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上）

来源：微信公众号“溯流文化”

本文发布于2018-06-19

“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大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公众自发奉献的，而是“善假于物”谋干出来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体，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与留美海归的人脉，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暴得大名”的轨迹。

余英时著《现代学人与学术》

壹

先说北大。荣登中国最高学府，是胡适一生关键的一着。但要跨进北大之门，就得“善假于物”——美国的博士头衔。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刚说得好：“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大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仕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个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适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适杂忆》第43-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唐德刚著《胡适杂忆》

世上第一位大学教授，肯定不是大学毕业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国还没有新式大学的时候，外国已经有了；中国还没有新式博士的时候，外国也已经有了：那些在外国得到学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国学位，又有欧美日本之分，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字招牌，胡适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还处处投刺自称“博士”，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钱济鄂嘲讽道：“吾真艳羡民初之留学生，赴国外居几天，外情一概不知。回国，即可视为专家，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中国文学纵横谈》第171页）

纵然进了北大的门，立住脚跟却大不易。严重的挑战，固在“鸿儒硕彦”的竞争，更在赢得好挑剔学生的认可。1918年2月18日，胡适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开场白是：“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手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转引自朱洪：《胡适与北大文友》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如今要讲不熟知的西洋哲学史，只好东拉西扯来掩饰。以教学来衡量教授，约可分为几类：一是学问好、口才也好；一是学问好、口才不好；一种是学问不好、口才好；一是学问不好、口才也不好。从胡适开课情形看，可归于学问不好、口才却不错的一类。他的高明处，在以“历史的眼光”吸引学生的眼球。学问有大小，有深浅，有厚薄；在胡适那个时代，又有了新旧。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旧？原来，胡适们将擅长的“新方法”标榜为“新学”，那些不会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归到“旧”的营壘了。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回忆他听北大哲学史的情形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赶走。身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听了几次以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顾颉刚著《古史辨·自序》

《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学问好的教授，对学生要求往往甚严；学问差的教授，就尤其注重对学生的态度。靠着“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的印象，胡适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留在了北大哲学系。但学问不多，总是一大心病。沈尹默回忆说：“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2年1月5日）对美国选举有研究的胡适，知道笼格多数的重要，学生便成了树立威望、排斥同道的“善假之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但有关“百年北大”的叙述，大都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讲起，仿佛第一任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第二任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第三任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都是庸夫俗子；在此之前的教授，都是酒囊饭袋，唯有待到陈独秀、胡适加盟，才带来无限光明。

徐子明著《胡祸丛谈》，有民主出版社1965版，其跋语略云：

【徐先生子明，少耽国故，稍长，值清廷变法，始治外文。年甫及冠，即笃志远游。洊历美、德两国黉序，因得博究西方文史。计乔居异域，凡七载而返国。民国四年，先生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同事诸公如刘师培、黄晦闻、汤辜生（鸿铭）、黄季刚之伦，齿皆长于先生，而过从无迕。自国府定都金陵，先生乃移教于中央大学。旋因东夷猾夏，先生流寓蜀中累年。既而寇退还都，则赤氛已厉。于是渡海来台，暂同市隐。感怀往事，遂与李君焕桑刊行《胡适与国运》一书。当时众议纷纭，与敓不一。岁月徂征，兹事几同陈迹。然而踵门问讯，求知事故之源者，未尝无人也。先生为释疑起见，特依问作答。问者随时笔录，或长或短，计凡十篇，而总名之为《胡祸丛谈》云。窃按此书指陈学术之弊，可谓慨当以慷。若夫见仁见智，则阅者自决焉可也。】

生于1888年的徐子明，比胡适大三岁；1908年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胡适早一年；1915年北京大学执教，比胡适早两年。在北大期间，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有所交往，据说黄侃欲请徐子明教儿子英文，先要考考老师，抓起一把头皮问这玩意英文叫什么，徐应声曰“dandruff”，黄侃查过字典，笑称“你在英文小学上，下过工夫”，始放心让儿子就学。《胡祸丛谈》披露了不少有关胡适初进北大时的内情：

