中國了嗎？

生物演化與人類社會是兩回事，物種講競爭，人類要講互助。拋開政治目的，這樣的說法無論如何還原了ㄧ些達爾文的原意。科學的歸科學，倫理的歸倫理，不要再穿鑿附會了。雖然孫文將演化誤解為進步，至少還給自然科學ㄧ個乾淨的空間。好似在說，來來來，我們這些搞政治社會學的，還是回到仁義道德的軌道重新出發吧。

...乃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孫中山全集)

...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 (孫中山全集)

孫文試圖為這股激情的社會進化風踩剎車。民國以前講「驅逐韃虜」，民國以後講「五族共和」，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衍生的種族歧視歪風，並未在中國肆虐。但西方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已剎不住，仍在拼命往前衝，中華傳統文化被當作難以適應新環境的遺傳因子，成了「演化論大附會」的犧牲品。

這就是演化論在中國的處女秀，一開始就走錯了台步，但整個過程，卻沒有該被責怪的對象。

大家都只是為國家的未來著想，努力求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