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悲歌，李白和唐诗大咖们的《长安三万里》！

到外地出差，返京前一晚看了刚上映的《长安三万里》，片子拍得很不错，我建议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唐诗与唐文化史感兴趣的大小朋友们都看一看，有志于在体制内发展的朋友们也看一看。

这部电影以唐朝诗人高适与李白二人的一生命运变幻为主线，将一干诗人的浮沉放到了大唐经安史之乱由极盛到迅速衰败的大时代呈现出来，既有宏大的历史背景，又有细腻的个人历程展示与心理描述。李白和高适因不同气质秉性和政治眼光而迥然不同的人生结局，更是让人感慨不已。

看完电影不少人会忍不住感慨，李白这个人确实不是干政治那块料，他才华横溢，乐观豪迈，但是在各方面（尤其是个人性格与政治眼光等）都不具备一个从政者应有的基本素质要求。不过也幸好如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标志性浪漫诗人，少了一个能力泛泛的官员。

而高适虽然文学成就不及李白，历史影响不如李白，但是其沉稳的性格与政治眼光的敏锐是李白所远远不及的，所以虽然前半生也历尽坎坷，牢骚满腹，安史之乱中高适却迅速窜升，奉命于危难之间，成为官居一方的淮南节度使，在平定永王叛乱后功成身退，成为诗人中为官大概最成功的一位。

一般而言，短期内迅速蹿红疾升的官员下场都不会太好，主要是因为破格晋升会打破官场平衡，招致官场嫉妒，损害其他同僚利益，加上个人德才不足、历练不够，无法驾驭高位，很容易高位翻船，一头栽倒永无再出头之日，这方面的案例数不胜数。但是一年内从从八品小吏疾升到正三品节度使并加银青光禄大夫的高适却不仅顺利完成了朝廷交于的平叛任务，还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候以退为进，将光环成功保留到了坟墓，这很不容易。

相对而言，李白的政治眼光就差远了。我们可以做个对比：进入安史之乱，中央权威丧失，为节制地方并在三个儿子中搞平衡，已经逃离长安的玄宗发布“三王制”把三个儿子分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主政，高适立刻看到了此举潜在的巨大风险，向玄宗分析这样可能会导致诸王争位，加重乱局。玄宗的回应不仅不是收回成命，反而把高适派到了永王李麟那里，大概是一方面辅助一方面监督永王吧。

但是随着太子李亨在宁夏继位（肃宗），永王向江东移动露出叛乱迹象，高适毫不犹豫一分钟都没耽误立马离开永王投奔肃宗，并向肃宗全盘分析了永王的军情与能力问题，肃宗因此非常赏识高适并即刻升其为淮南节度使，令其率军讨伐永王。而同一时期，原本赋闲的李白却把宝押到永王一边，主动投奔永王（李白后自述为受胁迫）并为永王写了十二首诗称颂，结果成为附逆乱臣，被俘成为高适的阶下囚，差点丢了性命。与李、高而言，绝对不愿以此种方式悲剧重逢，但造化偏偏如此弄人！

因为高适与李白为旧交宿友，唐及之后的诗人多有批高适者，认为他不够朋友，危难时不发一言相救。但是从现实政治看，不救李白可能恰恰是高适最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样不仅救不了李白，反而会连累自身并害了李白。这一点我们从杜甫为唐绾求情被逐即可预见。诗人们对政治总是充满美好人性的想象，但事实上政治从不像诗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封建政治是权力与斗争的逻辑，非常残酷，很多人一辈子也悟不透其中万一。

电影为美化高适的人格，在最后借两人的共同朋友杜甫之口，说高适因自己不方便救李白，写信给郭子仪，让郭子仪向皇上求情赦免李白，这个在正式的历史书上是应该没有记载的。

电影中还有个严武，和高适一起平定了吐蕃叛军。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后来节制剑南，在成都接济过杜甫，但是也差一点砍了杜甫脑袋的那个暴脾气严武吗？

李杜二人这个命运啊，真是令人感慨！

一位浪漫主义大师，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这两位唐朝最负盛名的超级大咖，中国诗坛上最闪亮的明星，他们在当世的生活，所经历的磨难，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也许正是这样，他们才能写出那么美好的诗歌吧。司马迁《报仁安书》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李杜文章，亦如是也！