【以西洋学术而论，有精通希腊拉丁和美德法意文字的辜鸿铭，他对这几种文字里的有名作品，头头是道，当时在北大的外国教员见他都恭敬异常。以中国学术而论，那就更多：就中如福州的陈衍，桐城的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瑞安的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象山的陈汉章以外，还有仪征的刘师培和章炳麟的高弟蕲春黄侃等。这些人对中国的学术文章，多是研究极深，很少匹敌。你想胡适除了用破坏的阴谋，怎能拿真学问和他们对抗？所以他就用奇计来分化学生，使中西两派的名师自然站不住脚。因为有实学的人总有些傲脾气，对学生不会敷衍。胡氏就迎合学生的心理，和他们称兄道弟，来讨论各位先生的长短。有时亦很恭维他们，但结论总可惜他们的见解太旧，又不会用科学方法研究。且说读些死书对二十世纪亦无用处。故辜鸿铭先生的博学虽被外人推崇，而从胡适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西式的古董，不足钦佩。至於那些国学名师，他又笑他们抱残守缺，喜在故纸堆里做活计，从未到新大陆去学科学方法，又没有听过杜威的高论，实在可怜得很。所以他言必称杜威哲学，弄得当时的学生七颠八倒，对美国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叹。因为四十多年以前有力量出国的人究竟不多，总以为美国是仙人所居，只须一到，虽鸡犬亦可升天。但既不能往美国，就不妨先听杜威入室弟子的伟论，亦胜於过屠门而大嚼。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个吃亏的就是辜老先生。因为他最瞧不起胡适，而教训学生又太切，加上他身穿马褂长袍，背后拖一条花白的小辫子，实足表现胡适所叫的古董，而不是二十世纪美式的应时货。所以他讲堂上的主顾就慢慢的向杜威的高足一面倒，听讲的人日渐见少了。到了民国八年的暑假以前，陈胡两人商量之下，就请蔡翰林停发他下学年的饭票。】

辜鸿铭（1857/7/18-1928/4/30）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别署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Tomson。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言，英译有《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龚鹏程说，辜鸿铭在民国初年，乃是少数拥有国际声望的大学者，当时中国学者有此地位者不会有第二人。有德国人写了一本《辜鸿铭》，中言“若有人诋毁辜鸿铭，愿和他决斗”。

关于辜鸿铭，时下流传的“仍是奇人、怪杰、轶事、趣闻那一套”（龚鹏程语）。胡适与辜鸿铭的矛盾，从1917年胡适刚到北大时就开始了。据说胡适做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辜鸿铭在下面用英文评论道：“胡适所学的是美国中下阶级的俚语而不是英文。至于胡适所识的法德文，尚不及中国蒙童读过三字经所识的国文。”辜鸿铭又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诗意全无，结论是：“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革命的极端愚蠢。”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90%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指文言文太难学）。辜鸿铭又回了一文，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90%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了。可见辜鸿铭要反对的，不是什么中国文学革命，而是废除中国高雅的文言文。

龚鹏程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指出辜鸿铭主要是一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西方人看辜鸿铭，认为他的观点对西方人是一面镜子。如《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奥斯卡·A. H. 施密茨《序》，只就辜氏对欧州近代社会思想的言论来发挥，辜鸿铭认为早期源于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已变成“讲究实际的，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实利主义”，以致“十八世纪欧州的自由主义有文化教养，今天的自由主义丧失了文化教养。上世纪的自由主义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现代的假自由主义则为了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自由主义只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这种堕落的文明，未来必将走上唯物主义和军国主义。各报评论也呼应其说，认为该书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药石之价值，而“辜氏批判西方社会、赞扬中国精神文化之言论，恰好跟尔后新文化运动所倡扬的态度相反，故其人颇遭‘妖怪化’‘小丑化’”，遂使这位在西方有很高声誉的传奇人物，“在中国则长期被讪笑，代表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动典型”（《龚鹏程论辜鸿铭：以中国救西方》）。

