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下）

来源：微信公众号“溯流文化”

本文发布于2018-06-19

叁

再说洋人。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只记了1917年5月6日与5月30日和杜威的两次见面，但1937年7月20日写于太平洋船里的《〈留学日记〉自序》，忽然自说自话地写道：

【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馀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礼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

这种“此地无银”的表白，是要掩饰“暴得大名”的另一个秘诀——挟洋人之揄扬为己造势。

1919年，胡适以学术交流为名，促蔡元培邀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的中国之行，无薪俸是假的，所有开销都由邀请方支付。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离京，使北大的承诺不能兑现，杜威在的薪水没有着落，胡适对蔡元培生极大意见，最后由私人组织尚志学会、新学会与和清华学校分担。杜威在中国一年零三个月，看到原本瞧不上的胡适，居然有炙手可热的权势，大为意外，在给女儿信中引陶孟和、郭秉文的话，说胡适“方面太广了，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哲学，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付梓。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总之，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78页），方真正认下了这位中国弟子，默认为自己在中国的传人，1927年胡适再到纽约，经杜威通融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胡适借用杜威之名，也扩大了自己的声望。杜威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胡适以北大代表名义到码头欢迎，送入沧州别墅，各家媒体预告：“五月二三两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时（暂时）在省教育厅开演讲大会，已分送入场券。”到了5月2日，各报又发出更正：“杜威博士演说改期”；而由杜威博士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博士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西门外林荫路该会会所演说实验主义，以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说之导言”，5月3日的《申报》对此即有详细报道。可见杜威的到来，遂成就了胡适的热身。5月3日和4日杜威正式登场，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百馀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多数演讲由胡适为之翻译，人们普遍的评价是：杜威的口才并不好，反倒是胡适的翻译，声声入耳，给听众留下难忘印象。胡适还将讲演发于报纸杂志，又汇编成书交北京晨报社出版，在杜威离华前重版十次，每版印数都是一万册。到了1921年，胡适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将自己树为最权威的杜威专家。胡适的声名，因向杜威“受学”而增光；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也因胡适的宣扬而益大。

《申报》报道胡适演讲详情

到了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起评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通过一番巧妙的运作，胡适得以顺利入选。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对此有极好的剖析：他在自己所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过于偏颇，“批评”那是在华外国人的把戏，不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立场，且拟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这一有别有居心的举动，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评选结果揭晓，分“正榜”、“副榜”各十二名：

【“正榜”的名次与得分是：1、孙中山1315分；2、冯玉祥1217分；3、顾维钧1211分；4、王宠惠1117分；5、吴佩孚995分；6、蔡元培965分；7、王正廷925分；8、张謇915分；9、阎锡山724分；10、余日章703分；11、黎元洪671分；12、胡适613。

“副榜”的名次得分是：13、颜惠庆513分；14、梁启超474分；15、陈炯明378分；16、段祺瑞356分；17、章太炎328分；18、施肇基278分；19、聂云台252分；20、李烈钧237分；21、唐绍仪222分；22、郭秉文181分；23、黄炎培178分；24、康有为155分。】

胡适恰在“正榜”之末，不但凌铄政界风云人物陈炯明、段祺瑞，且压过学界元老梁启超（多139票）、章太炎（多285票）。胡适入选后，立刻“忘记”此前对评选的批评，因为他从此就有资本自称“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了。

胡适1928年的日记，附有英文剪报三则，均选自“Nation”.Vol.124,NO.3212。第一则主要内容是：

【胡适已重返美国。大约十年前，他离开美国——当时，他还是个谦逊的中国留学生，因其荣获学生论文奖、编辑中国留学生杂志而崭露头角。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他号召国人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认为用白话文创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和生命力。白话又是为旧文人所不齿的一种大众语。数百年来，汉语书面语言脱离了生话，而文学却不能将生活拒之于门外。中国的学者鄙薄小说，而胡适从近两百年印刷质量低劣的白话小说中找出了数十部，发现这些作品完美、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不留斧凿之痕，没有传统学者的酸气与迂腐。他重版了这些作品，并附以研究介绍——虽然市面上有仅花几分钱即可购得的廉价版本，而这些价格昂贵的版本却被抢购一空。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连续两年名列中国畅销书之首。他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了许多诗歌、戏剧、随笔：正是这次文学革命才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有幸聆听这位哲学讲座的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发现，他还是一位具有灵性的艺术家、和蔼可亲的哲学家，他对平民运动具有一种直觉的领悟力。】

报道说：“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可见《密勒氏评论报》评选影响之巨。

到了1925年，又借美国人勃德之手，厕身200“中国近代名人”之列，且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领袖”。《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目录首页，从A到H，计有：

