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汉语之名，“思”西语之义，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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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晚期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本土士人在接受远来自泰西的“学问”时，由于语言隔阂，只能根据汉语译入语的字面义来推寻原出西语的意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显而易见者即“顾名思义”——“顾”汉语之名，“思”西语之义，学界特以“反向格义”来指称这个问题。

“哲学”，是我们洞悉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所谓“哲学”，西语由“philo”（希腊文φιλο）+“sophy”（希腊文σοφία）构成。运用历史语言学方法考查，“philo”后分化为两个词，一为“love”，另一为“belong”。所以“philosophy”的意思是“对智慧之爱”，或者“属于智慧（的那类智慧）”。

进而言之，“philosophy”不过是在西方一种特殊思维模式下所产生的一套话语体系（甚至不是知识体系）。

这种话语体系的产生始于古希腊人对于宇宙本源的探究（当时的探究方式只能是玄思），即所谓cosmology；继而集中在对希腊语自然语的一个语言现象——系词现象的思索上。由于这个语言现象在印欧语系普遍存在（如果没有系词，以古希腊语为代表的一众语言将无法表达），这种话语模式在西方便也具有普遍性。后以metaphysics，或者ontology来命名之。

后来，基督教出现后，出于传教的需要，宗教家们又利用了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已经塑造成型、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种话语体系，使得“哲学”转为“神学”，即所谓“theology”。

文艺复兴推动整体意识形态由“神学”转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种“理性之思”，把知识发展从“神”的压制下解救出来。再往后笛卡儿试图通过这套话语体系，为知识确定性找到/规定一个基础。“笛卡儿式的沉思”引发了一系列话语/思维成果，大概可以epistemology（认识论）一词予以概括。

这种话语模式的最后的辉煌，集中体现在德国唯心主义/观念主义（idealism）上。

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得益于这种话语模式，反过来也最终摧毁了这种模式。

近代有意无意对这种话语模式起到摧毁作用的思想家有很多，有学者认为以马克思、尼采和佛洛依德最具代表性。

接下来便是现象学的诞生和其超出一个世纪的影响。现象学的诞生以1990年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为标志，而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则是海德格尔。尤其海德格尔这位西方哲学的伟大且系统的阅读者/洞察者，意欲通过对“存在”（“存在”即中国学者对于“being”这个系词的动名词姑且采用的一个汉语译名，其实也可直接译为“是”）意义的把握，来destruction——追溯西方哲学的“初心”，最终彻底终结了这种话语模式。

所以，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这种在西方传统上形成和发展的话语模式？

是谁将“哲学”界定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甚至认为“哲学”是“百科万源之祖源”，而有意无意抽取了本来应该放在“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和“百科万源之祖源”之前的“西方”两字？

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思想”。这种通行于现代中国的将“哲学”一般化的认识模式，是否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

或者，我们可以问一问，西方有没有“儒学”？问一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以去掉“中国”两字，一般化的“儒学”？

进而，如果能够确认西方没有“儒学”这个事实，能否以之为据推导出西方思维、西方文化、西方传统不如中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