而对这位比自己大三十四岁、自信“中国文明即欧洲未来之方向”的前辈学者，胡适不仅不虚心受教，恰恰因为他的学说不利于宣扬“中国百事之不如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并让他的学生罗家伦，扮演了将辜鸿铭从北大辞退的“关键先生”。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发现卷号为BD1919031罗家伦的两封信，揭露出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了《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8月8日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5月3日的信是：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馀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8月8日补写的信是：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光明日报》2008年6月8日）】

罗家伦的信，打着拥护“极力整顿功课”的旗号，借提英诗一课的意见，对辜鸿铭进行无端攻击，其第一条罪名鼓吹“君师主义”，龚鹏程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辜氏理论最好的说明，就是《论语》“君正，孰与不正？”一语。君主是做为典范、号召的存在，他并不治民，只使民自治。情况犹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圣人呢？依儒家理论，人只要发挥本心良知即可，那么事实上也根本不必要有圣人。可是圣人的存在，可让我们有榜样，使我们也能被唤起，要令自己成就为像他那样有道德的人。所以圣人或君主并不驾驭人。“君正”，他们显现着正直高贵的道德人格；“孰与不正”，民众自然就都端正了。

辜鸿铭依据的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礼，在这儿，均不依俗说，解为外在的礼制规范，而是内心的道德律，义则是道德义务（所以辜氏说：在外国人，人们需用警察这类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则不用。因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出诸道德义务感而自发自愿的保护）。】

罗家伦自己听不懂，反而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其第四条罪名，上课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其实，这恰是辜鸿铭的高明处，能引起听讲的兴趣，倒是罗家伦英文底子不扎实，被辜鸿铭用刁钻问题难倒，方怀恨不心，意图报复。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这种“迟到的佩服”，正表明当年之举是出于私怨。

至于第二、三条罪名，“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不正是北大教学的惯例吗？

对课堂教学有意见，自然是可以提的，但一下子就要改换老师，甚至将英诗课减去，换成杜威的“哲学”、“教育原理”，就未免太过分了。罗家伦的信，是写给英文主任胡适的，公然“渴望主任先生担任”，或换成胡适老师杜威的课，分明出于胡适本人的授意。“宽容”与“兼收并蓄”，向被颂扬为北大的传统；连作为学生的罗家伦都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这件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的大事，所有当事人或知情人，包括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这真是对“北大精神”的莫大嘲讽，阴谋驱逐“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的辜鸿铭，用罗家伦的话说，“岂不更贻大学羞吗”？

徐子明又说：

【辜先生死后，胡适就要对付那些国学名师。他的策略亦不外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老套。原来当时的中文门（即现在的国文系）含有派别：一派是桐城的散文家；一派是章门的弟子。散文家行文主张义法，由方姚而上溯唐宋西汉。章门弟子所研究的是许郑之学，重在小学（文字学）经典，而行文转宗魏晋。这两派虽同讲国学，实未免各是其是。但他们见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就多笑他以盲引盲，胡适并不因此生气，只管暗中做他的工作。他开始先捧章太炎的学问，渐渐得章门弟子的欢心。再帮章门在学生面前讥评桐城派的空疏，使学生对他们失掉信仰。从此以后听陈石遗和二姚（仲贤、叔节兄弟）等课程的学生日见稀少，末了就门可罗雀，这几位先生见情势不佳，自然相继离校了。胡适觉得这个把戏玩得顺利，不妨仍用老套来对付章门。当时章门弟子在北大的有黄季刚、钱玄同、朱逷先和自称章门的三马三沈等。就中以黄季刚的学问为最优，所以他态度亦略带兀傲，不被同门所亲，况他对学生常加责备，又激起反感。胡适看见有隙可乘，就先和钱朱沈马一批人拉拢，来孤黄季刚的势。再和不满意於黄季刚的学生交好朋友，说美国的教员绝无像黄季刚的傲慢态度，为的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所以美国学生对任何有脾气的教员决不容忍。况且在二十世纪新时代不肯研究新学问，还要在几千年以前的破书中讨生活，究竟有什么用处？学生们听了这番议论，就又惊又喜，好像受了空前解放。从此以后听黄先生课的人就一天少於一天，到了最后还馀几个晨星似的学生，又被胡迷的份子用老拳赶跑，使国学淹通的黄先生再也留不下去，只有南下到武昌师范设教。还是民国七年的事情。原来胡适的眼中钉就是辜黄两位先生，其馀桐城派的几位先生尚在其次。所以辜黄一去，就没有人批评他的长短，胡适就可放胆讲他的中国哲学，而痛骂孔子所主张的伦常道德，又可放胆的把《红楼》《水浒》和《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小说列为正式课程，来代替经史以做新文学（白话）的模型。那时的学生在大解放之下，除掉少数以外，都喜极欲狂。章门弟子和沈马兄弟见此情形心中颇不如意，无奈大势已去，又无奈袁大头的面子，急急的向胡适送降书帮他提倡白话，且骂他们自己所依附的老师（章太炎）为不识时务的疯子。胡适明知他们的投降只是为了袁大头，但并不说穿他们的心事，只微笑受降罢了。（《胡祸丛谈》第5-6页）】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黄侃（1886-1935），字季刚，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著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是继章太炎之后著名的国学大师。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