【第13页：冯国璋；第37页：赵尔巽；第41页：张勋；第49页：张誉；第53页：朱葆三；第57页：何东；第81页：周自齐；第89页：靳云鹏；第97页：周树模；第113页：张作霖；第121页：冯玉祥；第169页：陈锦涛；第189页：张志潭；第205页：范源濂；第217页：张弧；第241页：张謇；第277页：傅筱菴；第293页：钱永铭；第297页：陈廉伯；第317页：周长龄；第325页：周少岐；第333页：陈廉仲；第381页：余东旋；第409页：狄梁孙；第421页：冯伟成；第425页：周星堂；第453页：区康泉；第477页：区克明；第481页：程天斗；第493页：吴克愚；第520页：朱榜生；第532页：陈纪邦；第564页：韩国钧；第568页：赵恒惕；第576页：齐爕元；第580页：褚耀南；第592页：张锡元；第596页：张福来；第616页：蒋尊簋；第620页：傅良佐；第632页：张载扬；第668页：朱兆莘；第672页：薛笃弼；第700页：陈介；第712页：邹鲁；第716页：何丰林；第720页：陈世光；第728页：陈其瑗；第740页：程潜；第743页：傅秉常；第767页：张开儒；第775页：张宗昌；第790页：张培荣；第794页：范石生。】

1925年时北伐战争尚未胜利，战争时期入《图鉴》的“中国近代名人”，有不少是地方军阀，其间有许多后人不熟悉的名字，而胡适竟然跻身其间，可见他之不同凡响了。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目录首页

1933年7月7日胡适日记，附有英文剪报一则，题为《胡适博士在夏威夷大学演讲人生哲学》，作者埃德娜.H.劳森。报道说：“昨晚，夏威夷大学演讲厅挤满了兴致盎然的听众，他们聆听胡适的演讲‘人生哲学’。胡适是中国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诗人。他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白话文由此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他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位杰出的绅士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计划委员会主席，北平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胡适博士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很偶然的事，起因是一批大学生关于诗歌语言的一场争论。语言的变换在学校已成为一个事实，文言文被译成白话文。胡适博士在演讲结尾时说：‘我的哲学是，要对你所说的和所想的负责，记得佛教有句话：“功不唐捐”。将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念：要对自己担干系，并且要记着，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不朽的影响。’”

《胡适与国运》提到，1954美国出版的《基本每日百科辞典》第257页，有胡适的词条，中曰：“胡适1891——中国学者和外交家，学于美国，发明白话。”评论说：

【吓！“发明白话”？这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简直以为编者在“发明笑话”了！自有人类以来，即有白话，最原始的文字，便是白话文，诗经便是最好的白话诗，而且“孔老二”也把它删选过。（大约因为“孔老二”手快眼快，想争“发明”权，胡先生才与他结下血海深仇，务要把他打倒）后世的语录、词曲、传奇、鼓词、弹词……等等，多用白话写成。在几千年前，便有白话文，以后还不断在各方面流行着。讲到文字进化的程序，一定是先有白话，后有文言，那么，即使不说提倡白话文是“开倒车”，至少也应说白话文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文字，提倡这种文字，不过复古而已。如果说“复古”，谁肯跟随？胡先生是聪明绝顶的“假语村言”专家，明白这点，于是把白话文套上一顶“新文学”的帽子，便马上取得了胡记的“发明”权，真是妙手空空儿的本领！多少中国青年入其彀中，怎能怪外国人受他欺骗呢！（第34页）】

最为“胡迷”津津乐道的是，胡适获得36个博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证明国际文化界学术界对胡适的尊重和认可”云云。殊不知荣誉博士的授受，取决于双方的需要。就大学而言，无非想借某人的名声来宣传自己，原是当不得真的。再说，你不跑到门上去招摇，人家怎会凭空授给荣誉博士呢？

1937年8月19日，蒋介石命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进行抗战宣传”。但胡适在美期间近似“无为”，即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四不”政策，他最忙的是疲于演讲，用唐德刚的话说，是“捞鱼摸虾，耽误庄稼”，既然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忙着谋取博士学位也：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多伦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馀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不明白的是，胡适之所以热衷于荣誉博士的头衔，不过是想用34个真的荣誉博士，来掩饰一个冒用了十年的假博士而已。

总之，胡适深既受徽商经营之道的熏染，又深谙美国投票选举之奥秘，异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学、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权力——资本——媒体三位一体的产物，既不值得艳羡，更不值得炫耀。

徐子明著《胡适与国运》

肆

“暴得大名”，其实是带有贬意的。陈婴者为东阳令史，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虽然不祥，胡适却乐此不疲，因为它带来名利双收，带来了“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国第一”的“行乐要及时”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江勇振语）。但这样一来，所谓“学问事功”，就不可能“夙夜匪懈”了。

诸葛有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胡适镇日处于妇姑勃豨、叔嫂斗法的状态，加之忙于社交应酬，根本没有读书治学的时间与心绪。林语堂译温源宁《胡适之》中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馀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可为传神之极。

