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确实是国家贸易船队,也确实是大赚特赚的

【本文来自《明成祖下西洋是成功的吗?》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小众观察者
  • 中国古代政治(政策)特色的两个地方:事出有因,冠冕堂皇

    朱元璋海禁一个原因:南宋自由贸易让异族在广东福建沿海做大,最后闹到屠杀南宋皇室。乾隆四口通商变一口通商的根子:打击浙江福建的基督教传教势力(浙江是明清科举政治人才的重镇,基督教传教和贸易活动已经导致当时的儒家私塾和科举参考人员大量减少),同时推动这项政策可以让乾隆自己入股了广东贸易干股,分红60万白银,是乾隆自己的私房钱。叫天子南库。

    冠冕堂皇:外国都是穷地方,不值得海外贸易——其实是:民间贸易赚大了,威胁官家,都去经商了,没人种地了。容易动乱,容易饿死人,儒家地主——科举——皇权体系就瓦解了。

    朱棣大航海一个原因:政变上台,掌握税源的官僚地主集团不配合,缺钱,中央政府被架空,政令不出金陵城。只能另辟蹊径,搞‘国家贸易船队’,暗中捞钱。但当时没有社会主义概念,皇帝搞舰队赚钱,是严重缺德的行为,叫与民争利,是暴君的标志,所以朱棣是绝口不能承认赚了钱的。

    朱棣死后海禁的一个原因:‘皇室船队’,和东南沿海的个人船东利益相冲。官绅阶层不希望皇权做大(有自己的独立收入系统),搞的釜底抽薪。

    明朝是一个中央(皇室)和地方(乡土)利益剧烈冲突的社会。中央用自耕农政策配合海禁削弱地方,地方用朝堂上的党争和暗中拆台削弱中央。最后是竞劣双输的结果。

    南宋的经济繁荣更接近后世文人的‘神话’。南宋广州泉州的船东(真正赚大头大)大部分是异族。即从海上丝路过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爪哇人(柬埔寨)也在当时的广州成为富商。

    而且当时出口的瓷器,基本都是定制产品。款式,图样,数量都由贸易商限定。技术上虽然掌握了核心技术,但贸易商还是‘代工模式’。

    更深层地说,世界(历史上)其实没有真正的自由贸易。西方发迹的开端,是重商主义取代封建道德权力观。

    西方封建时代,权力对社会对治理重心,就是安居乐业,与人为善(love and peace)。只要老百姓不造反,夫妻互相忠诚,穷一点,苦一点,但不做缺德事,社会就是文明的。

    重商主义兴起,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发展的轨迹,‘富’,取代了‘善’,成为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重商主义对权力的要求,就是必须让社会富裕,让国家强大。生产,销售,赚钱,发财,扩张利益,权力必须为这一目标服务,包括国家积极干预,军事服务于商业贸易(对方不买我的货就开炮),都是重商主义的要求。如果不能,就是权力的失职。

    把这个基本脉络理顺,就知道宋明理学兴起,后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古代中国就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路径了

    简单总结:

    儒学:谋利是人的天性,让人行善(仁)是权力的义务。正因为人的天性自私自利,所以权力有义务通过教化和管制,平衡人的私欲。所以要‘绝淫祠’。

    理学:谋利是人性,行善(利他)是天道。人性要服从天道。当权者要‘内圣’(修养利他化)而外王(自己先受罪,然后才能让下面人一起跟着吃苦受罪)。日本理学要求天皇和幕府将军:一顿能吃半天黄花鱼,就不要吃一整条。因为你当领导的吃了一整条,老百姓就会想吃两条。只有当圈者带头吃苦,才能带动老百姓一起吃苦。

    康乾盛世(满汉全席):谋利是人的天性,利用人性,大家一起贪(从国库借钱奢侈),来换取大家拥护我的权力

    重商主义:谋利是人的天性,权力有必要满足这一个人性形成的社会需求。为社会谋利(致富)提供动能。

    这都是19世纪之前的主要思想脉络。

    朱元璋是宋明理学社会的人,上限不会太高。他能做的,基本符合他的智力水平极限了。而且幸亏他和他儿子们是半文盲,还能摆脱一点洗脑。像他孙子往后那些皇帝,从小被‘大儒’洗脑,逃不出‘大儒’的手掌心了。

    嘉庆,道光,咸丰,都是理学老师的教出来的。所以满清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慈禧是八旗寒门出身,读书不多,靠色相迷惑皇帝上位,反而逃出大儒的魔爪,给满清续命了。

郑和下西洋,确实是国家贸易船队。也确实是大赚特赚的。

 

但不是暗中捞钱,更不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的说法,是那些仕大夫阶层制造的歪理邪说。

 

整个朝贡贸易,从朱元璋开始,就是国家政治设计的基本制度。朱元璋之所以敢于进行农业税低税收的制度设计,根子就在于可以依靠贸易获利足食足兵。明朝开国之初,甚至是用贸易所得对官员发薪的。显而易见,这不是把贸易所得当成是皇家私账来对待的。不是你所说的乾隆皇帝的私房钱那种性质的。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八征蒙古,朱棣五征蒙古,三征安南,修长城修永乐大典,修武当山,修北京故宫,用度极大,且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根本就在于朝贡贸易和郑和七下西洋获取巨利用于国家财政。

 

对比汉武帝,汉初刘邦白登山被围之后,汉初整个休生养息130年,其间包括了文景之治的大盛世,积累了超级巨额财富,才有了汉武帝征匈奴的大动作。但汉武帝临终,已经是民生疲敝,天下户口减半,中产以下皆破产。。。以至于汉武帝在轮台宫下罪己诏,罢征匈奴。为什么朱棣没有汉武帝的积累,却能做成比汉武帝更多的事业?!最后还没有出现汉武帝末期的那些问题?!个人以为,郑和七下西洋赚钱才是他的财政支柱!否则,郑和下西洋真要是赔钱的话,上面那些个花大钱的事情加上这个巨赔钱的事情,就无法解释朱棣的财政从何来钱了!

 

朝贡贸易本身就是古典的国家贸易行为。而郑和下西洋,则不仅仅是朝贡贸易,更是朝贡贸易的升级版。是用国家的舰队贸易直插终端,直接绕过所有中间商,绕过内外的那些传统供应商,直接和终端需求者以及原始供应商进行合作。把贸易的巨大利益全部收入囊中。

 

但这么做,肯定会得罪国内的仕大夫阶层,并同时得罪国际上的那些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利的商业团队。正因为如此,强人朱棣身后,才会出现皇位继承过程中的一系列混乱和杂音,才会出现郑和船队巨资亏损的鬼话,才会有夏元吉销毁郑和航海资料的无法理喻的行为,才会有与民争利的荒唐舆论!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谎言。但迄今为止,还在某些势力的精心掩盖之下。对此,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思辨,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既还朱棣于历史的公道,更是正本清源,警惕这种势力干扰今天的中国国家贸易行为,导致民生的损害与国家利益的严重伤害!

站务

全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