要挑动学生排斥比自己高明的教授获得成功，又得“善假于物”，那就是握有实权的蔡元培。蔡元培1917年1月10日初掌北京大学，1月13日就派令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据陈独秀推荐聘胡适为教授，初时月薪260元，一个月后调为280元，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后，月薪增加到300元。就蔡元培初衷而言，刚从德国留学回来，面对北大一班老朽，唯有引进留美洋翰林，才能镇住局面。胡适有没有博士学位，要他拿出“羊皮之纸”验看一下不就得了？有人说，“蔡先生想在北大开百家争鸣之风气，不愿意受教育部繁文缛节的约束，就通脱行事了”，恐怕还是想当然耳。再说给那么高的薪水，又有什么根据呢？人称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各路人才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但他廉价地赞许胡适“旧学邃密”且“新知深沉”，却排斥真正“旧学邃密”的一流学者辜鸿铭、陈衍、姚永朴、姚永概、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陈汉章、黄侃，这对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岂不是最大的相悖？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胡适后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提携，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但到北大后，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全力支持蔡元培，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共同推进教育改革。胡适是一个无时无地不在的反对派，对于比自己年长二十四岁、且于自己有恩的蔡元培，绝不是一个可以和衷共济的配角。他对待蔡元培，“善假于物”便是“体制改革”的招牌。在胡适建议下，“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美其名曰“不但增加全体教务人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而且还可以利用多方面的才智，同时还使学校的基础稳固更加稳固”（胡适：《回顾与反省》），实际上是用以架空校长。当初聘胡适为教授，将工资涨到300元，不都是蔡元培一人说了算？如果评议会早点成立，胡适能否踏进北大之门，恐怕都成问题。待到建立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的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如大学立法、学科废立、教师学衔、学生成绩、学校预决算等，都要经评议会同意，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甚至到校外兼多少小时的课，都要讨论表决了。请问，文科教授哪懂得谁做理科学长合适？校外兼课的情形各各不一，有多兼的，有少兼，也有不兼的，让这伙人去讨论如何限制课时，如何处理待遇，怎会有统一的意见？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岂不是让教授自己选举自己？胡适是深谙美国选举游戏规则的，游走其间，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明是谦让，实为进取。正如徐子明所说，“不肯以第二人自居的”、“后生可畏的胡氏竟拿来培植自己势力，而蔡氏反而变成傀儡了”（《胡祸丛谈》第3页）。胡适在到校一年多，就以最多票数当选新一届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且是评议会、主任会成员会议的书记，又先后出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1920年10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19号报道八个委员会的成立：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图书、庶务、仪器、出版，胡适一人身兼预算、聘任与出版三个委员会委员（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申报》1919年刊“世界丛书”之广告，审查委员标“蔡孑民、蒋梦麟、陶孟和、胡适之”，下栏之“注意”明标：稿件“寄交北京大学第一院胡适之先生”，可见已握有学术大权。1919年10月，因马寅初患病代理教务长，胡适更直接地参与校政，权力直逼校长，遂有了“迎蔡拒胡”的风波。

