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III)(风闻调研委员会)

科大给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我是第二等,一个月只有14元人民币,却是全部的伙食费,困难时期饭也吃不饱。中午课没上完,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但是排队吃饭时,科大学生照样拿个小本背外语单词。严济慈先生和我成为忘年交。尽管我的衣服打满补丁,严济慈先生却多次请我去他家的四合院做客,谈天说地。他告诉我两件事,终身难忘。

一次中央研究院聚会时,胡适发表高论,说巴黎是个花都,怎么可能做学问?严济慈高声回答说,只有在巴黎还能做学问的人,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胡适听了连忙给严济慈作揖。

二是法国的沙龙文化。巴黎的文学家,科学家都有名家聚会的沙龙。长辈常常带得意门生前往。年轻人旁听不久,就不难明白名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分几个学派?你自己感觉哪个学派的论据比较充分。如果有一天,年轻人产生新的想法,说出来前辈们都觉得有理,你就到了创新前沿了。剑桥大学卢瑟福的学生卡皮查组织的学生俱乐部,后来出了狄拉克等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这种学风比国内的门户之见和论资排辈,更能促进科学的更新换代。后来我在北大担任主管科研的副主任多年,试图让研究生加入教授与外国学者的午餐会,却无法成功。

受严济慈先生的启发,我大学一年级当班长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学生研讨会,模仿格致中学的研讨班,参加的学生轮流报告自己课余研究的物理学基本问题,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到宇宙学,和科学哲学等等。不料第二年就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并被撤销了班长职务。当时我并不觉得沮丧,因为因祸得福,多了课余时间可以读课外书和多学几门外语。这也成为文革期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暗指华罗庚,严济慈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修正主义苗子的新的问题。

中科大因为尖端科技涉及国防,学生的专业选择完全不尊重个人兴趣和才能,而是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密级”由行政干部分配,老科学家的伯乐没有推荐权。我报考中科大时选的是核物理的近代物理系,分配的却是固体物理的技术物理系。技术物理系的激光,半导体等尖端专业也不录取,只分到当时最传统的磁学专业。所以,我在科大和科学院的研究,永远是双轨制。领导分配的工作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同时进行,国内科研的效率只有后来出国后的百分之几前沿的基础研究只能在国外的科研中心进行,回国只能做应用的赶超研究,也就是逆向工程,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科研体制的小农经济模式,和欧洲,苏联的近代科学模式相距甚远。

三年困难时期,我参加了两期农村的四清工作队。开始理解毛泽东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要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道理。我从小体弱多病,四清时农村吃的是地瓜干,最好的食物是玉米面饼加大葱蘸酱。白天劳动,晚上开会,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却是我一生体重的最高峰,达120斤,远超后来留学美国的体重,掉到100斤以下。

更大的收获是社会大学,完全打破书本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我发现小农经济知识落后的中国,要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实践非常困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改革实验,执行起来和中国社会的多样性相距甚远。每次运动,都要求打击面为5%,实际上区域差距极大,很难一刀切。理论上阶级成分的划分依据的是马克思上个世纪的西方数据,例如雇工不得超过7人,这在当代只是一个家庭作坊的规模。农村雇佣的剥削量超过四分之一就是富农,缺乏劳力的中农在农忙时请季节工都成为阶级问题。结果我们村是抗日老根据地,根本找不到富农和地主,达不到5%的打击目标。四清工作队最终找到一位第一代老党员的赤贫雇农,因为感激一位富农寡妇的一饭之恩而定为路线错误,开除党籍,但是农民却认为他是好干部。因为他当大队党支书抵制浮夸风,即使被公社干部吊打也拒不报高产指标,才保住乡亲们能有粮食度过饥荒。问题是工作队的领导如果完不成运动指标,自己就可能被打成右派。所以,县级干部产生一批老运动员,运动初期扩大打击面,运动后期再等上级指令平反。多次运动下来,几乎多数人都挨过批判,造成文革后政治觉悟大减,经济欲望大增,给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混乱,物质挂帅种下后果。如今中国要拨乱反正,不反思历史经验,难以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

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号召长征和大串联,我和同班三个同学从北京出发,徒步翻越太行山和狼牙山,一个月后到达太原,被中央叫停。于是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太原重型机器厂做社会调查。我头一次发现重工业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规模。即后来重新发现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太原重型机器厂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建的大型企业,设备比西方留下的上海重型机器厂先进的多。但是建厂十几年,工人增加了几倍,生产能力却只有设计能力的几分之一。我从职工宿舍到厂长各级机构的调查,都找不到阶级斗争的证据,最后只能回到科学问题,问总工程师什么是“设计能力”的定义?回答是设计能力指大规模批量生产。中国的重型机械为国防尖端科技服务,一次订单只有几台,甚至一台,做好全套磨具,生产没有规模必然亏本。所以企业为了盈利,只愿生产普通机床才有市场。迫使政府下达“军工任务”逼国有大型企业亏本生产。中国计划经济代价高昂的原因是战时经济的技术更新很快,缺乏规模效应。中国经济看起来规模宏大,但是尖端科技的市场规模却非常小。这在改革开放后才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先进的机床可以出口占领国际市场。传统政治经济学空谈公有制的先进性,或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空谈私有制的效率,都回避了效率和规模相关的基本道理。文革期间的田野调查,成为我后来重新解读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起点。

【附注】照片一,陈平1983年摄于颐和园。这是大学时代最好的衣服,去严济慈家也是如此。

照片二,1966年12月,陈平与科大同学从北京徒步长征到达狼牙山。然后走到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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