沈尹默则回忆了两件事：一件是听陈仲恕讲，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因事到他家里去，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沈尹默评论道：

【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徐子明《胡适与国运》，描述一位“胡迷”与人的争论，道是：“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考古家，不料讲到考古，人家总推尊李济，董作宾，陈垣，罗振玉，王国维……（他们念了三十多个名字我记不清了）；再问下去，他们又提到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孙星衍，毕沅，阮元……（又念了五六十个），我听得不耐烦，便大声反问：‘五千来年，对于《红楼梦》、《醒世姻缘》、《水浒传》……的考证，有谁敢与胡先生较量？’幸亏有这一手，才把他们吓退。”（《胡适与国运》第36-40页）也真实反映了“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

荀子《劝学篇》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唐德刚说：“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胡适杂忆》第39-40页）有人说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种印象，实源于名为“札记”的日记。为什么要早早出版题为《藏晖室札记》的日记？就是因为盛名太过，无以服人，便将读书札记公布于众，以博早慧、渊博的名声，仿佛能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间穿行，以显示学问之高深，不过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的文抄公罢了。

唐德刚以《三分洋货，七分传统》为题，概括胡适治学的方向。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搞西方文学翻译，以为中国“树立榜样”的，但他只在年青时译过几个短篇，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写一点白话诗，以为新型诗人“树立榜样”的，但是他只在年青时“尝试”了一阵，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不应该对中国“死文学”感兴趣的，但他还没有迈出年青阶段，就开始“整理国故”了。原因很简单：欧美文学功底不行，只能回头来弄中国文学；当然，他是能找到借口的：为了推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给青年人做学问的方法。徐子明一针见血地说：

【胡先生的成功，向不止此！最妙是拿中国的东西骗外国人，又拿外国的东西骗中国人，这真是洪钧老祖不传之秘。你想，我们中国人，能学贯中西的有几人？外国人懂得中国学问的更少了！拿一点皮毛工夫，两边骗骗，真是何等容易！即使识破了这套的人，又“识法不破法”，一笑置之，谁去拆穿西洋镜？所以他打响马锣，演演魔术，愚夫稚子，无不信以为真。“假语村言”，哪不大行其道？你看他拿中国的诸子百家，去考取哲学博士，在美国又专讲中国文明；在国内呢，他又大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了。其实他对于民主政治固是外行，对于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他自白：他初到美国，本是学农，因为教师数他选种，他是不辨菽麦的书呆子，无法交代，自知终身不能入科学之门，还不如拿中国老东西，骗骗外国人，来得容易，所以不到几个月，便改了行。后来，他又自觉文学一途，就是坐飞机也追不上那班老家伙，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国学根底也不坏，于是又出奇制胜，要提倡“新文学”来打倒“旧文学”，而且用些外国的体裁。当时的老学究，已不屑做白话文，何况要采用外国格式？不懂文学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得不向他低头。假如不玩弄这一套，他一辈子也出不了头。其实他那《改良文学刍议》大份都是抄袭顾亭林的，其馀都是从前的“老生常谈”，就因为“文学放”，迎合低级趣味，才使竖子成名。以后他又拿白话文导师的头衔去骗山姆叔，真是“亿则屡中”了！（《胡适与国运》第36页）】

江勇振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

钱穆说，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以言以人，两无可取”。尤为可笑的是，胡适让自己也上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当。他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翻检则有之。1937年，胡适相信孟心史的话，认为戴东原“作伪实可恶”；及读王国维《戴校水经注跋》，对“赵东潜作《水经注释》全部为戴东原所窃”公案提出大胆怀疑，因为在戴震是自己安徽同乡，“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东原申冤”，于是上下求证，用了将近二十年功夫，论证了戴东原“无窃书之事”，可惜徒增纠纷，无补于事。正犯了王国维所说的毛病：“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细心苦读原典，融会贯通，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是治学的正当门径。徐子明评论说：

【胡先生在美国十年，除了做中国图书馆管理员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经注》的考据上，这种不朽的盛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料他考据出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妙论，却被台湾享盛名的女文学家说是“一钱不值”，“决非现代学者口中之所出”（原文见《中华画报》十三号）。他那种“火凤凰”的“大胆假设”，真是令人喷饭；大抵因那位女作家没有去“小心求证”罢。（《胡适与国运》第39页）】

其实，胡适何尝看不出戴震的抄袭？他的意念发端，实源于抄袭谢无量的潜意识。此举的客观效果，除搜集到四十一种郦注版本外，还为没能完成《哲学史》等伟著找到借口——那是因为把心力都放到《水经注》上，“往往废寝忘食，夜间做工到天亮”啊。请看他1952年12月5日在台湾大学讲演：

【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唐德刚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牟宗三说：胡适“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都是说得很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