1919年《申报》刊“世界丛书”广告

1917-1919年，是胡适起飞且最辉煌的阶段，偏偏没有留下日记。然从其后日记中，仍可见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心机。如1921年9月23日日记：

【下午三时，到中央公园，赴孟馀谈话会。开会情形真可怜。有人不配出锋头，偏要出锋头！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又如1922年7月3日日记：

【与在君、景阳、孟和、敦复闲谈，直到早二时半始睡。景阳、在君熟识北大的十年历史；在君知道何燏时做校长时及胡仁源做校长时代的历史，景阳知道夏元瑮做理科学长时的历史。当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时，胡仁源、徐崇钦、沈尹默皆同谋。〈故景阳首〉后来尹默〈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又反怨徐、胡两人；及蔡先生来校，尹默遂与夏元瑮连合，废工科以去胡，分预科以去徐。后来我提倡教授会的制度，蔡先生与尹默遂又借文理合并的计划以去夏。我当日实在不知道种种历史的原因，也不免有为尹默利用的地方。其实（据景阳说）夏浮筠当时即召集景阳、星枢（俞）、冯汉叔、张菊人等谋抵制的方法。浮筠一生大模大样，得罪了许多人，故他们不肯帮他；他们最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后一事实是我发起的，我的意思在裁人，而后来由浮筠与仲甫两个学长起草，仲甫推浮筠，淳筠于稿上大书“夏元瑮拟”，故人只知为他的手笔。后来评议会改每年换约为第二年换续约，以后不再换.更失原意了。）两件事。结果便是浮筠出洋，景阳代他。景阳们虽不肯助浮筠，而也不愿“本科”学长归仲甫，故景阳首倡废学长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议后来久不提起，直到后来蔡先生欲辞去仲甫而不欲仲甫居辞去之名；恰好那时景阳调教育部为专门司司长，蔡先生遂以废学长之名义去仲甫，教务长之议遂实行。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当时景阳不曾投票，故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但后来尹默与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而阴谋家的流毒，至于今日，恶果愈显出来了。】

多少人咏赞胡适“温文儒雅”，有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的风度。但在曲曲折折的叙述中，“阴谋”、“诡计”之类却贯彻始终。在胡适的潜意识里，北大个个都是阴谋家，所谋都是为了“废”谁“去”谁，却不经意间不打自招：我提倡教授会的制度，我发起每年更换聘约，“我的意思在裁人”。试想，一个以学问为天职的教授，怎会时刻想到“裁人”？说别人是“不配出锋头，偏要出锋头”，言下之意，自己是“配出锋头而不要出锋头”了。废学长之议代以教务长后，“我本来不愿当选”；怎奈沈尹默亲来说陈大齐等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故开会时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结果二人各三票，蔡先生加马寅初一票，遂举寅初，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这段历史，在沈尹默《胡适这个人》也得到印证：

【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

沈尹默向为蔡元培所信任（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是他向蔡元培建议的），学校方面应该爱护年轻的胡适，“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不料胡适却目为“阴谋家”。而从蔡元培加马寅初一票的反应看，他对胡适的表现也是不以为然的。

实际上，胡适更看重的是文化领导权。1921年10月11日日记写道：“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徐子明评论道：“（胡适）竟一跃为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惟一的领袖，同时又捧末代翰林蔡元培当傀儡（蔡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又做过教育总长），组成一个死党来操纵全国的教育权。凡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缺人，甚至中学校长缺人，总要直接或间接和这个死党有关，才配去做。其目的不过要培养无数的徒子徒孙充满於各界，以备自己思想界学术界领袖的地位，能变成全国政治上的领袖。”（《胡祸丛谈》第85页）话虽然讲得不好听，却道出了胡适横扫文坛，争夺霸权的实情。

贰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再说媒体。“不胫而走”，声名远播，靠的是媒体传播之力。胡适深谙此道，历来对出版社与报纸重视，这是他“善假于物”之又一道。

1918年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要求列入“北京大学丛书”，有人认为是“抄袭之作”，不予认可；经蔡元培力荐，商务印书馆勉强接受，以30元低价买下。蔡元培序为之吹嘘：“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又盛赞《大纲》的“四大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三年之内再版七次，竟让胡适颂声四起，誉满天下。

1921年12月初版《胡适文存》

尝到了甜头，便在1921年12月出版《胡适文存》四卷，1924年出版《胡适文存二集》四卷。按，古有“别集”一类，其自制书名者，始于南齐张融《玉海集》，大凡题《××集》；而书题作者姓名者，多为后人追题，如《扬子云集》、《蔡中郎集》、《孔北海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等。1921年胡适年方三十，就敢以己名名集，且加“文存”二字，自诩其文必存。不想亚东图书馆操作圆熟，经营得法，双方都大获其利。胡适1928年12月日记有亚东图书馆的对账单，所列《胡适文存》帐目为：

【《胡适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平装本），版税15%，计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计6480圆。】

胡适还善于给自己做广告。1927年2月《整理国故与打鬼》写道：“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巧妙地借“批评”西滢为由，既自诩“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又吹嘘“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试问，世上哪有如此厚颜无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1924年11月初版《胡适文存二集》

为推销自己的书，胡适还真打了广告。《国语文学史》新月书店出版后，打出一则广告道：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

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堪称古往今来最绝妙的广告词。更为有趣的是，这部1921年冬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国语文学史”的讲稿，后由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封面上有“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的“代序”。由于广告上说，“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与事实不符，让钱玄同有了意见。胡适连忙写信解释，说出版商也无恶意，本意无非借重“大名”登广告，况且北京文化书社翻印此书作同学的参考讲义，不是为牟利，自己也不好责备；但作为新月书店董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代为负责”，向钱玄同请罪。经过这一番折腾，无疑扩大了《国语文学史》的影响。

胡适著《国语文学史》

胡适与报刊记者的关系也不一般，1921年7月17日日记：“晚间到《申报》馆看史良才，《时事新报》馆看张东荪，《商报》馆看Sokolsky[索克思]，《时报》馆看狄楚青，《神州日报》馆看张丹斧，皆不遇。”就中与张丹斧的交往，更是耐人寻味。1921年7月20日日记写：“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中贴一份剪报，题《胡老板登台记》，作者署名“丽天”，文章说：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自请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可谓勿负十年窗下矣。（十年海外不算吗。）然胡博士是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职任。今被收买，将来对于该馆出版应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闭目一想，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那里是什么文学家就职，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何不说谭叫天）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求沪，即日登台了。】

张丹斧（1868-1937），本名扆，又名延礼，上海《晶报》的主笔，为人玩世不恭，善作打油诗与小品文。他虽与胡适观点不同，关系却不失亲昵。这篇开玩笑的文章，中有许多夸大的事情，如商务印书馆月薪五千元，著名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只要稍加澄清，便可化为乌有，但胡适要的就是这种玩世文所传递出来的“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的效果，好让自己的声名从此深深种入读者的脑际，所以与张丹斧的关系，得以长久维系。

《申报》1928年3月18日载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文末云：“车中忆席间胡博士极称本日《上海画报》张丹斧所作之白话诗，内有‘其实何尝绑肉票，分明正是出堂差’二句，一再激赏，愚遂□车至南京路购阅。”1929年3月19日自作《答丹翁诗》，跋云：“丹翁忽然疑我怪他，不敢不答。”诗曰：

【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

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干女画玲珑。

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不正道出对小报记者廉价捧场的感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